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播中的语言符号

作为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特有的社会现象，语言是社会群体约定俗成的，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代表了某一文化社会之内的经验。语言也是文化核心特征的标志——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构成了人的世界，而真实世界（real world）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无意识地建构于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进一步说，语言差别是不同文化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同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跨文化传播实践最大的障碍之一。

一、语言与文化

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

——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对语言的定义是很困难的。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定义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索绪尔的定义是：“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礼仪、军用信号等等。”

语言是人类精神认识实在、构造人类经验世界的工具和途径。正是基于语言的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就住在这家中。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指出：我的语言的限度，意味着我的世界的限度。这些说法都强调了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通过语言认识世界，语言记录了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事实上，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就在于，动物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人类拥有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人因为有了语言，所以有了一个“世界”，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

语言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语言是指具有自身独特结构、功能和规则的日常语言，通常包括对话语言（dialogue language）、独白语言（monologue language）、书面语言（writing language）、内部语言（inner language）等，提供了一切文化形式所必需的表达手段和意义的载体。广义的语言甚至可以指代人类文化，每一种文化形式，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一种语言。正如卡西尔指出的，“不仅存在着由声音、词汇、词语、句子构成的语言，而且还存在着由艺术、宗教、科学符号建构起来的更为广博的语言。这类语言的每一种都有其相应的用法和相应的规则；每一种都具有其自身的语法”。

作为人类文化的核心形式，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语言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语言也只有置于其所属的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才具有全面的意义。只有诉诸语言，其他一切文化形式的生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在语言中存在，历史与传统保存在语言中，语言负载着历史与传统。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语言深深地扎根于文化现实和该民族人民的习俗之中，语言研究也必须植根于这一宽泛的语言行为环境。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直接载体，也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洪堡特所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明显地反映在该民族运用的语言的各个历史时期之中”，“不论我们将什么样的形象赋予语言，它始终是一个民族富有个性的生活的精神表现”。语言中保存着各个民族长期与自然交往所积累的经验，各民族不断创造出新词语、新概念、新含义和新的表达方法，记录着民族的历史，透视着民族的文化心态，蕴涵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关于这一点，李约瑟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模式可能与汉字有关，至少，语言帮助塑造了中国文化。

譬如，在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东亚内部的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特征，而汉字正是构成这种一致性以及延续至今的东亚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就评价说：直至中西文化撞击的近代，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的同一。”

在维持和加强文化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语言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譬如，日语的语言结构就要求说话人重视人际关系和特定的情境。在不同场合，语言使用存在着很大差别。在称呼上级、下级和同级时，要使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在泰国，不同的阶层使用不同的代词、名词和动词来表达级别和亲密程度。在泰国语中，表达“我”的代词有17种，表达“你”的有19种（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一种第二人称的代词，而多数欧洲语言中最多有两种“你”的代词）。由于不同阶层使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泰国语也分成了4种类型：皇家语言、宗教语言、大众语言和俚语。

同一语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形成的变体，反映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譬如，在16世纪之前，英语是一门仅限于英伦三岛的小语种，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和20世纪美国的快速崛起，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及亚洲许多地区形成了区域性变体。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这些变体在语音、词汇、句法及语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到了今天，众多的变体、庞大的使用者和广泛的使用范围，使英语不再仅仅是一两个民族的语言，不再是单纯承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反映其民族特质的语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语言反映的是它的使用者的文化，不同的使用者有可能将不同的文化附着在同一种语言之上。

应当明确的是，语言是作为一个整体与文化发生关系的。构成一种语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主要有语音、词汇/词义和语言规则等。无论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还是语言对文化的承载，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主要发生在语音、词汇/词义、语言规则这些方面。由于语义始终伴随在语音、词汇/词义和语言规则之中，所以，对语言系统的分析，可以归结到对语音、词汇/词义和语言规则这三个子系统的分析之中。

