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常规的背后

学术文献中所讨论的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通常有两类：体系约束和美国国内政治及制度的制约。国内问题中核心的是，公众行为是否构成了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约。大部分学术研究聚焦于公众对国家动用军事力量的反应，以及特定的事件要素对舆论效果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公众对各种不确定性——战场上的胜利、实际或者预期的伤亡人数、决策者和政治精英话语的性质、在特定情况下的目标、任务是否受到多边机构支持，以及媒体报道的性质——的感知状况。公众的支持或反对意见是否重要，也取决于当时主导政策的总统个人的规范和政治信仰。

相对于国内研究的复杂和精细，学者们勾勒的体系约束画像则鲜明简洁：崛起的大国遭遇强化的制约。也许是因为这种相对清晰性颇具吸引力，评估美国政策的学者也就普遍把重点放在体系约束上。不过，支撑他们结论的研究过程却并不像论证国内约束机制的过程那样小心谨慎。相反，他们关于体系约束的鲜明看法只是在最初看似合理，因为它只不过是在与过去数十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化成果同声相应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者们就在追寻关于国际关系的普遍的、系统性的知识，这导致系统论（systemic theory）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获得过多关注。该理论方法的一个特点是致力于为涉及长时间跨度的模式提供一般性的解释，而不针对具体的国家间互动的细节。学者围绕由国家主体所组成的社会系统提出相关命题并检验之，而较少涉及国家的内部属性。尽管系统论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所减弱，但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仍然是对其理论方法的反映或发展。如今关于对美国的约束的学术知识就是这个思想史的产物。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关于体系约束的传统知识起源是再清楚不过的。均势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关于体系约束的理论，它与现实主义有着难以消除的联系。均势理论认定，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能够强制执行协议的中央权威（例如，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长期生存（安全）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从而导致国家通过联盟（外部平衡）或者军事建设（内部平衡）来抵制潜在的权力集中的危险（也就是经常被均势理论家称作“霸权”的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越强大，其他国家制衡它的动力也就越强大。“霸权导致平衡，”肯尼思·华尔兹表示，“从始至终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

这也就难怪学者们要千方百计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冷战后美国面临的体系约束了。在其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命题中，没有一个能比均势理论吸引更多的学术努力。它在今天的思想中的主流程度，大概和它在启蒙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一样，换言之，自从卢梭和休谟把人们所熟悉的关于平衡外交的知识转化为条理清楚的理论观点开始，它就是主流了。华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把那些理论观点变作一种结构的系统论，由此成为近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当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优势时，该理论的基本命题，也就是权力的自我否定性，就像是为后冷战时代量身定做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从通常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传统中也得出了针对当代美国力量的自我否定性质的类似结论。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都部分地源自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回应。它们都拒斥均势这样以权力为中心的简单模型，同时都强调被现实主义作品淡化或忽视的因果机制。然而，关于对今时美国的体系约束，这些理论流派还是得出了一个与现实主义殊途同归的一般性结论：随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份额的提升，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也有所增加（尽管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并不是一个涉及权力平衡的问题，其因果路径看上去并不像现实主义的“权力引发权力抵消”观点所表达的那般直接和线性）。

制度主义理论要表明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在国际制度中的合作获益，以及与之相对地，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内进行合作的话，它将会蒙受什么样的损失。制度主义者强调，为了避免这些损失，各国必须以制度规则约束自己。虽然这些约束适用于所有希望从制度化的合作中获益的国家，但根据最近的分析，它们对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尤为必要。当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是美国的相对力量随着苏联的衰落而上升时一样，它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抛开对自己而言碍事的游戏规则，并且在短时期内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越是能支配或抛弃弱国，弱国就越在意对领先国家政策自主性的约束”。

制度主义理论所呈现的基本论点是，美国迫切地需要维持在国际合作中的好声誉，任何想要修改现行制度秩序或者使美国与之隔绝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制度主义坚持认为，这样做会弱化美国的“多边声誉”，减少其他国家与美国在它极力重视的领域（比如贸易）的合作。如果这一论点属实，它就对美国的安全政策具有重大意义：为了维持与弱国的制度化合作，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就更需要接受与多边协定相关的约束和规则。

建构主义理论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关于国际秩序约束力的论点，其中合法性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建构主义强调，只有在受到制度秩序的规则约束的情况下，美国的物质资源才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克里斯琴·勒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总结的核心主张即是，“所有政治力量都深深植根于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和相互构成（mutual constitution）的网络中；稳定的政治权力……最终依赖于合法性；而制度对维持这种权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遵循这样的命题：一个国家越强大，它就势必能更多地从自身力量的合法化中获益，同时也越会因为合法性受到他国的质疑而蒙受损失。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向单极放大了这一基本命题，使其更加突出。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得出一个给美国带来深远影响的说法：不遵守在安全领域的公认规则将削弱美国的合法性，由此会引发对美国霸权的争议并使之弱化。无论公认的做法多么碍事，违背它们都会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

因此，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都强调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度约束。而同时，自由主义指出了国际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即在近几十年内大大加快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约束国家的安全政策，包括那些顶级大国的政策。其约束效果之所以在今天特别突出，是因为当前降低世界经济参与水平带来的机会成本偏高。通过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拥抱全球化，美国提升了经济实力，也由此增强了整体力量。然而，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也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因为美国的安全政策也相应地更容易受到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潜在约束。

所有主要国际关系学派都交汇在同一个关于体系约束的基本论点上，这一结果受制于当前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在所有情况下，关于力量提升引发约束强化的假设都是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初步推断。这也难怪，当面对单极体系下的新情况时，学者是依靠既有的理论和研究来推导对美国的约束因素的。毕竟，学者也只是普通人。他们就像是知识的守财奴，即使世界改变了，也不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理论并重新开始。“学术界并没有采用激进的变革，”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指出，“而是通过调整现有的理论来满足新的现实。”

尽管目前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长远来看却并非理想状况。美国力量领先的程度前所未有，仅这一状况就足以让我们质疑那些在研究既往体系的过程中得出的推论。不幸的是，当通常处于竞争状态下的理论流派都集中表达同一种论点时，让传统知识接受理论和实证检验的动力就被相对削弱。这个论点不仅初看令人信服，而且也符合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所赞同的对外政策药方：在权力诱惑前保持克制。

然而，鉴于施加于权力的体系约束对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一般性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学术评价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们这本书就针对五个讨论美国今天面临的体系约束的关键理论观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