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交往中的非语言符号

人类交往中的非语言符号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生物性，二是社会性。生物性是指任何一个文化、民族都具有共同的传递信息的生物性特征，比如恐惧时的颤抖，寒冷时的哆嗦。社会性是指人类使用的部分非语言符号是后天习得、世代相传的，常为某一群体的成员共同拥有，也构成了该群体文化的一部分。由于非语言符号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因而不同文化使用的非语言符号既有普遍性，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特殊性乃至模糊性。这就要求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既要对非语言符号的多义性高度敏感，也要努力把握非语言符号与情境的关联。

一、非语言符号与人际交往

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

——语言学家戴维·阿伯克龙比（David Abercrombie）

非语言符号（nonverbal symbol）可以指代用以传播的语言符号之外的所有符号，其功用在于重复、补充、调整、替代或强调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主要包括身体语、时间、空间语、沉默、辅助语（paralanguage），等等。萨丕尔称之为一种不见诸文字、无人知晓但人们都能理解的“微妙代码”（elaborate code）。

1872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一书，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即把人类的非语言符号与动物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索生物进化的发展进程。将非语言符号与人际关系结合起来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伯德惠斯特（Ray Birdwistle）等人的身体语研究。由于大多数非语言符号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领衔的大量著作出版，把非语言符号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促进了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研究表明，非语言符号构成了人际传播的主要信息源，人际之间表达情感的信息大都是经由非语言符号传播的，其中大部分通过身体语传递。此外，虽然语言符号明显地起支配作用并被认为是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手段，但任何语言行为都需要通过非语言符号来完成传播。换言之，人类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并不能通过语言符号得到充分的表达，或者说，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全面表达和负载人类传递的丰富信息。尤其是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通过非语言符号来发送和获得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及其意义，并据此判断、认识和描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一些研究还注意到：由于女性的声音被压制或无法使用男性的言语来流利而充分地表达自己，所以，女性在传播过程中更加依赖于非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比男性更为频繁地使用各种非语言符号。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下，非语言行为能够反映并表明关系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交往过程，别人的内在状态或态度是无法直接观察的，所以，人们只能从其非语言和语言行为上加以推测——“非语言行为的紧密配合，不仅在推测过程中极其重要，而且在熟识过程中也非常重要”。就比较而言，语言符号长于逻辑的思维、抽象的分析和理论的探索，非语言符号则能够表达复杂的、无法言表的感情和信息，主要用来补充、强化、重复、强调、调整语言符号的信息，或者用来产生与语言符号信息相反的效果等。非语言符号还是语言反应连续发生的必要条件，对于传播双方都具有潜在的信息价值和意义。正如萨默瓦提出的，在人际传播的场景中，来自传播双方以及环境的非语言刺激物（stimuli）对传播双方都有潜在的信息价值。此外，在很多情形下，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可以互为替代、互为补充，共同传递信息和意义。

许多非语言符号往往局限于特定的区域范围之内，从而凸显出广泛存在的文化差异。爱德华·霍尔在针对“高—低语境”的阐述中就指出，意义并不必然为语言所蕴涵，相比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往往更为依赖非语言符号，许多信息是通过手势语甚至沉默来表达的。有必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潜意识理论对霍尔的这一思考影响很大，正如霍尔所说：“弗洛伊德最有影响的也是最富革命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潜意识作用的详细分析。……弗洛伊德非常依赖于人的行为的传播意义，而不是人的言语。他不相信口头的言语，许多思考都基于一个判断：言语隐匿的东西远远超出它所揭示的。”关于非语言符号的文化差异，美国学者还提出一个案例：一位美国医生在印度行医时，发现自己无法清楚地了解当地的病人，尤其是不能理解病人的非语言符号，因为从当地人的相貌、说话方式和服饰上，他得不到任何提示。

与语言符号一样，非语言符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各个构成部分是共同发生作用的，由此而生成的文化差异也极其复杂，难以准确厘定。尤其是进入跨文化人际交往中，非语言符号的意义更是变得难以捉摸，使人们的把握和理解常常出现困难和歧义。不仅如此，人类学家威斯勒（Clark Wissler）还提醒人们：“我们关于世界许多民族的经验表明，一旦我们在住房和饮食这类日常和外部事物中发现了尖锐的对立，就一定会在信仰、社交方式、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对任何事物采取的态度中发现同样尖锐的对立，甚至是更加尖锐的对立。”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不同文化中非语言符号的差异盲目地夸大，应该认识到非语言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相同之处和普遍意义。同时还要看到，文化是发展变化的，非语言符号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如此广泛、频繁的今天。

二、传播中的身体语

她的眼睛里、面庞上、嘴唇边都有话，连她的脚都会讲话呢；她身上的每一处骨节，每一个行动，都透露出风流的心情来。

——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

人们用身体的各个部分单独或配合作出动作来表达一定的信息，这就是身体语（body language/kinesics），包括表情、目光、手势、姿势、辅助语、身体接触甚至气味，等等。20世纪50年代，伯德惠斯特开始研究身体语与传播的关系，率先提出了“kinesics”的概念，指出人的身体各部位的动作、器官等都可以表达和传播信息、感情和态度，认为所有的身体行为在传播的语境中都有潜在的意义。

在《身体语与语境》（Kinesics and Context）一书中，伯德惠斯特提出了针对身体语的若干假设。他的身体语理论的基本主张包括：第一，在传播的语境中，所有的身体活动都有潜在的意义，人们会赋予这些活动一定的意义；第二，行为的组织过程能够被分析，也需要研究者作出系统分析；第三，传播中的身体活动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身体语；第四，人们会受到他人较为明显的行为和动作的影响；第五，身体语的使用与个人癖好有关，同时也是个人与他人共享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身体语常常与语言符号同时参与传播，两者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在传播过程中，两者可以融为一体，共同表达具体的内容，特别是能够把无形的思想与心理活动直接转化为动态的感觉和视觉信息，取得语言符号难以取得的效果。伯德惠斯特就指出：身体语与语言在结构上是平行的关系，身体语系统中的许多“词汇”与语言中的词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总之，“简单的身体语会构成更为复杂，更具持续性和具有一定结构的行为体系”。