语音

语音来自人类的发音器官，负载并传达着特定的语义信息；语音也是构筑语言的主要材料，是基于影响听者的行为这一目的发出的声音。每个语音都处于一系列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语音当中，是人类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载体。关于语音的重要性，索绪尔有个生动的比喻：“语言就像一张纸。声音是纸的这一面，观念思想是纸的另一面。我们不能只拿起纸的这一面，而不要另一面。”

语音具有自然特性，也具有社会特性。与自然界的其他声音一样，语音具有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质等物理性质。语音的社会特性，主要表现为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以及语音对其所表达的意义、语言表达的风格等方面具有的重要影响。

语音系统可以划分为音素（phone）、音位（phoneme）、音节（syllable）等若干不同的子系统。其中，音素是人类语言在一次发音中从音质角度切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以分为两大类：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记录音素的书写单位是音标，目前在国际上最为通行的是国际音标（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音位是具体语言或方言在一类发音中从能否区别词或语素的角度划分或归并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形式。音节是具体语言或方言的音位与音位组合起来的，从自然发音和听感的角度得到的最小的语言结构单位，可以看做是不同的元辅音序列，大致可以划分的音节类型包括：以元音收尾的开音节，以辅音收尾的闭音节，以及以元音开头的元音首音节、以辅音开头的辅音首音节。

要明确的是，音位和音素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音素可以超越具体的语言或方言，主要表明了语音的自然属性；音位则落实到特定的语言和方言中，表明了语音的社会属性。或者说，音素就像人类拥有的制造语音外壳的原材料，由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们从中取走不同的音素组成各自的音位系统，所以，汉语有汉语的音位系统，法语有法语的音位系统，俄语有俄语的音位系统。譬如，对于汉语而言，[r]和[R]可能是奇怪的声音，但[r]之于俄语、[R]之于法语，则是不可缺少的声音。

在不同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一种语言的语音会对另一种语言产生影响。譬如，在清朝统治期间，由于受到汉语的影响，满语的辅音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与汉语北方方言比较接近的新音系。一些研究还注意到，人们生活节奏的快慢，与发音时舌部和口腔肌肉的张弛度、开口度以及发音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近二三十年来，英语元音的舌部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单元音发生了向舌中位置滑动的变化，其音质也随之变异。这是因为，适应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发音时流畅方便的要求已成为语音发展的一种趋势。总之，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音同样也处于不断的演变当中。国内一些研究注意到，汉语从中古时期至今，语音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浊音的清化、新音位的出现、旧音位的消失等。

词汇/词义

词汇是一种语言中全部词和固定词组的总和，也可指某一范围内使用的词的总和。语言是由词汇组成的，在语言系统中，词汇相当于构筑语言的建筑材料。

由于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上必然有所体现，对词汇的解释也必能体现民族或文化间的差异。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Nida）还指出，词汇能反映文化，因为词汇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和分类方式，“某一种语言在某些领域具有较高比例的词汇体现了该文化的着重点所在。某些词汇知识常常说明人们在特定领域的能力，某些词汇的消失表明了这一文化所关注的东西发生了变化”。

词义是指词汇的意义，可以指词的内容，也可以指某一固定词组包含的意义。词义大致分为两类：字面意义（denotation）和引申意义（connotation）。字面意义也称本义，是字面上直接所指的事物或概念，引申意义是指字面意义之外的意义。如前所述，符号与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针对同一对象，各种文化各有不同的名称，甚至同一文化内对同一对象也有不同的名称。由于各个文化都给词汇赋予了特有的含义，每个词汇代表着一定的对象或现象，就使词汇与词义的问题成为文化与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人类学家伊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chard）甚至认为：如果研究者弄懂了某种语言中全部词汇的意义（在各种相关情景中的运用），也就完成了对一个社会的研究。

