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思想
史学界常将明清之际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时期，本文作者非史家，没有史家的博学和视野，只做简单联想。
从1650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去世，英国牛顿开始上学，德国莱布尼兹刚4岁，到1841年英国数学家格林去世，在190年间，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欧洲各国集中出现了二十多位影响历史的大师级数学家，推动了以微积分为基础的高等数学蓬勃发展。1750年，英国开始用机械代替手工纺织。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
1650年，在中国是清顺治七年，马铃薯传入中国。364年后的2014年，马铃薯终于升级为中国人民的主粮之一。1840年是清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中国，殖民香港，这个庚子鼠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当然这个时候地球上除了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也没有考虑数学的事。不过到1870年，已有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移居海外。
时局、人和思想三者如何结合才制造了1650年至1840年欧洲的数学大繁荣？这190年是欧洲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思想上，17世纪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末尾，18世纪是思想启蒙运动，19世纪上半叶是浪漫主义。政治上，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的大革命促使民主自由社会体系初步形成。经济上，工业革命重商主义逐步建立市场体系。物质生活富裕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开始侵略殖民。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时期欧洲的艺术非常繁荣，艺术是盛世的风向标，科学、社会、经济都实现了空前的大发展，思想大繁荣。
从哲学、艺术、科学的属性看，思想最先启动，传播很快。艺术需要有创作的时间，其传播滞后于思想。科学则更难，发明创造需要很长的时间，远远滞后于思想。
所以那时欧洲人的精神生活有个梯度。14世纪兴起到16世纪达到鼎盛的文艺复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诞生了大批思想家、哲学家、诗人、作家。法国大革命时候的国王路易十六曾说：是两个人消灭了法国的贵族制度，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他们都是哲学家，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可以改变世界。艺术的创作紧随其后，涌现了大批美术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文艺理论家、音乐家和发明家。以数学为代表的科学繁荣则是这个波浪周期的尾巴，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集中登场，数学走在工业革命之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牛顿和莱布尼兹为首的数学家是怎样抓住机会成为科学的英雄并创造了历史？牛顿之前的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等留下了对天文、数学的研究兴趣、成果、困惑和思路，笛卡尔发展了几何和代数的哲学思想，是给后人最好的遗产。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的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见自然哲学给了他思维上的帮助抑或是使他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束缚。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思想是从静态向变量的转变。微分和积分就是无穷大和无穷小的极限。牛顿推演无穷级数算到小数点后55位。他的微积分并不是被苹果砸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辛苦的思考。发明微积分不是这些数学家的目的，而是他们在研究物体运动的同时，创造出来的新的理论和方法。
哲学、物理、数学是同根同源。在很久以前，这三个学科是分不开的。但不管是爱好、兴趣，还是偶然、侥幸，毕竟微积分满足了物理学的现实需求，适应了社会需要。在解决现实应用如悬链线、安全抛物线、最速落径等问题时，把函数演化为函数的函数，把微积分演绎成变分法，正是由于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才使得积分的进步远远早于微分。尽管一些发明很复杂，难以理解，但微积分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人易于理解接受。科学应该接近大众，供大众消费，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数学进展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与宗教发生冲突时。这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数学推动物理，物理滋养哲学，哲学的终极是宗教，宗教又往往反制数学。数学发展得太快，社会跟不上就缓一缓，普及并争论后再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风气。很多数学家都是30岁左右出成果，那时的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机敏，极具创造力。很多数学家家境并不富裕，他们不思利禄，潜心研究，终留鼎名。演化到19世纪，研究数学和哲学开始成为欧洲贵族阶层的流行风尚。
大数学家们也有流派，牛顿的门下后继乏人，这与英国人的固执保守有关，也与英国“拥教保王”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德国人莱布尼兹门庭若市，桃李芬芳。他为人谦逊，虚心学习，培养了许多法国、瑞士数学家。这一派注重数理演绎推理，擅长分析，典型代表是傅里叶的函数变换思想。欧拉则把数学研究对象从曲线转移到纯函数。
17世纪至19世纪，欧洲的政治家们虽然不停地折腾，但在科学上和思想上有了很多的成就。法国大革命为数学提供了发展机遇。当时最优秀的数学家全部被革命政权吸收到度量衡改革、教育改革、军事工程建设中去了。法国在数学教育和研究方面逐渐成为18世纪欧洲的中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成为数学的“耶路撒冷”，数学家的摇篮。“变换”思想是这次数学大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变换就是想方设法找出路、做假设、谋突围。
总之，这一时期的数学思想的产生要素大约是：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机遇、前人的基础、自然哲学、哲学思维、个人努力、现实应用、社会需要、接近大众、百家争鸣、年富力强、不为钱图。
数学家惠特尼指出，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与小孩的直觉方式十分接近。所以，要繁荣数学，就需要给数学家创造一个像小孩子无忧无虑的环境。6岁前的小孩子是绝对的辨音器，6岁儿童大脑的神经元数量超过成人大脑的两倍，神经元数量决定脑细胞活动速度（CPU）,6岁之后开始下降，大约到10岁定型。高CPU是数学家的天资，也是声音和色彩的直觉源。10岁前是教育的战略机遇期，是儿童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的定型期，适合开发儿童数学、音乐和绘画等方面的“特异功能”，使得最终留下来的神经元多一些。所以美国小学一年级开始用的语文、数学等课本都是300多页的厚书，配以大量刺激眼球的色彩、场景、镜头、图画，以锻炼儿童看到声音、听到景色、幻想数学的觉悟。正是中国所谓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难道这不是“时势造英雄”的基本模式吗？怕的是时势早到了，英雄还在睡大觉。研究表明，是英雄创造历史。英雄就是那些大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英雄是民族脊梁的钙质，每每到一个历史关头，总有英雄会站出来力挽狂澜。
