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学派诞生前的美国经济思想
一、欧洲主流经济理论在美国的传播
在美国宣布独立的1776年，另一件事情的发生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的出版。自此之后，代表欧洲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快速发展，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被改造为宣扬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工具并得到广泛传播，而重商主义思潮中强调国家发挥其经济职能的民族主义观点则被西欧的发达国家逐渐遗忘。到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古典理论已在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的努力下达到了它的顶峰，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则逐渐成为英法等国的主流理论。詹姆斯·穆勒与约翰·麦克库洛赫在此时被公认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领袖。折中的价值理论、工资基金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土地的报酬递减规律和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以及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学说等思想已经完全融入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并逐渐成为其支柱；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则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系统地传播开来。因此，李嘉图—马尔萨斯经济学体系在当时已经获得了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广泛接受，并被认为指引着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1]
在美国，随着思想冲突和利益争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早期的道德理论家将视线越来越多地投入经济理论领域中。19世纪早期，欧洲政治经济思想迅速占领了美国的大学讲堂，专业经济理论家以使用正统概念、思维方式和分析模型感到无上光荣。但是，这些学者并未对主流理论进行过充分完整的理解与验证，反而更多地将其作为讨论美国各种政治主张时的证明依据或技术工具。在1825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和1827年成立的耶鲁大学，萨伊的著作被奉为标准教科书。约翰·麦维克（John McVickar）在哥伦比亚大学使用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大纲》（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5）是基于麦克库洛赫的著作加以注释和评论编著的。[2]担任南卡罗来纳学院院长的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6）一书，他狂热地信奉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思想，对当时政府的保护政策给予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与之类似，托马斯·迪尤（Thomas R.Dew）在威廉—玛丽学院的教材也对自由贸易大为称颂，他的著作在美国南方受到了热烈追捧，这源于它代表了种植园主的利益，并为畜奴制度和降低关税提供了理论辩护。此外，作为斯密崇拜者的萨缪尔·纽曼（Samuel P.Newman）、作为李嘉图崇拜者的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以及作为麦克库洛赫追随者的亨利·威塞克（Henry Wethake）的著作或教材在当时也具有一定影响。[3]然而，上述学者的论著大多为简单模仿甚至直接照搬欧洲理论的结果，适应美国实际情况的局部改造只是偶尔出现。“事实上，这一时期美国学院派教授们的作品几乎没有关于经济规律的任何建树，因此，在涉及为新生的美国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时，它们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观点。”[4]
二、本土化美国经济思想的逐步出现
如果要探索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来源，那么在被主流理论完全占领的早期美国高等学府中寻找是徒劳无功的，而从当时一些非专业性的政治家、律师、记者以及小册子作者那里却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学者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其潜在的经济动力更为敏感，对社会公共问题也能及时做出反应并提出其政策主张。
在这些学者中，本杰明·富兰克林无疑是一位先驱。早在18世纪上半叶，针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实行纸币紧缩和限制工业发展的政策，他便开始了斗争。在论文《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3年）和《关于人类增长的观察报告》（1751年）中，富兰克林指出，英国的金融和制造业限制政策将扼杀美国劳动者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劳动收入的机会，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可以让拓荒者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但却使之永远无法与英国发达的工业展开竞争。[5]独立战争胜利后，他高度赞扬美国的高工资生产模式，认为较高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工人的智力、技能的提高，改变工人的工作态度，从而为使用高效工艺和先进设备铺平道路。由于受到重农学派的长期熏陶，富兰克林对经济放任主义一直持赞同态度，然而，他也对美国此时实施的出口单一农产品的外向型经济政策产生了怀疑，并指出为实现出口而耗竭资源和降低工资的生产方式“将造成半个国家[主要指美国南方]陷入衰落和苦难”[6]。
在富兰克林之后，另一位强调美国发展制造业、改革金融结构的战略意义，并在这些方面产生了深刻政治影响的学者是汉密尔顿。他也曾受到重农学派思潮的熏陶，并对亚当·斯密等早期英国理论家的著作有过广泛的阅读。然而，现实问题的紧迫性使汉密尔顿更加清醒和客观地认识到，正统经济理论无法帮助处于特殊环境的美国实现经济的独立与发展。他相信，人世间只有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才是社会进步最强大的动力，但只有建立一种完善的国家体制，才能一方面把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同国家的发展愿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保证国家正常的经济活动免受个人自私行为的干扰和破坏。[7]基于上述认识，作为美国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先后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1790年）以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三份重要文件，希望通过对它们的贯彻执行来逐渐改变美国的经济、金融以及政治结构。
在独立伊始，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强化联邦政府与各州的联系是美国最为紧迫的两大利益关切点。在《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中，汉密尔顿力求以英国国债体系为模型，建立一个资金充足、运作灵活的有保障的国债体系与货币供应系统。首先，他提议政府用关税收入大量兑换旧时的债券，并通过发行新债券的方式偿还以前的债务；其次，允许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发行相应的钞票，同时允许将政府债券作为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抵押物，以此增加投资资金的来源；最后，要求联邦政府回收各州在参加独立战争过程中所发行的全部债券，以实现联邦政府对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的统一和巩固。[8]在《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汉密尔顿试图依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起美国自己的中央银行体系。在他看来，中央银行履行着三大职能：第一，存放政府资金，方便其在国内各地区灵活调配和充分利用；第二，使联邦政府和其他银行拥有稳定的贷款来源；第三，央行通过规范州立特许银行的行为实现对联邦货币供应的有效管理。在此，汉密尔顿还特别强调，在建立中央银行的资金中，除去政府的份额，余下的股份应当由私人掌握，“银行应由私人而不是政府来直接经营，应以个人利益而非公共政策为出发点……否则，政府在形势所迫时，将毫无例外地滥用职权，这必会对正在发展中的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9]。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财政部通过精心筹划，使上述两份报告的方针得到了基本落实，因而同时实现了减少财政赤字、缓解通货紧缩、增加生产资本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等多个政策目标。到1794年，美国债券已在欧洲享有了最高的信用等级，甚至按照溢价10%的水平进行销售，其货币供应体制也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更加稳健。[10]