词义是语义系统中最基本的语义单位，传统语义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期中，同一词汇也会产生不同的词义，不了解这种差别，就不能完全接受一个词汇承载的全部信息。这里就涉及词义的两个特征：稳定性和多变性。词义必须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否则人们难以进行正常的传播。例如，水、火、太阳、月亮、男、女等词汇的含义都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过，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多变性是绝对的。只要词汇被使用，词义就会发生演变，而词义变化始终是语言变革中最敏感和最活泼的因素。就语言的历史发展来看，在较原始的社会中，人们要沟通和表达的意念比较单纯，需要和使用的词汇自然就比较简单。随着文化的积累和社会的演进，人类的思想也渐趋复杂，原有的词汇已不敷应用，于是词义跟着演变。语言学家分析，由于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因而英语词义的变化速度要比汉语快得多，据统计，英语中500个最常用的词汇可产生出1.4万多种意义。

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不同语言中的词汇数量是不等的，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对等或契合的词汇，这种情况可以称为词汇空缺（lexical gap）。比如，汉语中“豆腐”、“麻将”、“功夫”等等，在英语中就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所以，本着社会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必须不断产生新词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例如汉语中的“咖啡”、“沙发”、“克隆”、“拷贝”就是“借词”——根据外来语的语音用汉语表达的词。五四运动之后，汉语中新词汇的产生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这是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

外来词汇的大量出现，是词汇演变中颇为显著的现象。英语就是如此，据统计，在大约2万左右的英语常用词汇中，约有75%是外来词——词汇的意义和声音的形式都来自外语的词汇。当代汉语词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译词”代替“借词”，比如“火车”、“轮船”、“飞机”、“电视”之类便是译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借词与译词的数量多少，既表明这个民族语言的发达程度，又表明这个民族文化的开放程度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程度。通常，一个民族的词汇表中借词与译词的数量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该民族文化同化力的强弱。同化力强，则译词多于借词，反之则借词多于译词。

国外一些研究还着重考察了词汇与文化的关系。一些研究指出，由于法语词汇意义清晰，绝少含糊，因此使得法国人逻辑清楚，能够迅速思考；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词汇丰富，有大量关于感情的说法和爱称，往往难以翻译，也使这些国家的人们以一种热情和富有人情味的方式与人交流，给人一种健谈、朴实的感觉；日语中有丰富得令人生畏的敬语，虽然这些词汇在日本人之间的交流中非常有用，但也使日本人与外国人的谈话显得异常啰嗦。

语言规则

语言规则（linguistic rules）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语法规则，针对的是语言系统的结构规律，大体上是构词规则和造句规则的综合。相比上述的语音、词汇来说，语法规则是语言系统中最为稳定的部分。譬如，早在甲骨文时期，现代汉语中最为基本的语序“主语+动词+宾语”的排列顺序就已经存在了。二是语用规则，指的是决定使用语言是否得体的文化、社会等因素。由于语言是社会行为，必须遵循其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使用规则，这就涉及语用学（pragmatics）以及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

语用学又称语言实用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语言学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以语言意义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以及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跨文化语用学针对的是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人际交往时出现的语用问题。由于此类交往中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母语的特征或影响，因此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就包括：如何准确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人际交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语言行为的差异和语用策略；母语文化对特定场合中语用行为的影响，等等。

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在语言使用规则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或者说，语用差异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深层文化差异的存在造成的。基于此，不同语言之间交流的核心任务就是寻求语言对等（linguistic equivalence），包括词汇对等、习语与俚语对等、语法—句法对等、经验—文化对等、概念对等。这些无一不与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譬如，《圣经》中的短语“上帝的羔羊”（Lamb of God）翻译成爱斯基摩语时，只能译成“上帝的海豹”（Seal of God）——极地人无从知道羔羊为何物，就只能换用一个文化意义大致相近的词汇。