关于身体语在传播中的作用，一些统计研究还发现，身体语带有的“词汇”多达70万种。此外，在意义和情感的表达手段中，有65%以上靠表情、手势、姿势、辅助语等身体语完成，通过语言符号传递的信息则只占35%。另据研究者对课堂教学的统计，82%的教学效果是通过教师的表情、辅助语等非语言行为达成的，只有18%的信息通过语言行为实现。

表情

表情（facial expression）是身体语的重要组成。概括地说，表情是人类社会交往的调节装置，面部结构则是精神的直观表现，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等诸多的感情谱系，也是艺术意义上最具审美特质的人体部分。通过表情，人类可以显示各种情感，阐释话语、调节对话、塑造社交形象，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最具体、最确切的非语言符号。墨西哥人就有句谚语：“脸是一个人灵魂的镜子。”

虽然人类传播存在固有的文化差异，但世界各地的人都使用近乎相同的表情来表达人类的主要情感，比如喜悦、幸福、悲伤、惊奇、恐惧、气愤和厌恶。社会学家亚当·肯顿（Adam Kendon）提供的解释是：表情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或确认共同的期望，所以说，“如果没有表情这样的手段，互动中行动的协调远不会这么灵巧、快捷。如果没有表情，误解他人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在不同文化中，表情既是普遍一致的，也是各具特色的。由于生理原因，不同文化的人处于喜怒哀乐的心理状态时，大致都有类似的表情，这是共性；有些表情则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这是个性。再者，尽管人类的表情大都相似，但不同的文化会对人在何种场合表达何种情感、表达多少情感，有着不同程度的规定，这就使不同文化的表情有着多寡的不同。譬如，在地中海地区，悲伤的情感表达往往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男人在公共场所哭泣的场面，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此外，某些表情在孤立状态下的意义具有相似性，而一旦受到环境因素的干扰，就会显示出某些差异。比如，不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会因为谁在场、在什么地方、讨论什么问题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程度地抑制或修正自己的情感表达。

通常，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家长鼓励孩子表现自己，使他们逐步形成表情丰富、活泼开朗的特点。相比之下，东亚人在儿童时代就被家长告知不要情感外露，因而大都具有内向、含蓄的特点。此外，美国社会的文化规范会抑制男性的悲伤或哭泣等负面情绪的表达，但女性要表达这些情绪是可以接受的。相比之下，日本人倾向于以笑容来掩饰负面情绪，通常也不会在公开场合用表情来表达任何重要情感，最容易看到的是平静的、难以捉摸的表情，或是平淡的微笑，其确切的意图总是让人难以猜测。总体上看，对日本人来说，微笑是社会礼仪的一部分，主要用以维持和谐的人际氛围，避免负面感情的外露，有时则是为了避开令人尴尬的问题，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或转圜的余地。

目光语

目光语（eye contact/gaze），就是运用目光的接触与回避、眼睛睁开的大小、目光接触时间的长短、视线的控制等方式传递信息。根据戴尔·莱瑟斯（Dale Leathers）的研究，目光语至少承担了六种传播功能：表明专注、感兴趣或兴奋的程度；影响态度的变化与说服；调节人际之间的互动；传递情感；确定权力和身份关系；为“印象处置”（impression management）确定一个核心角色。

中国东晋画家顾恺之有一句名言，“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即是眼睛），生动地表达了眼睛对于表达内在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作用。事实上，很多中外文学作品都多有形容某个美丽的女子“眼睛会说话”，这一方面是在强调目光语传播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个体运用目光语的能力是不同的。关于眼睛之于交流的作用，柏拉图还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当那种使人的身体保持温暖的柔和的火焰变为一种均匀而又细密的光流从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就在观看者与被观看的事物之间形成了一座可感知的桥梁，从外部物体发出的光线刺激便顺着这道桥梁到达人的眼睛，最后又从眼睛到达心灵。”

不同文化在目光语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譬如，非洲祖鲁人认为，“眼睛是用来挑衅的器官”；在美国黑人文化中，直视对方的眼睛也被当作一种敌视的行为；东方人不喜欢直盯着一个人看，并把这种行为视为粗野的表现；英美人则有句格言：“不要相信不敢直视你的人”，即将不能直视或躲躲闪闪的目光语视为掩饰、不真诚或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当然，眼神接触要适当，倘若死盯着对方一次达10秒以上，也会使对方感到很不自在。与英美人相似的是，阿拉伯人也认为，只有凝视对方的眼睛，才能领会对方的心灵，所以说话时常常会目不转睛地直视对方的眼睛。

一些研究注意到，相比欧洲其他地区，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更擅长用目光来表达信息，这里的人们还比欧洲北部国家的人更多地扬起或降低眉毛，表达惊奇、不赞成、进攻和无所畏惧等意思。此外，阿拉伯人和拉美人的目光接触要多于西欧和北美人；北欧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韩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墨西哥的乡下人的目光接触少于西欧和北美人。日本人认为，眼对眼谈话是一种失礼行为，过长的目光接触被认为是粗鲁、威胁和不尊重对方。日本人在与人对话时，绝大部分时间要避免眼神接触，听对方说话时会看着对方的脖子，自己讲话时则时常看着自己的脚或膝。在尼日利亚、波多黎各和泰国，人们甚至教导儿童不要与师长或成年人做直接的目光接触。

手势语

手是身体中最具表现力的部位，康德称之为“可以看见的头脑”。

使用手臂与手指活动传递的信息就是手势语（gesture），可分为三类。一是模仿型，即用手势模仿一种物体或动作。比如，用手掌侧面做抹脖子状表示“杀头”，用一只手指指向太阳穴表示用手枪自杀。二是代表型，即用一个手势代表一个含义，比如用跷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或欣赏。三是指挥型，例如合唱队指挥用手势打拍子。聋哑人日常交往使用的“手语”也可看成是手势语，或是一种“视觉身体语”，因为这种运用手势传达信息的方式可以“充分表达人类的所有行为。不管是解答疑难问题、处理社会关系还是详细讲述美丽动人的故事，这些符号都能做到”。

