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学派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理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一个学派的形成可大致归因于师承、地域和问题三种因素，因而一般将其分为三类，即“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19世纪美国学派的成员分别来源于政治家、实业家、记者、律师和牧师等不同的职业，他们并没有统一的师承关系，在理论内核、保护带和研究方法等层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并不属于“师承性学派”。但是，这些学者提出各自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的核心目的在于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国内工农业统一的市场，从而彻底摆脱英国主导的殖民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这一名称正是相关学者在激烈反对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国正统政治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时提出的[1]，因此该学派应当被归类为“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学派，尤其是其第一代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直到第二代学者建立了较为统一的理论框架后，对其哲学基础进行分析才更具有可行性。因而，本节将重点放在第二代美国学派上，对其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介绍和梳理。

一、以动态、发展和乐观主义的眼光观察人类社会

在美国学派产生、发展和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众多学者一直致力于立足美国的现实情况，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实现对欧洲主流经济理论的替代。他们曾反复强调，英国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其是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的。在雷蒙德、约翰·雷和亨利·凯里等人看来，英国经济学将人定义为追求物质享乐的机器，抛弃了人所具有的追求进步的本性；将报酬递减视为任何生产的必然归宿，并强调它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发挥着终极性的抑制作用；依靠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原则打破各地区内部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不断增大远距离贸易和运输的作用以实现宗主国对殖民地生产进步的扼杀，在创造交易产生财富的假象的同时也为英国攫取巨大的殖民贸易利益提供依据；鼓吹各阶级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目的则在于驱使资本不断打压劳动和土地，为工人的贫困化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提供借口。[2]虽然第一代美国学派学者大多着眼于对上述理论进行逐条批驳，但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却鲜明地指出，这种做法并不能起到颠覆其学说体系的作用，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设定新的世界观，从方法论层面进行彻底的变革。

基于这种认识，针对作为主流理论内核的“经济人”假说，亨利·凯里对其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人所具有的四大特征，这代表了成熟以后的美国学派对人这一“组成社会的基本分子”和“社会科学真正的研究对象”的成熟定位。这些特征包括人类对相互间联合（association）或合作的追求、社会成员存在多样性或者说个体具有差异性、人具有道德责任感，以及人具有发展的愿望和能力。具体来说，首先，人类虽然与其他动物一样必须满足各种生存需要，但“其最为本质的追求却是与其同类实现联合”[3]。人类运用语言、创造技术、积累知识并将这些能力不断延续和发展都是相互间联合的表现与成果，任何被隔绝而未能实现联合的人必然丧失理性人的一切性质。其次，人类个体间存在智力、体力、性别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总体来看，这又意味着社会成员存在广泛的多样性。这一特征的存在使得社会和家庭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合提供了前提，与此同时，社会联合又能够不断促进个体间差异的良性发展。再次，联合的发展与多样性的深化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复杂化，而维系这一结构正常运行的纽带则是人所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于是，当上述三种特征共同作用时，自发进行的社会联合将规模适中的人群组成生产生活的共同体，每个共同体充分利用其成员的时间与技能以实现区域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在道德责任感的约束下，成员之间保持着稳定且紧密的关系。最后，人具有追求幸福与财富、实现发展的愿望和能力。这里的幸福不仅包括了主流理论所说的在物质方面的追求，而且强调了在道德、心智和精神方面的满足与提升，并且后者才是“人类实现普遍幸福、繁荣与强大的核心要素”[4]。当社会联合、多样化程度与道德责任感的发展不断以更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武装人类时，生产效率提高就意味着自然逐渐被驯服，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报酬递减问题将不断被克服，以社会生产力为本质的真实财富的增加必然带来人类整体的幸福。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亨利·凯里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使用动态的、发展的和乐观主义的眼光观察人类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其替代性的理论体系。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英国理论所预设的经济情况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英国理论假设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而自然资源的供给会日趋减少，但美国却呈现出因移民进入而导致的人口增加与工人工资的不断提高相互促进的状态；英国理论认为土地的报酬递减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规律，而美国此时却拥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而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入又使其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英国理论指出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存在尖锐的对立，而美国此时却表现出社会主体的地位变动灵活的局面。[5]马克思也曾对19世纪中前期的美国做出了如下论断：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自由发展着，在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6]马克思的论断是对美国当时经济性质和社会环境极为精确的概括，同时也说明了美国学派相关学说的世界观来源。

