二 竞争力理论
竞争力是指竞争主体（国家、地区或企业等）在市场竞争中争夺资源或市场的能力，它集中体现为该竞争主体的产品（或劳务）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及持续扩张的能力[10]。这种能力是竞争主体在竞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表现出来的，是竞争主体多方面因素和实力的综合体现。现代竞争力理论主要是从对企业竞争力的探讨和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发展起来的。归纳起来，竞争力的理论来源主要有比较优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等。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将竞争力的基本理论方法应用到产业或区域等层面，逐步发展起产业竞争力理论和区域竞争力理论，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竞争力理论假说和研究方法。
（一）比较优势理论
在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按照他的论述，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的来源是各国生产产品时劳动生产率差异[11]。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比别国低，处于绝对劣势，只要这种劣势程度存在相对差异，就可以进行分工，使各国获得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12]。之后，詹姆斯·穆勒、马歇尔和埃奇沃思等人都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条件问题和一些比较静态分析上，对比较优势成因的解释依然局限于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进入20世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的模型，认为区域是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地域单元，由于生产要素分布不均，必然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最终使区域贸易产生[13]。20世纪50年代初，里昂惕夫以美国为例对俄林等人提出的“资源禀赋说”提出了挑战，在国际经济学界提出了“里昂惕夫之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国要素结构与技术水平的动态化特征愈加明显。因此，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突破传统静态分析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解释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时序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要素禀赋变化的不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可分为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和外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前者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要素禀赋变化会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同时影响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的格局；后者认为资本流入使一国以实物衡量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以要素价格衡量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14]。
准确理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尊重按现代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对于分析农产品加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技术创新理论
现代竞争力理论早期有代表性的学说是熊彼特的“创新说”。1912年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第一个突破了近代关于竞争力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等古典学说。他认为，“创新”对企业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当竞争对手无法或没有迅速察觉新的竞争趋势，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写彼此的竞争态势，也就是说，不断创新的企业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15]。以熊彼特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论认为竞争力优势主要是以技术及组织的不断创新为依托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所谓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等五个方面。这种理论本身，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为我们研究产业竞争力提供参考[16]。
（三）竞争优势理论
1.竞争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论述了竞争力问题。竞争优势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理论前提，用动态、全面的视角分析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波特认为一个产业内部的竞争状态取决于五种基本竞争作用力，即潜在入侵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买方、替代品、现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这五种作用力综合起来决定着该产业的最终赢利能力。不同的产业，这些作用力的强度不同，因而导致产业的赢利能力也不同。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迈克尔·波特站在国家立场分析了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问题。他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一个国家在某一行业取得全球性成功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个基本要素以及机遇和政府作用两个辅助要素，这六个因素共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生产要素状况、国内需求、相关与支持产业状况、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因素之间的关系成菱形，因而称之为“钻石模型”，如图2-1。
图2-1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决定因素的菱形模式
迈克尔·波特研究了许多国家特定产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提出了产业国家竞争阶段理论。他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成长分为四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竞争优势的来源也不同。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阶段，这一阶段产业国际竞争力得益于某些基本的生产要素。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企业通过自己的研究、生产和开发，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赢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阶段，此阶段是国际竞争力衰落的时期，其驱动力是获得的财富。一些有实力的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或操纵国家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些企业通过频繁的兼并和收购来改变市场竞争状况，从而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一阶段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以上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产业国际竞争力上升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衰落时期。
基于波特模型的外向性，1993年英国经济学家J.邓宁对波特的“钻石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将“跨国公司商务活动”作为另一个外生变量引入“钻石模型”，形成了更为完善的“Porter-Dunning”理论模型；基于波特模型的适用性，鲁格曼（A.M.Rugman）、乔（Dong-sun Cho）和蒙（Hwy-chang Moon）等拓展了“钻石模型”，分别构建了“双钻石模型”、“一般化的双重钻石模型”和“九要素模型”[17]（见图2-2）。
图2-2 九要素模型
2.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超越和发展，它既可以用市场份额等指标定量表示优势的程度，也可以用影响市场需求、激励竞争、增强竞争力等的诸多因素，切实地找到提高竞争优势的途径和方法。同国际竞争力一样，竞争优势也可以细分为产品、企业、产业和国家四个层次。竞争优势是比比较优势更高层次的竞争力，它不仅与决定比较优势的基本要素有关，而且更受制度、知识、品牌、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技术创新等高级要素的直接影响[18]。
从本质上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生产力水平的相互比较，有利的资源禀赋条件是两者发挥的共同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意味着强调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应该扬长避短，而增强竞争优势更意味着各国产业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既存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比较优势强调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竞争力的比较，而竞争优势强调各国同一产业之间竞争力的比较；另一方面，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最终体现。
（四）制度创新优势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一般而言，制度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可以引导行为主体朝好的行为方向发展，从而带来产业体系运行的顺畅；另一方面，制度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也是经济政策作用于产业发展的过程，它可以起到调节产业发展的作用[19]。在这方面的研究，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竞争力优势理论尤为著名。他认为竞争力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强调竞争力优势是制度安排的产物[20]。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创新的关键，而制度创新往往是经济组织形式或经营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制度创新之所以能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一个效率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21]。此后，以拉索特（Lucsoete）、特纳（R.Turner）、梅特卡夫（Metcalfe）、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学者，对熊彼特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拓展并进而发展出了两个新的分支，即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扩散为内核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及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内容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两个分支相比较，前者强调技术创新尤其是应用性技术的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后者则强调制度及其变革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由于所有技术的创新均要依赖于有效的制度支持，同时其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制度体系的变迁，因此，从根本上说，创新的核心概念是和制度紧密相连的[22]。经济发展的本质其实也就是一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通过制度的创新，可营造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潜能发挥的环境，从而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