手势语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非语言符号，由于手势语不能表示更多、更精细复杂的内容，才发展到有声语言阶段。直到今天，美国西部草原上的一支印第安部落喀罗人仍在大量使用手势语来进行复杂的信息交流。在语言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尼尔（David McNeill）看来，手势是话语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势与语言是同一心理过程的两个方面，属于同一系统之中”，他还分析了手势、语言和思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手势与语言密切联系——手势在说话的过程中出现，与语言行为同步进行，共同行使语义和语用功能。其次，手势语有极大的自由度，使之能够灵活补充语言符号难以传递的信息，包括微妙的思想和情感。再次，手势与语言共同构成思想——手势语和语言符号的结合，是传播者思想过程的组成部分。手势提供整体的综合形象，语言提供切分的层次结构，这样一来，“思想的表述既包含语言的普遍社会成分，又具有手势的独特个人成分”，相同的意义就成了将语言与手势融合为一体的具体语言行为的共同基础。

关于手势语之于信息传递的作用，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ela Balazs）的描述也颇为透彻：

 

不说话并不表示无话可说。默不作声的人可能在内心里极不平静，只是这种情绪要用……手势和表情才能表达罢了。具有高度“视觉文化”的人并不像又聋又哑的人那样用这些来代替对话。他并不用语言来思想，在想象里把字母化成莫尔斯电码……他打手势并不是为了表达那些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概念，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即便千言万语也难以说清的内心体验和莫名的感情。这种感情潜藏在心灵最深处，绝非仅能反映思想的语言所能表达的。

 

在不同文化中，手势语的使用频率和传递的信息有一定的区别。

在使用频率上，美国人和北欧人把多次使用手势和用力使用手势的人，看做是过分感情用事、不成熟或性情有些粗鲁的人，因而对手势的使用相当节制；中东人、南欧人很喜欢手势，阿拉伯学者曾把阿拉伯人交谈时使用的手势划分为247种；欧洲有句谚语说，“意大利人的双臂若被截去，那就宁愿以哑巴自居”，表明了意大利人使用手势的频率。相比之下，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很少使用手势，这与当地寒冷的气候有关，他们常把手放在披肩下或裹身的毡子里，主要用表情和眼神传递信息；芬兰和日本也不鼓励人们做手势，在这两个社会中，人们接受的教育是要控制并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们使用肢体语言时较为抑制。研究者曾对各国的手势语进行过统计，发现在1个小时的说话中，意大利人做手势80次，法国人120次，墨西哥人180次，芬兰人只有1次。

许多研究还注意到，在表达信息方面，美国人的手势大部分用来表示动作；犹太人的手势大部分用作强调的手段；德国人常用手势来表示态度和评价；法国人的手势常用来表示一种风度和克制；意大利人常用手势来帮助描述复杂的空间概念。不同文化中一些常用手势语所传递的信息内涵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比如，用食指和拇指作出“O”的形状，美国人表示的是“OK”，中国人表示的是数字“0”，日本人表示的是“钱”，突尼斯人表示的是“我杀了你”，法国人表示的是“零”或“无价值”，在埃塞俄比亚，它表示的是同性恋。

姿势语

姿势语（posture）主要是指人们生活中的坐、走、蹲、卧等身体姿态。中国传统社会对姿势的要求非常严格，认为人应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即“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卧如弓”。直到今天，一些中国人仍认为，女子跷起“二郎腿”是举止轻浮、缺乏教养的表现，走路时臀部摆动过大也会被视为有失端庄。欧洲国家对姿势语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认为懒散的姿态是无理和粗俗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崇尚随意和友好，坐姿和站立都比较放松，这在德国、瑞典等国家会被视为粗鲁、不礼貌的行为。比利时人甚至认为，双手插兜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美国人在坐着的时候，常常跷起“二郎腿”，这是美国人典型的双腿交叉坐姿，但这种姿势在朝鲜半岛、加纳、土耳其、泰国都属禁忌。“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在清查间谍时，曾凭借架腿方式来确定某人是否是美国人。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由于美国体育评论员在电视实况转播中跷起二郎腿，并将鞋底朝向韩国体育评论员，甚至招致韩国报纸公开指责美国体育评论员侮辱韩国人。

不同的文化走路的姿势也有明显的差异。日本妇女的步子碎而小，被认为温柔谦恭。美国女性走路步子迈得大，腰挺得直，在东方人看来，她们胆大而泼辣。蹲的姿势也反映出文化上的不同。在中国北方农村，蹲是一种常见的姿势，人们在聊天和吃饭时，习惯的动作就是蹲着。美国人则认为，在公共场所蹲着是有失文雅的。在墨西哥农村，蹲也是一种常见的姿势。据说有一个时期，美国边境巡逻队就利用这种差异，开着飞机在美墨边境低空飞行，推断哪些蹲着的野营群体是非法偷渡者。

辅助语

伴随语言的声音信息就是辅助语（paralanguage，也称副语言），是通过发声的不同质量来表达感情和意愿的非语言符号。在人际交往中，发音的速率、音调、音量、质量等方面的不同，都可以为语言信息增加新的意义，为语言传播产生重要的辅助作用。譬如，研究人员发现，人们说话的速率（rate）能对接收信息的方式产生影响，当说话者使用较快的速率时，通常会被视为更有能力。

辅助语是重要的身体语类型，与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语言学家早川一荣就指出，语言学研究中应强调对辅助语的研究，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现象加以考察，应把“语言作为活动的语言——在构成其背景的非语言事件的整个脉络中加以考察”。

在语言研究领域，通常把辅助语划分为三种类型来进行考察：一是声音修饰语（vocal qualifiers），包括音量、音高、节奏、速度、共鸣、音调等等；二是声音特征语（vocal characterizers），包括笑声、哭泣、呼喊、呻吟、打嗝、哈欠等等；三是声音隔离语（vocal segregates），譬如英语中的“un-huh”、“shh”、“cooh”、“humm”，等等。在一些研究中，还把叹息、呻吟、咳嗽等视为与辅助语相似的类语言（quasilanguage）进行研究。