二、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的紧密结合

在汉米尔顿依靠三份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美国学派的原始思想之后，该学派在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层面经历了明显的转变过程。以雷蒙德和李斯特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广泛使用以归纳为特征的历史分析方法，强调特定制度因素和历史条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为保护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时强调美国代表了欧洲主流学说的例外。但到了第二代学者的思想逐渐成熟的阶段，他们则尝试把之前零碎繁杂的保护主义学说体系发展成一套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从而实现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替代。在他们看来，英国理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其抽象演绎的推理模式，而在于它的假设和结论是错误的、有偏见的和短视的。[7]

这种转变并非意味着第二代学者对归纳分析方法的抛弃，相反，客观全面地认识、总结和比较各国的历史情况，从中找出规律和启示，依然是其研究工作的重要特征。在亨利·凯里看来，那些拘泥于演绎推理的主流经济学家，“处理任何问题往往从一系列带有偏见的假设开始，丝毫不顾各种社会实际情况的存在……他们建立一种理论，用可以提供支持的事物来证明，却对与之存在相反趋势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一种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应当得到广泛的使用，即首先收集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大量事实，在对其进行分析整理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理论，然后进行最为关键的一步，即对该理论进行严格和充分的检验。[8]帕申·史密斯也曾提出，自然科学之所以与社会科学相比更具科学性，拥有大量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原则，是因为前者在理论建立之后能得到广泛的实验证明和实际应用，理论正确与否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暴露无遗；而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说服力，是因为它更多地建立在假设、抽象理论和个人偏见的基础上，理论家习惯于形而上学式地“对自己的内心与情感进行观察”以探索社会经济规律，而非研究“环绕在其周围的各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导致“众多更具重要意义的现实情况完全无法得到解释，而与之具有直接关系但结论相反的教条却被学者普遍地接受”。他坚信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但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以单纯的逻辑推理为基础……理论必须被各种现实所验证，一旦理论不符合真实情况，那么它必须被拒绝”[9]。

在这一方面，亨利·凯里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土地耕种顺序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写道：“很多学者都认为人口的增加必然与更劣等的土地被不断开垦相伴而生。如果这一理论属实，那么必然有大量事实可以对其进行证明。”针对这一问题，他对美国各州，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以及太平洋诸岛和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发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结果不仅与李嘉图理论中所谓的“必然性”相反，而且更多的事实还证明了相反趋势的存在。他由此得出结论：“主流模型叙述的情况仅在欧洲特定的时期出现过，但却被其学者当做普遍的法则去捍卫各种错误的理论。”[10]

从哲学史来看，第二代美国学派的上述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来源于19世纪法国社会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思想。[11]但其与孔德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理论差异，即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应该使用数理分析或数据统计方法的问题，孔德给出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它的运行是内部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牛顿物理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是不能在这种综合研究中发挥作用的，然而，美国学派的学者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们已经意识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盲目依靠数理逻辑或数学模型进行推导，甚至完全以之代替对经济运行的客观分析，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与孔德的有关思想具有共同点。例如针对马尔萨斯利用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的关系来证明其人口理论的做法，菲利普斯曾进行了严厉的驳斥：“马尔萨斯对数学方法进行了最早的尝试……但他仅仅关注事物粗浅的、片面的表面现象，轻率的假设带来了与真实法则完全相反的理论，这对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无益处，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打击”[12]。

但另一方面，一些美国学派的学者又对依靠现实的统计数据来验证相关理论的正确性的方法极为推崇，他们强调理论必须经过严格的现实检验，而利用统计数据来证明各种假设和结论的合理性则是其关键途径；社会运行确实依靠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只有先对各种因素积累足够的知识，才能对宏观整体具有更为清晰的认识，而经验性的数学方法则在此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社会科学理论在面对真实世界时，就如同“牧羊人的占星术面对着浩瀚的星空”一样。在实际研究中，亨利·凯里等学者在反对盲目和主观地使用数理逻辑分析的同时，也曾大量使用统计方法。[13]例如，为验证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他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和谐》一书中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主要的粮食与经济作物、棉毛纺织品、金属制品、自然资源的生产（开采）与贸易情况，以及各地区生产、消费、信贷和进出口的数量与比例等各类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测算，共绘制统计表格多达69个。[14]