在18世纪末期，英国拒绝与新生的美国签订平等的贸易条约，法国与西班牙也对美国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持歧视态度和实行壁垒政策，而汉密尔顿备受赞扬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正是针对这一局面提出的应对与防御措施。在该报告中，通过介绍战争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和平后外国商品涌入对其造成的严重打击，他呼吁只有联邦政府推行各种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工业进步，生产出必需的工业产品，打破外部束缚，才能使本国经济获得真正独立和发展的机会。汉密尔顿吸收了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农业生产并非创造国民财富的唯一途径，并指出崭新的工业时代正在到来，广泛的劳动分工和机器设备的普遍使用将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美国正具有发展制造业得天独厚的潜力，并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制造业将提高社会就业水平，利用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各种劳动力，而就业机会的增加将进一步促进移民进入美国；新生的合众国将快速摆脱仅从事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制造业的发展将赋予多样化的人才和不断积累的资本更为广阔的利用空间。[11]在政策主张方面，汉密尔顿认为只有依靠政府灵活的资金奖励和保护主义政策，新兴的制造业才能获得发展机会，逐渐摆脱幼稚阶段并最终强大到足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直到这时，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对于美国才是无害和可以实现的。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建立和完善国内工农业产品相互交换的统一市场是美国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也将带来联邦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稳定与进步。[12]
汉密尔顿在上述三份报告中表达的思想成为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产生的基础。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同时也是19世纪初期著名的保护主义政策宣传家——马修·凯里（Mathew Carey）对汉密尔顿在产业和金融方面的思想和做法极为推崇，并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文稿》（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1822）中进行了大量的引述和介绍，这也成为日后美国学派发展和成熟时期相关思想与政策主张的直接来源。[13]
此外，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对美国学派学说的出现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他的观点曾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在19世纪末期竞选总统时，托马斯·杰斐逊站在种植园主的立场上，呼吁美国实行充分的自由贸易政策，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从而“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14]。如果说汉密尔顿的思想侧重于美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建立完整的国家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独立的层面得出了保护主义的结论，那么杰斐逊在这一时期的主张则侧重于美国政治建设的特殊性，从个人自由、农业社会理想的层面得出了自由贸易的结论，于是美国历史中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就此出现。[15]但在后来，面对英国不断加大的殖民主义经济危险，出于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需要，杰斐逊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忠实盟友。在任职总统期间，他敦促国会通过法案对国内工业进行保护，并支持针对英国的《禁运法案》和《断交法案》顺利通过。然而，此后的经历使其深感低端产品出口国在国家实力较量中的无力，他最终成为1812年战争的坚定支持者。此外，杰斐逊还是美元货币体系的设计者，其著作《美国货币单位和硬币币值的确立》对这一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说明，从而也为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6]
注释
[1] See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7.
[2] See Ernest Teilhac，Pione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in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6，pp.52—53.
[3] See L.L.Bernard，Jessie Bernard，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The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Cromwell Company，1943，pp.394—395.
[4] Ernest Teilhac，Pioneers of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6，p.54.
[5] 参见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289~2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刘学黎译，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 See William Letwin eds.，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New Deal，New Brunswick:Aldine Transaction，2007，p.7.
[8]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52~5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9] 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5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0] 参见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127~1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1] See Frank W.Taussig eds.，State Papers and Speeches on the Tariff，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893，pp.23—34.
[12] See William Letwin eds.，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New Deal，New Brunswick:Aldine Transaction，2007，pp.10—19.
[13] See L.L.Bernard，Jessie Bernard，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The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Cromwell Company，1943，p.396.
[14]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5] 参见张少华：《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和杰弗逊的“农业立国”之争》，载《历史研究》，1994（6）。
[16] 参见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5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