一位德国诗人曾说，“相比琴弦或铜管乐器，人的声调更能打动灵魂”；中国也有俗语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社会心理研究表明，人在说话时的音量、音调、节奏、语气都能表露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总之，“人的喜怒哀乐，一切骚扰不宁，起伏不定的情绪，连最微妙的波动，最隐蔽的心情，都能由声音直接表达出来”。此外，“不管内容如何，说话流畅都可用作了解某人能力、诚实和正直的指标。停顿和语误被看成欺骗、焦虑和羞怯的标志。语速快的人，一般会被评价为有能力、见识广、自信和具有领导才能”。跨文化传播研究还注意到，口音和方言常常会影响到传播进程本身。对口音（accent）和方言（dialect）的好感会导致对讲话者本人的普遍好感——至少双方见面后的第一印象是如此。更重要的，在主导文化或主流文化看来，某些区域性的、族群的、蓝领的口音甚至是智力低下、教育落后、身份低劣和缺乏成就的标志。

辅助语也是一种体现鲜明文化差异的非语言符号。譬如，在音量（volume）方面，东亚女性的音量一般不大，以示温文尔雅。泰国和菲律宾女性也是如此，讲起话来就像耳语，以表示自己受过教育。但在一些西方文化中，女性音量大表示力量和真挚，细声细气则表示意志薄弱。在音质（quality）方面，中国社会偏好的女性音质往往比较清脆、婉转，多数美国人欣赏的成年女性声音则略有厚度，显得更有“磁性”。美国的一些研究还注意到，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往往由于辅助语的不同而发生误读：在很多白人看来，黑人说话声大气粗，给人咄咄逼人，甚至是难以自控的感觉；在一些黑人看来，白人的声音过于矜持、虚伪，缺乏真情。

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touch）是一种基本的身体语，也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包括拥抱、亲吻、握手、拍肩膀，等等。身体接触可以满足人们相互交往中的诸多的控制需要和情感需要，比如，用拍肩膀的方式表示安慰，用拥抱或亲吻的方式表达友情和爱意，用握手的方式表示祝贺。从身体接触的方式中，人们可以获得对相互关系的一些理解，并感觉出双方的态度或关系的强度。

身体接触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非常重要。不过，在什么时候触摸、在什么地方触摸，受到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制约，由此也可以把不同文化分为“不爱触摸的文化”和“接触文化”两种类型。在“不爱触摸的文化”中，主动触摸可能是危险的。传统的中国人从小就生长在这种文化里，随便触摸被认为是一种不体面的事，异性之间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法。即使到了当代社会，父母也被要求不要在孩子面前相互触摸，以免丧失家长的尊严。日本、朝鲜、韩国、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属于“不爱触摸的文化”。在日本，接触他人的身体常常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日本人之间打招呼基本上是以鞠躬来表示，一般不接触身体，传统上也没有握手的习惯。相比之下，阿拉伯、拉美、南欧、犹太人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文化属于“接触文化”。

虽然中国和美国同属“不爱触摸的文化”，但在美国，夫妻、恋人在公开场合可以亲吻、拥抱，这种接触在中国社会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成年人喜欢触摸儿童，比如触摸孩子的脸颊和头顶，但这种触摸会使美国人感到不舒服。此外，在美国，女性间的触摸比男性之间更为自由一些，女性朋友或亲属可以挽着胳膊走路、一起跳舞或彼此拥抱，但相比中国而言，非同性恋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要受到更多的限制。

三、人际之间的沉默

在人的交往中，对词语的误解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对沉默的误解也一样。

——哲学家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

在人际交往中，沉默（silence）是一种重要的非语言符号，包含多种程度不同的信息，常常作为语言符号的补充，特别是能够反映出语言符号隐蔽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中，沉默可分别表示正在思考、压抑、蔑视、不同意、责备、赞成、原谅、谦恭、沉着、允诺、悲伤等不同的意义，并由此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较为关注的一种非语言符号。

东方文化给予了沉默较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表明了中国人对沉默的依赖和向往。中国人也深谙沉默的避祸作用，古训中多有“讷言”、“慎言”、“寡言”、“多闻”等警示。汉语中的一些成语如“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油嘴滑舌”多有贬义，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则告诫人们不要多说话。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东亚其他国家的传统中也提倡沉默。在日本传统社会，沉默甚至被视为一种美德，“言者无知，知者不言”是受人尊重和值得信赖的象征，日语中还有“鸭子叫，早挨刀”的说法。日本茶道的根本精神就是“和敬清寂”，最高境界在于“寂”，意味着闲寂和优雅，不能有多余的声响，特别反对杂声。即使到了当代，日本家庭中的问题也很少通过父母与子女的公开讨论解决，谈话多是父母单方面的发话，子女则多要保持沉默。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人看来，沉默可以巧妙地用来表示不同意、不接受或左右为难，还可以用于斟酌合适的反应或思考某种观点。

关于沉默在东方文化中的意义，金英润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表达强烈的恭维或爱慕时，沉默有时甚至比动人的语言更受欢迎。东方人不太相信过度的语言赞美或恭维，因为他们认为，最真切的感情必须是一种直觉的外露，因此不需要，也不可能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

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给予沉默更多的消极意义。在这些文化中，沉默往往意味着无所事事、无话可说，是交往中最不理想的状态，所以，人们不能容忍沉默的出现，往往喜欢通过提问来迫使对方说话。譬如，阿拉伯人和希腊人强调朋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积极的语言传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与朋友交谈是能带来乐趣的重要消遣方式，也是美好生活的标志。自然而然地，许多西方学者将沉默视为传播的对立面，排斥沉默在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语言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打破沉默，因为沉默带有太多晦暗无声的秘密。当然，在一些西方文化中，沉默也可能意味着高度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比如在密友之间。芬兰人对沉默的看法就与东亚人很相似——沉默不等于没有交流，而是社交活动的组成，更重要的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缄口是一种美德”。此外，西方的宗教仪式等社会活动也期望人们保持沉默，在这些时候，哪怕是多说一句话，也会被认为是无礼或亵渎神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传播学者开始对沉默进行实用性研究。他们从沉默的非语言符号功用如何介入传播入手，探讨了沉默的积极与消极意义。陆续呈现的研究指出，沉默是一种“混合的”语言，沉默与人际对话有关，“话语没有停顿是不可理解的。沉默不是一种间隔……而是一座联合声音的桥梁”。研究者看到，沉默可以传递信息，特别是在人受到了语词表达的限制时，沉默中运用的表情、身体动作、接触等非语言符号可以填补暂时出现的意义空白。而对语词无力解决的事情，沉默则能起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语言与传播合为一体。语言中有着沉默的知识，就像沉默拥有语言的知识一样”。

