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发展和完善
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工商业获得了再次发展的空间，但战后和平时期涌入的大量英国制成品使其弱小的工业又一次遭受了严重打击，于是，保卫本国工业与仇英情节相互交融、空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思想洪流。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立足于本土情况的理论家逐渐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和工业促进思想的大旗，并对欧洲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美国学派不仅形成了以贸易保护、国内市场和国民银行为核心的“美国制度”政策体系，而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统一的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一、第一代美国学派对本土化经济规律的开创性探索
19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的经济理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系列重要著作的诞生标志着有本土特色的美国学派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出现。这些文献大多出自非专业学者之手，他们从不同方向思考美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却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对英国正统经济学说的世界主义与殖民主义倾向表达了极端的反感并进行了驳斥。
以律师为职业的雷蒙德最早从这些学者中脱颖而出，他提出要“为挣脱欧洲理论权威的束缚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他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只与其政府的利益诉求一致，但却并不符合美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1]。在研究中，雷蒙德从法理角度肯定了私人所有权的稳定对个人谋求经济利益具有重大的作用，但通过说明人类具有掠夺和占有的本性，他指出只有向公众认同的政府授予绝对的权威，使之能够在经济发展领域充分发挥引导、调节和约束等各种作用，个人财富才能在社会团结的状态下组成国家的财富。“个人积攒的土地、工具和钱财并不是形成国家财富的充分条件，将它们放在一起发挥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土地和资本只有与拥有技能的勤奋劳动者相结合，只有与发挥激励作用的所有权制度相结合，只有与工艺和科学的不断进步相结合，才能形成国家财富，而政府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各项政策则在其中发挥了最为核心的作用。”[2]以这种国家主义观念为基础，雷蒙德指出了一个国家农工商业平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对于农业，他强调保持其生产的稳定性与多样化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内向型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制造业，他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汉密尔顿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说明了相关政策在促进科技发展与提升工人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对于商业，他严厉抨击各种垄断和特许经营制度，指出了建立和发展国内统一市场的长远价值，并提出了政府稳定金融体系、促进货币流动的巨大意义；此外，他还特别强调政府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发挥应有的道德作用，这在美国便突出地表现为应尽早彻底废除畜奴制度。[3]上述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精确性，但它立足于美国本土和积极指导实践的特征，使雷蒙德被众多思想史学者授予了“美国首位经济学者”的称号。[4]
19世纪20年代，雷蒙德与亚历山大·埃弗雷特（Alexander Everett）和威拉德·菲利普斯（Willard Phillips）组成的三人学术小组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反对英国理论教条的领导团体。[5]针对作为主流理论基石的报酬递减规律，他们都认为土地在本质上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主观区分资本与土地、利润与地租并无意义，资本的不断积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必将打破农业生产的静态特征，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必然在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被证伪。[6]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埃弗雷特曾指出人口的增长速度与其所处经济环境存在相互协调的关系——美国的人口虽然每25年翻一番，但并未遇到自然资源和生产规模方面的终极约束，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速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加速度；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国家发展阶段的跃迁，人口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并与前者相互协调，因此人口发展的真正规律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恰恰相反。[7]此外，菲利普斯经过分析，指出欧洲主流经济理论存在十一大谬论，尤其是其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比较优势原理，在缺乏政府合理引导的条件下，其并不能使美国实现各种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只有依靠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主义战略，才能为与社会存在有机联系的落后国家带来经济实力的真正提高。[8]
在这一时期，暂居美国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和加拿大学者约翰·雷（John Rae）也提出了他们的基本经济观点。通过区分个人财产与国家财富，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水平才是一国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国家财富并非居民拥有和交换的实际产品，而是包括劳动者的技术与素质、各种资源的开发状况，以及政府在促进生产进步和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等多种因素；由于鼓励工、农、商等各产业的合理发展是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关税保护政策和经济促进战略是一国合理且必需的经济工具。李斯特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27）正是1827—1828年美国关税大论战的产物，它对此时美国民族主义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成为李斯特后来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的直接源头。[9]有学者由此将李斯特称为“第一代美国学派保护主义学说的整理者”[10]。约翰·雷在其著作《关于揭示<国富论>中自由贸易和一些其他学说谬误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34年）中，有效吸收了早期美国学派的思想成果，通过对资本概念的独到分析，为该学派此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他赞同只有生产力水平才能衡量一国财富水平的基本观点，并指出，国家财富的增加主要源于生产性资本的不断积累，而后者又取决于“积累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sire for accumulation），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以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充分发挥资本的生产潜力，将其生产成可消费商品的能力。而要增加这种“有效需求”，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劳动者的生产工艺和创新水平，从而提高经济的循环速度与运行质量才是最为可行的途径，这也是一国政府实现有效干预、促进经济进步的重要机遇。[11]
此外，前文提到的马修·凯里也在19世纪初期美国学派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并不是一个精深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但却是一个激昂的社会改革宣传家和活动家。其与美国早期的制造业领导者结成联盟，于1819年发起成立了“费城民族工业促进协会”，并在“宾夕法尼亚制造业和工艺促进协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其大部分著作也发表在这两个协会的文件中。他尖锐地批评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对国际贸易和制造业技术的垄断与封锁政策，坚定地支持美国实行保护主义和工业促进战略并由此实现经济的真正独立。[12]