需要注意的是，语用规则不仅因文化而异，而且具有无意识特点。换言之，尽管一个人对自己母语的使用规则已运用自如，但他可能对这些规则的存在毫无意识。因为人们常常是无意识地习得语用规则，同时也同样能无意识地运用这些规则去判断别人的语言行为。正是这种无意识，往往使人们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时产生传播失误。在语用学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即用自己的语言使用规则作为标准，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语言行为。

语用规则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特定文化、社会或群体中的语用规则往往只能在自身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不能使用不同文化的语用规则来描述某种特定文化中的语言行为，否则造成的语用失败（pragmatic failure）会表现在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比如，在跨文化交往中，一个文化中的人们习惯讨论的话题，可能是另一文化设法回避的话题；一个文化中人们常常涉及的内容，可能构成另一文化中对隐私的侵犯。需要注意的是，违背语用规则的后果往往比违背语法规则的后果严重。毕竟，语法错误是语言本身的错误，有时并不会影响传播的结果，而不符合语用规则的“问候”、“致谢”或“恭维”、“道歉”等各种语言行为，则可能被误认为是不友好的表现或触及隐私的行为等，直接导致传播的失效。

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达到传播双方的相互理解、相互配合，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认为会话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准则：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涉及交谈所需要的信息，强调不应超过所需信息；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应当说真话或提供足够的证据，否则就不要说；关联准则（relations maxim），说话要贴切，要有关联，不答非所问；方式准则（manner maxim），力图避免模糊语言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力求直截了当、有条理。

考虑到语用规则在交往中的重要性，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在1983年提出了会话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其中包括：得体准则（tact maxim），减少表达有损他人的观点，尽量多使别人得益；宽宏准则（generosity maxim），减少对利己观点的表达，尽量少使自己得益；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对他人的贬损，尽量多赞誉别人；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减少对自己的过誉之词；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与他人在观点上的分歧；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与他人在情感上的对立，尽量增加对他人的同情。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都是语用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语用规则与语境的关联。礼貌原则还表明，礼貌是人们交往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原则，对礼貌的重视和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总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即各种文化在传播中都会照顾对方的面子，凡是伤害对方感情的话应避免直说，以降低不愉快的程度。例如，在东方文化中，对他人的请求若不能答应的话，多婉言拒绝而很少使用“不”这个词。这种委婉会使一些西方人误解，感到说话人不够坦诚。相比之下，美国人更为坦率，常常直接说“不”，这常常会让东方人感到尴尬或觉得伤了面子。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在菲律宾工作的美国“和平队”队员中，许多人因为谈吐坦率而破坏了与当地人的关系。

二、语言与传播

人与其他生物不同。人拥有一个语言的世界，其他生物不过是居住在环境中而已，并不与环境发生关系。

——哲学家迦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社会就把语言研究当作一门独立学科。在古希腊，人们对语言本身，对语言在传播中的作用推崇备至——“雄辩就是力量，因为雄辩好比深谋远虑”，由此开创了修辞学（rhetoric）教育的传统。在古希腊教育的“七艺”——修辞、语法、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天文中，占据首位的就是修辞，主要是指演说与说服的艺术，涉及立论和修饰语句的技巧和能力，甚至包括讲演者的姿态、表情和嗓音等。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修辞学是一门通过吸引和保持注意力来改变某种意向的学问，具备了“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可能性。为此他主张：修辞学不是为某一特定阶层的臣民专有的学问，而是人人应该掌握的学问。

比较之下，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并没有针对演说或修辞的内容。虽然中国知识界很早就开始关注语言和语言表达问题，典籍中亦不乏关于修辞的评论，如《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尚书》中的“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礼记》中的“言语之美穆穆皇皇”，以及中国古代修辞学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等，但都停留在对书面语言的关注上，集中于讨论赋、比、兴、语体、对仗等修辞手段。至于鬼谷子传授苏秦、张仪的“揣摩之术”，自然为世人所不齿，只能算是私授秘传的“蛇鼠之智”。龚文庠就此指出，修辞在中西传统教育中的不同地位，是“中西文化传统的一个有趣的差异”。