围绕沉默研究，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会话的数量原则，即对话时提供的信息量应当适量，不应多也不应少，说话的多少要适合不同的环境。毕竟，不同群体对什么时候应该开口以及应该讲多少话的期望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往往是潜意识的。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等在研究如何调动和组织谈话的过程中，还总结了沉默的三种不同样式。空白（lapse）：当没有人继续谈话时，或是没有人愿意或能够接替谈话之时，此时出现的空白往往给人一种不舒服或难堪的感觉。空档（gap）：一个讲话者结束了谈话，人们也知道下一个人是谁，可这个人还没开始上场。这种沉默属于传播过程中的停顿和间歇行为，如果持续时间较长，也会令人感到难受。停顿（pause）：主要发生在一个人说话的过程中，属于比较自然的沉默范围，是谈话者停下来，用于思考或用于谈话内容的改变。一般来说，此类沉默可以避免语言表达的平铺直叙，反映了传播者的心理活动过程。

概言之，沉默是表现社会文化特征和心理过程的“话语真空行为”，存在着形式和意义结合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完全将沉默视为负面的传播现象，忽视沉默与人和语言的本质关联，缺少对沉默应有的肯定与观察，那就无法对沉默积极的传播意义产生进一步的理解。

四、文化中的时间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

——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

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使用的时间概念，可以分为三种：物理时间、生物时间、文化时间。物理时间是由诸如天文学等精密科学进行研究的、可以精确计算的时间；生物时间是由自然科学加以考察、以生物节律进行测算的时间；文化时间是指人类的社会时间，针对的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于时间的态度以及对时间的控制使用方式。本书所涉及的时间主要是指文化时间。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时间被看做是文化差异较大、容易导致传播失误的一种非语言符号。对时间的使用、代表的意义及其传播行为的研究，被称为时间学（chronemics）。

由于人类交往的每一次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内，因此时间影响着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左右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和传播行为。所以，在爱德华·霍尔看来：时间能改变生活的本质，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组织系统的一个因素，因为所有情境中的行为都存在着时间的影响；时间也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折射出一个文化的真实面貌。恰如霍尔所说，“时间会说话。它比有声语言更坦率，它传达的信息响亮而清晰，因为它既不像有声语言那样被意识所控制，也不那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它往往能揭穿言词所表达的谎言”。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时间。学界划分的不同文化的时间取向主要有三种类型，展现了时间意义的丰富性：在不同文化中，时间既是线性的，也可能是循环的；是过去的、现在的，也可能是未来的；是单向的，也是多向的。

过去取向、现在取向与未来取向

过去取向（past-oriented）的文化以中国、日本、英国、法国为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天命”、“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温故而知新”等思想，都与过去取向的时间观念紧密相关，并反映在祭祖的习俗、对年长者的尊重、对传统的维护等行为上。古德诺就此评价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它并不企图用普遍的科学法则去征服自然，把握未来，而是沉醉于对辉煌的过去的向往，根据古代先贤们的训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强调传统而往往拒绝变化。譬如，对于维护君主立宪制度而抵制变革，英国人的解释是：“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这样”；法国人也推崇过去，乐于沉湎在对本文化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之中。

与过去取向完全不同的，是美国文化的未来取向（future-oriented）。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是没有出路的。同时，他们对目前也不十分在意，尽管眼下生活很幸福，但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加幸福。由于这种取向的影响，美国人很少循规蹈矩，也难以忍受拖沓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美国前总统约翰逊的一句话准确反映了这一取向：昨天并不需要我们去恢复，明天才是我们要去赢得或输掉的。

采取现在取向（present-oriented）的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人们相信将来的事情属于真主阿拉，所以在时间上有重视现在的倾向，不愿对自己无法控制的未来进行预测。现在取向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当下的快乐，在个性上无拘无束，乐于选择轻松自在的生活方式。土耳其还有一句生动的谚语：“今日的鸡蛋要比明日的母鸡强。”在菲律宾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也有很多随意性和随机性。通常，参加聚会迟到个把小时是很正常的。美洲印第安人也是这种取向，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只对现在有意义，过去和未来则常常被忽视，一些土著语言中甚至没有关于时间延迟、等待的词汇。

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

线性时间（linear time）把时间的流逝当作一种线性的单向持续运动，认为时间可以节省，也可以浪费，可以丢失，也可以补偿，可以加快，也可以放慢，也会最终消失殆尽。循环时间（circular time）是将时间的变化协调于自然状态，相信时间始终沿着永恒的圆周或螺旋运动，体现为一种节律性、周期性、可逆性和连续性，如昼夜交替、季节的往复、植物周期生长等，而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是事物演变的基本规律。

西方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是线性时间，东方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是循环时间。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历史传统特别是基督教的影响，主导文化并不把时间理解为周而复始的运动，而是有始有终的线性运动，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割，重点自然是放在将来。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将世界的历史时间视为基督诞生前后的两个时代，并认为时间有起点和终点：上帝创造世界和末日审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开始把时间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建立在线性时间观念上的人生观和社会规范，自然会注重个体和集体的成长计划和发展规划，强调持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特征，以及速度、效率、成本和未来的扩展可能性等。

受到线性时间取向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人们珍惜时间（time thrift），在时间上精打细算，既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愿意浪费别人的时间，甚至用金钱来购买时间。正如乔治·吉思（George Gissing）在20世纪初期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老少皆知的最庸俗的谚语。把这句话颠倒过来，就看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金钱就是时间。”在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守时甚至成了一种“信仰”：德国人认为，把项目、日程、进程和生产划分为几个阶段是提高效率的最佳途径；瑞士人重视时间的观念更强，甚至使“精确”成为瑞士的国家象征——瑞士的钟表工业、光学仪器、药品生产乃至银行声誉都与精确密切相关，飞机、公共汽车和火车都在准点出发，一切事情都可以被准确地计算和预测。