三、借鉴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探究经济发展逻辑

由于美国学派的学者大多并非把经济研究作为其终身的职业，政治家、企业家、律师、记者、出版商，甚至自然科学家等各种职业背景赋予了他们广泛的知识基础，也使其在审视经济运行规律时往往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在他们看来，要理解人类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当对人的物质（生理）层面、精神（心理）层面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以往的经济理论只考虑了物质层面却忽视了精神层面，将人等同于“野蛮的动物”，从而大大低估了其在生产生活中的真实作用，这就“如同物理学研究忽视了地球引力与热学问题一样”。因此，要改变上述局面，必然要求学者在研究中将人类各领域积累的知识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充分发挥自然科学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成果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亨利·凯里曾对此总结道：“自然科学的基本法则对社会科学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探索前者的努力为我们研究后者铺平了道路。人类存在的全部历程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生存技能的过程。为建立正确的社会科学打下坚实的基础的学者，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过往和现在在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的杰出贡献。”[15]

基于弗朗西斯·培根对知识演化体系的基本描述，美国学派创制了更加完整的人类社会与知识的演化发展图谱，并在其中对经济研究进行了定位。这一图谱在整体上表现为树状结构：地下的树根部分是物质世界，地上的主干是人类社会，而树冠部分则是人类的各种知识技能。其中，物质世界包括了以物质和能量为核心的一系列基本法则、无机物的大量物理和化学性质与运动，以及动植物生存所需的物质与能量循环活动。人类社会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其结构是否稳固合理则直接取决于人类能否认识自然界的基本性质和运动规律、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技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该图谱的树冠部分，处在下层但最为粗壮的骨干枝是自然科学，它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自然史学和自然哲学等辅养枝组成；处在上层尚显稚嫩的骨干枝是社会科学，它由哲学、宗教、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辅养枝组成。从这一图谱可以发现，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早萌芽和发展，它发现和创造的各种规律原则和方法手段也有力地帮助了后者的产生和壮大。如果脱离了自然科学各分支所积累的巨大理论财富，那么社会科学根本无法在正确的方向上健康成长。[16]在实际研究中，相关学者也对上述方法论观点进行了初步实践，例如在探讨社会联合的适度规模时，帕申·史密斯和亨利·凯里借用了当时物理学中分子引力和反引力的有关规律来进行类比；在分析人口的发展规律时，他们又使用生理学、遗传学和神经医学的有关成果作为证明依据。[17]

在美国学派思想的成熟阶段，亨利·凯里等学者曾反复强调他们真正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科学而非政治经济学。根据上述知识演化图谱，我们也不难找到其中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与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均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社会科学“是探究社会运行法则的最高级科学……它分析人类为改进生存状况做出的一切坚持和努力，使人类获得最完善的多样化发展和最进步的社会联合力量”[18]。社会科学的目标在于研究现实、得出理论以认识法则和规律；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则在于指导实践，即寻找实现社会科学成果的方法和途径——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分析视角上的差别因此得到了明确的区分。于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必须以高尚的道德、信仰和哲学作为前提，主流学者将它局限于对物质财富的盲目追求是对其的残酷的污蔑与破坏。美国学派的上述界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其分析问题时往往具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当理论分析遇到不可回避的矛盾或障碍时，他们有时则会转而使用“基督教的神圣教义”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表述以证明或敷衍其观点，于是“造物主的美德”“耶稣的纯洁本意”等词汇便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

四、美国学派理论的阶级性质及其原因

在分析政治经济学一直未能达成普遍共识的原因时，美国学派很多理论家都曾明确地指出，这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大多站在各自国家、产业和阶级的立场上，努力提出仅对其自身所处集团有利的原则和结论；因此，如果美国学者也照搬英国或法国的理论来引导本国的发展，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落入敌人设置的陷阱”，为“大英帝国国王的神圣权利而服务”[19]。他们就此明确地提出，美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为本国各阶层和各产业的普遍利益提供服务。