从1861年到1937年的76年中，中国社会由静态转变为动态。从变革者的夙愿看仍嫌速度慢，但较欧洲几百年的变革，速度又显得太快了。现在反观这个过程，思想的路起步晚了，但仍然要记起明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启蒙。也不能忘记太平天国、鸦片战争打出来的启蒙，体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以及容闳的主张。思想的荒芜沙漠苦盼着一场甘露法雨，普润众生。
庆幸的是这76年间中国集中出现了几十位影响历史的大哲学家思想家。郑观应、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蒋廷黻等，“名公巨卿”引领社会思潮，居功至伟。
时局、人和思想又是如何实现了1861—1937年中国的思想大变革？从形式上看颇似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数学的发展。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到1861年实在看不下去了，体制内的朝官发起洋务运动，受到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启发，尽管仍然以“中体西用”为纲纪，但35年下来还是做了不少事，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垂名青史。甲午战败，让他们的努力失去了意义。
1895年康有为主谋的维新运动，诉求是宪政制变革，折腾三年终因思想基础准备不足、动作幅度太大而失败，但也算是知不可而为。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诉求是解决体制问题，推翻专制政权，争取国家的民主、独立、富强。孙中山一边找人宣传革命思想，一边找钱、找武器，用枪杆子说话。兹事体大，必然反复。
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的思想家如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胡适登场了。1891年光绪十七年，胡适出生，属兔。这一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人类精神文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美国制造出第一辆电动汽车。
胡适的登场始于新文化运动，他说自己“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将救国从政治转向文化、从国民转向人，他是积极践行者。《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1917年，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22年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30年胡适等出版《人权论集》，被国民党查禁；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这完全是新的民主政权的基本纲领，之前的中国是没有的，需要补上这一课，需要普及他提倡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学普世价值。胡适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的结果是政府不受监督和约束。他说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有真自由。每个中国人都有高的人格，国家就自然有人格。他奉行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胡适的价值观就像布帛菽粟供大众消费，泰斗其群。他的这种品行一直带到他的晚年，他为台湾地区组建反对党奔走呼号，不惜与蒋介石翻脸。建立一个新政权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不行，胡适说“用思想解决问题”，俨然是战略家的姿态。
胡适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并极尽思想家之能事，他却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思想家的武器，笔杆子底下溢出引领时代的先进思想。作为思想家的战场，纸面媒体记录下他思想的成长历程。作为思想家的炮弹，他的主张源源不断击中要害。
一个旧时的农村娃，何以二十多岁就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大家？他的思源有迹可循。当然有重量的大思想是在美国留学之后，但从小看大也有逻辑。他五岁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自编的《学为人诗》:“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免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他读的第二部书也是父亲自编的哲理《原学》:“天地氲氤，万物化生。”难道这样就能启蒙出大思想家？那倒不至于。但胡适早慧却是真的，主要是得益于慈母的高期望、严要求。
中国私塾以朗读背诵为主，在冬烘先生的戒尺下，胡适读书却以理解为主。好奇心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九岁的他偶得《水浒传》一口气就读完，感受到比四书五经纯文言有趣的白话真情。尝到“点心”的美味后，到十二岁他读了三十多本经典小说，比我们当今多数人读的绝对多。他开启了自觉自省的大门。十一岁他开始点读《资治通鉴》，走近历史，他感觉到朝代帝王年号的难记，就编了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打开了悟性的阀门，也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打开了禁锢思想的紧箍咒，思想得到了解放。十三岁，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文章，“新民”思想开辟了新世界，开始接受革命洗礼，激起浓挚热情。十四岁，他读严复译《天演论》，欧洲科学思想侵入大脑，适者生存，“适之”就成了他的字。梁启超激发了他写《中国哲学史》的动力，从朱子《近思录》注意到“学源于思”的启示。十五岁，在中学就发起“自治会”，开始“言论自由”。中国公学完全是按照日本的大学“共和国家”的教育模式。胡适在这里三年，思想趋于成熟，有了一定的思想方法，还得到贵人的保护，没有参加同盟会，却加入竞业学会主编的《竞业旬报》，开始用白话文鼓吹革命，还写白话小说来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找到了传播思想的媒介和阵地。中国公学傅君剑老师赠他诗“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师”。“害”得他开启自我激励模式，并无意中走上了文学的路。1910年，胡适再遇贵人，助他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考试用的名是胡适，从此胡适怀才抱器，定于一尊。
与1650-1840年欧洲数学繁荣相比，1861-1937年中国的思想运动，除了时间上的差距，科学和思想启蒙的顺序也不同，科学普及和社会基础不同，但有历史共项，产生思想的要素很相似。这次思想运动终归只是启蒙的效果，没有革了命。革自己的命是反人性的，难于上青天，革别人的命，则需要各种要素的传播和积累。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如此以往，我也成了适之先生庞大粉丝团的坚定拥趸。
人是主角，思想来领航。一件事思路清晰了就有方向，一个人想沿着思想的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做这件事的天才。正如胡适所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一百年来出了一个胡适，还开花结果在异域他乡。时势造人，也淘尽英雄。这确是一个难题。同治年间容闳策划的官派幼童留美，留学九年后，清政府一纸电文要求所有幼童撤回国内，理由是“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当时《纽约时报》对此发表一篇社论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思想在人的大脑孕育，也许是因为人脑长在最高处，大脑管理着身体器官位置，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器官在一起，提高了做出思想的效率。作为社会意义上的思想本身，也应该具有这样的高度和效率。
经济崛起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大思想家，也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有人的地方，故事总是依照思想的脉络延展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