与线性时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佛教、印度教文化中的循环时间——太阳每天升起落下，季节循环往复，每个人都从年轻到衰老、死亡，子子孙孙永远如此。特别是在佛教徒看来，时间按“成、住、坏、空”这“四劫”循环往复，大约40亿年形成一“劫”，有生命的东西永远像车轮运转一样在天堂、人间、地狱的范围内循环转化。在这些文化中，时间也是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能够控制所有的事物。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历史，主张以史为鉴，通过研究过去指导现在和将来。《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凸显了孔子对待时间的态度：时间好比河水，不分昼夜地流过。不过，中国的线性时间取向毕竟不如西方，隐现在中国文化传统深处的循环时间给中国人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就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朝代更替循环的思想；中国古人围绕四季变化而制定“节气”，以此来确定生产周期和节日，民间出行和办事都以某时是“吉日”或是“凶辰”作为参考。许多研究认为，建立在这种时间观念上的社会规范，会不可避免地强调忠诚和等级秩序，否定个性和创新。一些西方学者还把循环时间与东方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时间受语言的影响，语言使流行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受到局限，产生观念和思维的僵化。爱德华·斯图尔特（Edward Stewart）甚至认为，循环时间使中国人倾向于与环境相合而非控制环境，适应境遇而非改变境遇。

由于线性时间也是唯发展论或发展至上价值观念的基础，一些东方学者对“西方”的线性时间表示质疑，并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话语权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提出了尖锐批判。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类质疑是有一定偏颇的，因为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都是人类共有的时间，人类需要同时运用这两种取向及相关方法来认识世界和调整生活。

单向时间与多向时间

单向时间（monochronic time）与多向时间（polychronic time）是爱德华·霍尔提出的时间范畴，与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的划分方法大致类似。

单向时间是一种强调日程、阶段性和准时性的时间，倾向于作出准确的时间安排，往往把任务取向的活动与社会情感活动区别开来，注重未来而不是现在和过去。典型的就是美国人，他们喜欢把时间看做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或纽带，人们沿着它循序渐进，喜欢向前看而几乎总是着眼于未来。此外，西欧、北欧等多数西方国家都是单向时间，人们精心地制定时间表，确立优先考虑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把时间看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像金钱一样的物质，看成人类生存基本问题中最紧缺、最珍贵的因素。这也正是工业时代的要求：在时间严格控制下的工业化生产中，被放置在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人们，不论蓝领白领，都被时间严格地统治着。恰如福柯所说，“为了从肉体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时间和力量，就要使用那些普遍的方法，如时间表、集体训练、操练，全面而又具体的监视”。

在霍尔看来，大部分亚洲国家以及拉美、非洲国家属于多向时间文化。这种取向强调的是人的参与和传播活动的完成，而不是严格遵守预定的时刻表，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往往把任务取向的活动跟社会情感活动统一起来，通常更注重现在和过去而不是未来。比如，在阿拉伯和一些亚洲国家，如果提前通知，被邀请人可能会忘记，因而最后一分钟通知也被认为是真诚的邀请；如果在委内瑞拉被邀请参加一个晚会，主人称晚会大约在8:00开始，而你在这个时间到达，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客人直到9:00或10:00才会到达。总之，在多向时间的文化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关于未来的计划，即使重要的计划也可能在施行的那一刻有所变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的时间及其发展变迁，有必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思考。譬如，社会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在前现代社会，战争、瘟疫和饥荒常常使得社会生活变得无法预期，增加了流动的难度和风险性，因此“对许多个人来说，留在那些使自己与家人都比较喜欢的，有着固定不变的权利和义务的地方更为安全一些”，同样，对过去灾害的记忆、季节的变换和农业劳动的循环，也决定了对时间的理解。

回顾人类历史，改变不同文化时间取向的事件有很多，其中主要有：阿拉伯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环球航海和探险的开始；哥白尼学说确立了太阳是整个行星体系的中心；文艺复兴的影响；印刷机和机械钟表的使用；与工业化相联系的运输技术革命。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人们发现：时间的变化推动了人类行为的重构，世界不仅“显得”（appears）在收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真的”（really）在收缩。与此同时，人们的社会眼界也在不断地扩展，对一些固定社会关系的依赖也在减少。

到了今天，在高度工业化、市场取向的国家以及世界主要城市里，时间是大致相似的。福柯指出，工业时代最为重要的机械发明是精确时钟的出现，它使各地区的时间协调统一起来，“精确、专注以及有条不紊，是有纪律的时间的基本优点”，“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如此，人们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平静地体验“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的生命律动，欣赏“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的景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日本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变化——把单向时间与多向时间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日本人采用的是单向时间，会严格遵守时间安排。在与其他日本人交往时，他们就会显示出多向时间的特点来。

五、文化中的空间

我们塑造了建筑物，建筑物也塑造了我们。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人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空间关系，比如高低、前后、左右、疏密、远近、中心，甚至东南西北的方向，都包含一定的意义，这就是空间语。空间语既涉及传播中的人际空间和身体距离，又包括对建筑、居所等固定空间的布局和利用，是运用空间来表达信息的非语言符号。有关空间和距离的研究被称为空间关系学（proxemics）。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空间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空间在与人类行为结合之后不断产生着特殊的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

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空间总是社会性、文化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20世纪6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隐蔽的空间》一书中，就把具有不同意义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固定空间（fixed feature space）、半固定空间（semi-fixed feature space）和非正式空间（informal space）。固定空间指的是结构和功能固定不变的空间，比如建筑物、街道、花园等；半固定空间指的是可以移动的，功能也可以改变的空间，包括家具、图画、盆栽植物等；非正式空间指的是紧紧环绕人们身体周围，随人们移动而移动的个人领地。在霍尔之后的研究中，非正式空间也被称为人际空间。

人际空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人际交往中的空间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在空间语的使用方面，文化和性别的差异普遍存在。就性别差异而言，在多数文化中，男性占有的空间往往比女性多，男性大多拥有专属自己的书房、工作间等私人空间，而女性大多没有这些私人空间，就连男人占用的椅子也往往比女人要多。此外，在多数文化中，女性坐着的时候要双腿并拢，双肘悬放在体侧，走路时步子要小；当女性参加小群体的交往活动时，往往要坐在椅子边缘，身体前倾而不是“占满”空间。