语言、传播与社会关系

传播是从语言开始的。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语言遍及人类各个重要的领域，参与并构成了人类的各种传播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能把传播同语言分离开来，也没有人能割断人与语言的密切联系。人们通过语言制订计划，运用语言去梦想、沉思、评价、传诵和记忆，也通过语言因袭与创造文化，向他人表现自我，与他人沟通情感和思想，完成人类的传播需要。正如乔治·米德指出的：“实际上，我们的思维始终借助某种符号进行。没有符号，人们也可能凭经验了解‘椅子’的意义，但不可能在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思考它。”

语言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创造和运用语言的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并对人们的社会关系不断产生着重要影响。索绪尔即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语言学的材料由人类语言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语言活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进一步地，语言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关于人与语言的关系，萨丕尔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语言不仅是人表达思想的再生工具，也是思想的塑造者、程序的制定者。因为语言左右个人的心理活动、印象分析，所以，人对世界的理解总是会受到语言环境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语言塑造人的同时，人也通过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意义。萨丕尔还强调说：人的独特性正在于，人能通过语言的传播建构自己与世界的一体化关系——人类不只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仅仅是生活在社会行为的世界之中，还受制于特定的语言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就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媒介。

语言必须被放入人类的传播活动中来观察，人类的语言无不是在传播过程中被创造和表现出来的。耐人寻味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是可以互相翻译的。这也可以说明，人一方面很难超越自己生活的界限，另一方面却可以通过学习各种语言来拓宽自己的世界。这似乎也能够印证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个观点：语言塑造了人所理解的事物，只要文化认为是重要的，语言符号就会赋予它们社会意义，当然，这个过程是通过传播得以确立的。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就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人的关系，开掘社会人的语言潜能，让人所创造的语言符号体系满足社会人的传播需要。

通过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传播关系的考察，爱德华·霍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高—低语境”理论（high/low context），将人类行为划分为高语境（high context）与低语境（low context）两种传播系统，同时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能够游离于两种体系之外，均可划分到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之中。

“高—低语境”理论隐含的假设是：文化提供了一面“屏障”，它位于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决定着人们应当关注什么、忽视什么。在爱德华·霍尔看来，低语境中的语言传播，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线性的逻辑互动、直接的语言传播、公开的意向表达的传播方式。这是因为，低语境文化中的大多数信息存在于传播过程中，以补充语境中缺少的信息，所以传播者主要依靠逻辑、推理、思维和语言表达，从而呈现出一种直接的、外在的语言交流。与之相比，在高语境文化中，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不是意义的最重要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这样一来，传播各方通常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借助各种不成文的规范、价值观、仪式、非语言符号等信息，语言中包含的实际意义较少。霍尔还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语境文化更多地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

语言多样性和语言霸权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阈下考察语言与传播的关系，不能忽视两个彼此相关的命题：语言多样性（linguistic diversity）和语言霸权（linguistic hegemony）。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文社科领域，语言多样性命题与语言消亡、语言权利、语言平等这些热点话题直接相关，尤其是构成了文化多样性讨论的基础。仅就语言消亡来论，在一般意义上，如果一种语言要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其使用者至少要有10万人。照此估计，到21世纪末，约有50%—90%的语言会消亡。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指出的：“当今世界，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随之，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想、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加利强调，语言多样性是丰富的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会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

加利提及的“话语”特权群体，涉及了语言霸权的命题。以英语为例，经过英国的全球殖民统治、“二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英语已成为国际关系、科技、旅游、国际贸易、互联网等方面的公共语言。据21世纪初的统计，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据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另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欧盟、东盟等）把英语列为工作语言。此外，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是用英语出版和发布的。这些数字和事实，足以证明某些语言已制造了某种“霸权”，其他语言面临的削弱乃至消亡的危险正在不断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