从客观来讲，这些学者确实发现了政治经济学必然拥有特定阶级立场这一特征，但他们却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自己学说的阶级性质。对于该学派的杰出代表亨利·凯里，后来的研究者曾进行了如下精彩的描述：“1859年9月的一天，125位衣冠楚楚的工商业大亨在装修豪华的拉皮埃尔酒店迎接费城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在美轮美奂的巨大吊灯边挂着两条横幅，一条写着‘为美国各阶级的利益和谐服务’，另一条写着‘保护全美国的劳动者’。这似乎是对其理论贡献的最高褒奖，然而，来到晚宴的似乎只有一个阶级，这里看不到任何一个工人、农民或者奴隶。”[20]不可否认，美国学派有关保护工业发展、统一国内市场以及协调各产业和各阶级利益的思想，对一个国家获得经济的独立和进步确实具有明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作为美国东北部地区尤其是中大西洋各州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提出各种学说观点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为工商业资产阶级服务，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例如，亨利·凯里毕生的学术研究一直试图证明两个命题：首先，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工业发展将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从而带来国家的经济繁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保护主义政策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其次，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并不会造成各阶级的分化与冲突，人与自然、阶级、产业和国家等层面的利益和谐关系在真实经济规律的指引下将顺利地得到实现。[21]上述两个命题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与美国经济在19世纪中后期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实际趋势使亨利·凯里的一些思想充满了牵强附会的掩饰和杂乱无章的表述。然而，美国北方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却对此毫不在意，对他的经济学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作为获得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为工业资产阶级诉求服务的美国辉格党（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将其思想作为竞选的经济纲领。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亨利·凯里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一些思想，如反对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化扩张并获得垄断力量、倡导各地区内部平衡发展的同时各产业形成自然协作的关系等，不再能够为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甚至还对其具有负面影响。于是在不久之后，包括亨利·凯里在内的整个美国学派的经济学说便迅速被它们抛弃和遗忘了。[22]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曾经评论到，亨利·凯里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描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但是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方面。[23]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他还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描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的产物，相反，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此外，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24]

然而，对于美国学派理论的阶级特征问题，赫德森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并将其归纳为美国本土特有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认识该学派理论本质和实践价值的重要方向。他指出：“美国唯物主义一方面拒绝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拒绝以报酬递减和人口增长为基础的贫困化预言，另一方面又拒绝作为欧洲大陆世袭贵族和既得利益金融集团权力支柱的伪善的和权力主义的宗教。美国学派没有把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也不关注把资本看做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收入的观点，而是把资本积累视做开发自然的技术能力，这里所谓的自然并不是李嘉图经济学中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大自然的能量，这种能量主要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因此，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方式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为工业（产业）资本辩护而非批判它。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焦点是如何从工业资本主义中清除……租金获取者，而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则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主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和谐，主张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和谐，把农业视做资本在土地上的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农业综合企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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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ee Charles H.Levermore，“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

[2] See L.L.Bernard，Jessie Bernard，Origins of American Sociology:The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Thomas Y.Cromwell Company，1943，pp.396—398.

[3]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7.

[4]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100.

[5] See A.D.H.Kaplan，Henry Charles Carey:A Study in American Economic Thought，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1，p.13.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See Rodney J.Morrison，“Henry C.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1986，76（3）：79—81.

[8]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17.

[9] E.Peshine Smith，A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

[10]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65—75.

[11]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 Paul K.Conkin，Prophets of Prosperity: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p.187.

[13]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60.

[14] See Carey，Henry C.，“The Harmony of Interests，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1851）”，In Lars Magnusson eds.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America:1822—1890，Volume I:The American Syst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205—251.

[15]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5.

[16] See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p.25—27.

[17] See E.Peshine smith，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P.Putnam& son，1853，p.78、106.

[18]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47.

[19] Henry C.Carey，Manual of Social Science，Condensed and Edited by Kate McKean，Philadelphia:Henry Carey Baird，Industrial Publisher，1872，p.32.

[20] Andrew Dawson，“Reassessing Henry Carey:The Problems of Wri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00，34（3）：466.

[21] See Charles H.Levermore，“Henry C.Carey and his Social System”，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90，5（4）.

[22]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617~6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校，14~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