爱德华·霍尔对于人际空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根据人际间亲昵和疏远的程度，把人际交往中的空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即密友、父母、子女之间的距离，“存在于我们感到可以随时触摸对方的任何时候”，一般在0—0.5米之间。这是允许身体接触、能嗅到彼此气味、能看到必需的面部细微表情、能感觉到身体温度、能够轻声耳语的距离。当无权进入亲密距离的人进入这个空间，比如在电梯、公共汽车或地铁里，人们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安或不适。

第二，人际距离（personal distance），即由亲昵关系向一般社会关系过渡的距离，一般在0.5米—1.2米之间，是人们在进行非正式的个人交谈时经常保持的距离。这一距离近到足以看清对方的反应，可看到彼此的面部细微表情，也远到足以不侵犯亲密距离。

第三，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即一般传播或做生意时常常保持的距离，通常在1.2米—3.6米之间。在此距离之内，传播者可以轻声谈话，但看不到面部的细微表情。非个人事务、社交性聚会和访谈都是利用社会距离的例子。

第四，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即正式场合的传播距离，在3.6米—7.6米之间，主要存在于公众性的讲话和讲演等场合。

不同文化都使用空间语来感受关系的亲密度，同时也使用空间语来规范人际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多大空间距离中与他人交往，既依赖人对空间的不同解释，也取决于互动者的个性、年龄、地位和性别。通常，同龄人站在一起时，空间距离会比较近，女性在一起时的距离也会比较近；男性与男性站在一起时，会比他们和异性站在一起时的距离远。在不同文化中，人际空间所受到的性别差异影响大相径庭：有些文化认可男性之间有身体的接触，有些文化则禁止这样的行为；有些文化希望女性之间应比男性之间保持更大的距离，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女性这样的行为会被理解为冷淡、漠不关心；有些文化允许异性交往时身体有某种程度的亲密接触，而一些文化则严格地禁止这种行为。

研究者注意到，在对话中，英国人、美国人和瑞典人彼此站得最远，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站得比较近，南美人、阿拉伯人和巴基斯坦人站得最近。爱德华·霍尔曾举例说，当一个北美人和一个墨西哥人交谈时，墨西哥人会稍稍靠近对方，以达到他所感到舒适的空间距离，而北美人会感到自己的空间被侵入，因而会后退。这种举动会让墨西哥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觉得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于是他就会再靠近一些。如果北美人继续后退，墨西哥人就会认为，北美人发现他气味难闻或不愿意与他谈话。

埃德温·麦克丹尼尔（Edwin McDanniel）还观察到，日本人对个人空间的态度相当复杂并且好像相互矛盾。在不拥挤的时候，他们会努力保持人际之间的空间距离，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人；在火车或汽车上时，他们并不抗拒与陌生人之间频繁、持续的身体接触，而在朋友或家庭成员之间，人际空间的距离也非常小。麦克丹尼尔认为，这种明显的二元分化是日本文化关注群体归属以及等级差别的结果。

固定空间

固定空间主要是指建筑物及室内的空间和方向，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民族性格和交往方式。一般说来，乡村、城镇、都市的设计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随时代和文化变迁的一种有意识的设计，并因文化和历史不同而不同。一方面，文化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安排和使用；另一方面，空间的安排和使用又反映了文化的主流观念，公寓中居室的布局、家具的摆放，以及整个城市的规划、建筑物的风格，都明显体现出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建筑中比较典型的是四合院。这种建筑以北房为上，东厢房为次，西厢房再次。长辈、尊者居于中轴线的正房，偏房是晚辈和卑者居住的地方，体现了尊卑长幼和名分等级的区别。在四合院里，房间和房间之间相隔并不严密，难以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从空间分配来看，这种布局注重的是家庭成员的共同活动和交流，而不大重视个人住室的分隔。由于家庭成员无明显的、固定的个人住室，房间的分隔不严格，这就与院墙——把家庭与外部世界严格分隔开来——的设置形成鲜明对照。一些研究就此指出，这种环境培养的是家族精神而不是公共精神，是相对的价值观而不是普遍的价值观。

同中国传统的住宅相比，日本的住宅具有对外开放和同自然浑然一体的特点，见不到中国住宅常见的把家庭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高大围墙，甚至也没有欧美人住宅中常见的篱笆或护栏。在居室空间的分配上，日本住宅优先考虑的也是集体活动而不是个人隐私，房间不是按每个成员分设，而是根据整个家庭的职能需要分隔成不同的部分。在这方面，“榻榻米”集中体现了日本人空间使用的特点：晚上在“榻榻米”上面睡觉；白天把被褥收起，在上面用餐和进行各种活动，也用来招待客人。

一些研究还认为，日本人对固定空间的安排表明了显著的等级差别观念：在日本的政府、公司办公室里，供低等雇员使用的桌子排列成行，部门负责人或经理坐在每一排的最前面。这种空间安排鼓励信息交换，便于复杂工作的完成，能促进集体合作和团结，更有助于明确以工作为中心的等级结构。关于这一特点，爱德华·霍尔还提供了一个例证：在日本，邻里间的房屋都按照建造时的顺序排列号码，而不管其在街边的具体位置。

西方与东方在固定空间使用上的显著不同，就是西方人对空间极端崇尚和高度敏感，习惯于使用空间来维护家庭或群体的领域和隐私。特别是在北美文化中，空间是权力的象征——有权支配更大空间的人通常被认为拥有更大的权力。一方面，女性和地位较低的男人被给予和认为应该占有比男性和地位较高的人更小的空间；另一方面，地位较低者不能控制别人可以进入的空间。譬如，老板可以自由进入下属的空间；而只有经过老板的允许，下属才可能进入老板的空间。

不同文化对固定空间的方位有着不同的偏好。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面南视为至尊，而面北象征着失败、臣服，宫殿庙宇都朝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坐北朝南。中国传统还以东为首，以西为次，现代汉语中的“房东”、“股东”、“做东”都是以东为首的表现。中国古代还有尊左的风气，这是以东为上习俗的延伸，“男左女右”的惯例也是尊左的反映。在伊斯兰文化中，对方向的偏好要靠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定。中国的穆斯林偏好西方，因为麦加在中国的西方；摩洛哥的穆斯林偏好东方，因为麦加在摩洛哥的东方。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对空间感知的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较为典型的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和生活在岛屿上的人对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知，因为“土地每一块都不是孤立的，能给人以某处是中心的错觉，而岛屿每一个都孤绝无依，不能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对于大陆居民来说，世界是相互联系着的，是合一的，是连续不断的。而对于岛屿居民来说，世界却是分裂的，呈现‘多’的格局，不连续”。