由此可见，经过汉密尔顿、雷蒙德和李斯特等学者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特点鲜明的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思想逐渐发展并形成。这些学者的观点主张虽然还处于较为凌乱和质朴的状态，但新生的美国的蓬勃发展使之怀有强烈的社会关切意识和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并不奢望发现或创造普适性的经济原则，而是针对美国遇到的各种问题，务实地提出自己的理解和主张。将他们的思想完善和系统化，从而提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任务，最终是由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国学派完成的。[13]
二、亨利·凯里等人完成了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理论体系
亨利·凯里的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其经济思想也经历过从信奉自由主义到捍卫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1835年，亨利·凯里发表了其第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论工资率》（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这标志着他经济理论研究生涯的开始。这时的亨利·凯里是英国正统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其著作也展现了他对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萨伊等人经济思想的充分的了解，以及对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的著作的批判性认识。亨利·凯里一方面接受了工资基金理论，承认工资率与资本积累率同向变动，与人口数量反向变动；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工人支付高工资，认为实现它的唯一途径在于增加人均资本，由于使用机器设备将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高工资不等于高成本，反而与经济繁荣紧密联系。立足于美国社会的现实，亨利·凯里在研究伊始便尝试建立一种理论，以说明美国各阶级处于利益和谐的状态。他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所表现出的悲观态度，相信自然的生产力将远远超过人们的认识，土地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必将使各阶级现存的对立与冲突逐渐消失。亨利·凯里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由放任对经济运行具有积极作用的思想，反对各种国家干预政策，肯定了国际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合理性。[14]此后不久，亨利·凯里撰写了《自然的和谐》（Harmony of Nature，1936）一书，试图将其前述经济理论普遍化，以兼容世界各国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这部著作虽然最终并未出版，但也对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核心范畴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基础性的分析。[15]为了进一步说明工人、资本和土地存在和谐的利益关系，并对英国主流的收入分配学说进行颠覆性的驳斥，亨利·凯里撰写了三卷本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37—1840），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理论。在该书中，亨利·凯里首次提出了作为其动态经济学说基础的再生产成本价值理论、强调生产层面报酬递增作用的资本理论以及对利益和谐进行充分证明的分配理论；此外，他还利用较大的篇幅对劳动分工的深化与扩展、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以及信贷体系自由发展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反对政府干预，反对制造业、运输业和金融业垄断的立场和主张。这部著作标志着亨利·凯里前期的自由放任思想达到了顶峰。[16]
然而，美国1837—1844年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逐渐改变了亨利·凯里自由放任的学术立场。一方面，随着美英关系的逐渐缓和以及保护主义呼声暂时陷入低潮，美国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入英国主导的世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之中，国际范围的金融恐慌不断将其破坏力传导到美国；另一方面，在美国工业起步最早的中大西洋地区，棉毛加工纺织、煤炭采掘和生铁冶炼等部门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家不断试图压低劳动者工资以应对国际竞争，而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却开始联合起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这些情况迫使亨利·凯里重新评估自由贸易学说与利益和谐观点的合理性，考虑美国面对国内外的各种经济压力应如何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和进步。1845年，他发表了《论法国与英国的贸易协会》（On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of France and England），首次对英国的自由贸易体系表示了怀疑和批评，指出它正在对美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业进行奴役，而美国要想摆脱它的控制，只能依靠保护主义的国家经济政策。[17]
此时，摆在亨利·凯里面前最为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其学说的结构，使之既符合美国现实的产业保护诉求，又能满足经济理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他最终将矛头指向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嘉图通过说明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指出各国应当分别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专业化生产和自由贸易的格局。亨利·凯里在《过去、现在和将来》（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1848）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如果按照现存的比较优势，英国从事专业化的工业生产，那么美国只能服从国际分工去种植棉花和小麦，两国贸易必然只会对英国的工业发展有利，这种学说仅仅是英国剥削别国和攫取暴利的借口与工具。[18]亨利·凯里指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编造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原则，并由此得出了阶级对立和自由贸易的结论，而马尔萨斯则从人口发展趋势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证明，但是，真实的社会发展历程说明农业和工业的合理发展可以产生报酬递增的结果，而保护主义与内向型发展战略则是达到这一路径的合理选择，饱受自由贸易摧残的美国若改变经济方向，则将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从此，亨利·凯里从部分相信英国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转变成将其彻底视为“完全虚假和伪善”的经济学说。[19]《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的出现也标志着第二代美国学派的完整理论体系开始发展。