六、服饰与颜色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

服饰（attire）是通过服装和饰物来传递关于社会地位、兴趣爱好、信仰观念等信息的非语言符号。作为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审美精神的系统折射，服饰也是研究不同文化的历史、生产方式、宗教信仰乃至政治制度的直观和重要的资料。

根据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穿着服饰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礼貌”（modesty），即因羞耻之念而把肉体遮蔽起来。《圣经》就把人类的着装行为同道德羞耻联系在一起：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最早都是裸体，因为他们还没有羞耻之心，只是在偷吃禁果之后，夏娃才开始用无花果的叶子编织衣服。二是“保护”（protection），即保护身体、抵御气候的侵袭和外敌的攻击，这是服装的基本功能，也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生存方式。三是“装饰”（adornment），即为装饰外观以便炫耀于众，在这个意义上，服饰成为人们表现、表达和传播某种意义、个性的符号和手段。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服务于第三种目的的服饰。

服饰深深地根植于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文化模式之中。一方面，服饰反映着人类的观念、制度形态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反映着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主观意愿、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是一种反映社会成员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服饰是文化群体的特征呈现，文化及群体自身的不断演化，必然导致了服饰式样、着装方式与服饰观念的衍化。此外，服饰也是一种区别社会等级和社会阶层的非语言符号，可以传递多种信息，包括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教育背景、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庸俗、成功水平和道德品质，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服饰也是社会人的公共地位的表现符号——从一个人的服饰上，人们可以大致判定其社会地位和职业状况。施拉姆就说过：“服装能说话”，即人们不仅能够从服饰本身获得意义，也能对服饰所呈现的穿着者的地位、认同和遵循的规范等作出反应。

就中国传统的服饰而言，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孔子的《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指涉“文采”、“文辞”、“才情”等，表现在外部，尤其是延伸到服饰上，则指外表、外在的修饰，又有“纹饰”、“装饰”等含义；这里的“质”，意思则是“质朴”、“朴实”、“本质”。概言之，只有“质”与“文”的高度统一，即内在本质、精神与外在纹饰高度和谐一致，才算是尽善尽美的君子。在这样的服饰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突出的是人的精神与气质，不是人体的曲线，多侧重服饰整体的外观效果，以及图案的细致与华美。与之不同，西方传统服饰文化更为留念于人体的表达，认为服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表现人体。从西方服饰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服饰从一开始就强调人体美的理念，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极大弘扬，也经历了中世纪宗教的压抑，以及文艺复兴对人性和人体美的复归；对人体美的崇尚最终使西方服饰在近现代社会走上了塑形的道路。

比较西服和长衫这两种最能代表中西传统的服饰，可以看到隐藏在服饰中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注重自我，性格外向并有进攻性，故其服饰更多表现一种坚实、挺拔、稳固和刚性；中国人注重人际关系，需要灵活多变，服饰以线条为主，柔软多变，强调和谐。林语堂还概括说：“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西方服装注重独立性，突出形体和性征，中式服装寻求“从众”与中庸，要尽可能消除自身的某些独特性。

不同文化的服饰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结构、色彩、装饰等方面均不相同，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例如，朝鲜族妇女喜欢穿着白色的长裙；维吾尔族姑娘会在头上扎许多小辫子，喜欢戴花边小帽。再比如，在墨西哥，制服是受大众喜欢的服装；出于对德国纳粹的憎恶，以色列人不喜欢统一的制服。在不同文化中，服装对身体部位的遮掩程度也不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身体可以裸露的部位很多；在东方文化中，身体可以裸露的部位要比西方少，一些国家的女性还必须用衣服和面纱遮住身体的绝大部分。

 

颜色是一种由色彩和意义结合的非语言符号，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描述，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感知与偏好，而不仅仅是个体的生理反应和感官印象。

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种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文化赋予了颜色以不同的象征意义和联想空间。在古希腊，人们比较偏爱蓝色和紫色。这两者都是大海的颜色：海水之蓝，是映照了天空之蓝的结果；海水之紫，是在蓝色之中加上朝霞或晚霞的映射而呈现在大海深处的颜色。在古希腊人看来，这两种颜色是最高贵的颜色，只有神才可以享用。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中，当阿伽门农远征特洛伊凯旋归来时，他的不贞的妻子为了激起神的嫉妒，特地用紫色花毯铺地欢迎他，而阿伽门农贵为国王，仍不敢在高贵的紫色上踏足。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人崇尚的是黄色，认为黄色是“青赤黄白黑”五色中最为高贵的色彩：黄色代表着土地和中心，“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

不同文化赋予了颜色不同的意义，颜色也表达了不同文化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以及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就红色（red）的传统意义而言，在德国，红色是积极的，象征着爱情、热情和革命。在许多英语国家，红色代表的是愤怒、气愤和血腥。据说，古罗马士兵会用战败者的鲜血涂红所征服城市的墙壁，以夸耀胜利武功。18世纪英国军舰的甲板是红色的，原因是当血流到甲板上时，水兵们不会感到害怕。在古埃及、希腊以及古印度，红色甚至是死亡之色。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红色有着更为积极的含义，具有热情、希望、成功、大吉大利等意义。譬如，《礼记》中有“周人尚赤”的记录，表明了时人对于红色的喜好；《诗经》中的“贻我彤管，彤管有纬”，则是称赞赠送的佩物红而有光泽。当红色与现代中国革命联系之后，其代表的激情和热情等情感不免被放大和强化，“红色中国”在西方语境中也在持续引发着不同的联想。

不同文化对某种颜色的好恶，往往来自民族的神话或宗教信仰。朝鲜民族以崇尚白色著称，自称是“白衣民族”。这一偏好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源自“箕子东渡”传说，箕子是殷商的遗民，殷商“尚白”的传统也就被他带到了朝鲜；二是高句丽始祖朱蒙诞生的故事，他的母亲是生活于太白山的河伯之女，父亲是骑着白鹄来到人间的天之子，母亲“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这一传说中的“太白山”、“白鹄”乃至“日影”，都有“尚白”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