从1848年开始，亨利·凯里逐渐成为美国宣扬工业多样化发展、国内市场统一和贸易保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2）一书中，他回顾了美国半个多世纪对外贸易政策的变迁历程，说明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政策对各产业发展状况及各阶级利益影响的差异，从而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以工业发展、保护政策和国内市场为核心的政策主张。[20]在《国内和国外的奴隶贸易》（The Slav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1853）一书中，亨利·凯里将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归结为依赖殖民主义外向型经济的结果，并指出它无意提高生产技术和资本效率，仅满足于耗竭自然资源和压榨低工资劳动者，从而使南方丧失了社会联合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机会。亨利·凯里认为，自由贸易与奴隶制度相伴相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南方与北方相比更需要保护主义。在1858—1860年，亨利·凯里先后出版了三卷本著作《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由此也标志着第二代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思想的成熟。[21]亨利·凯里在书中以社会联合思想为核心，创立了一个以社会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动态发展理论体系；通过对劳动、价值、资本、商品和货币循环、工资、利润、地租等概念进行重新诠释，探究了国家在和谐增长条件下实现报酬递增的可能性与所需的条件；通过对全局中心化（general centralization）和区域集中化（local concentration）两种发展模式[22]的比较，为美国的工业促进战略和关税保护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亨利·凯里的活动集中于影响政府在产业、金融和对外贸易等各领域的政策制定，同时与各种政敌进行论战，但他在晚年又出版了《法则的统一》（The Unity of Law，1872）一书，对《社会科学原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浓缩阐述，并反复强调社会科学是包含在自然哲学中的一个领域。
亨利·凯里毕生撰写的著作多达13卷，出版各类小册子和论文约3000页，在报纸上编辑和发表文章千余篇，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23]接受并宣传亨利·凯里思想的学者逐渐形成了第二代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申·史密斯（提出了资本生产率理论的雏形，并与亨利·凯里共同完成了美国学派理论体系的综合）、威廉·埃尔德（William Elder，亨利·凯里的传记作家和理论研究助手，从政之后成为亨利·凯里影响联邦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渠道）、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E.Thompson，保护主义教育家和《宾州月刊》的主编）、威廉·凯利（William D.Kelly，亨利·凯里的国会代言人，因坚定地支持对新兴工业施行保护政策而获得了“生铁凯利”的绰号）以及约瑟夫·沃顿（Joseph P.Wharton，著名钢铁实业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着重讲授保护主义理论的商学院）等。此外，德国学者欧根·杜林（Eugen K.Dühring）和意大利学者弗朗西斯科·费拉拉（Francisco Ferrar）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思想。[24]第二代美国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受到广泛的推崇，并直接影响了林肯到20世纪初共和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获得统一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较早吸收和借鉴了亨利·凯里的发展思想，这对其实现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5]
注释
[1] Ernest Teilhac，Pione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6，p.4.
[2]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84.
[3]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p.96—107.
[4] See Ernest Teilhac，Pione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in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6，p.6.
[5] 参见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241~24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6] See Ernest Teilhac，Pione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in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6，pp.21—32、53.
[7]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106~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84—186.
[9] 参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杨春学译，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 See William Peirce，“Henry George，John Rae，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in aRapidly Transforming Econom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2009，36（4）：467—468.
[12] See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1，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17—23.
[13]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p.19—27.
[14] See Charles H.Levermore，“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
[15]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36.
[16]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p.39—46.
[17] See Charles H.Levermore，“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
[18] See Rodney J.Morrison，Carey，“Classical Rent，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68，27（3）.
[19] See Andrew Dawson，“Reassessing Henry Carey:The Problems of Wri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0，34（3）：476—477.
[20]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p.52—53.
[21] 参见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25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22] 亨利·凯里认为一个国家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联合。所谓联合，是指在一定范围的共同体内部实现社会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然而，联合趋势由于受到人为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干涉，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当一个地区的居民尊重自然秩序，规模适中的人口在范围合理的空间内形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其成员充分利用各自的时间与开发技能，区域内实现有序的社会分工和互通有无的自给自足，成员间保持着稳定且紧密的相互关系时，便出现了自发式联合，其社会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区域集中化发展趋势；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统治者通过暴力或其他方式将过多的人口和资源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强迫式联合创造了巨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中心，同时彻底摧毁了各地区内部原有的合理分工结构与和谐生活状态，统治中心对其外围区域进行着永不停歇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甚至战争摧毁，从而导致了恶性的全局中心化趋势的出现。See Henry C.Carey，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Carey& Hart，1848，pp.284—300.
[23] See William Elder，AMemoir of Henry C.Carey，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 Co.，1880，p.19.
[24]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p.14—15.
[25] 参见Anton Chaitkin，How Carey and Bismarck Transformed Germany，Excusive Intelligence Review，April 28，2006；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厉江译，66~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