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的邸报几乎没留下中文抄本

与晚清相比，研究清代中前期的邸报时要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最重要的第一手中文资料——更确切地说是一期一期的中文邸报——严重缺失。前述的二手资料就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些研究所依赖的不是邸报的原本或翻译后的本子，因为现存的1800年以前的邸报是极其稀缺的。清代中前期的情况可以概述如下。康熙时期有一份五页长的名单，列出了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参加会试的中榜者即进士姓名；除此之外就没有保存下来的邸报。〔79〕雍正年间，目前已知的大约有四份文书的封面上带有“邸报”字样（每份可能涵盖一天以上的消息）。然而，没有线索指明这些资料可能现存于什么地方，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每日发布的邸报的抄本。〔80〕另外，已知的有一本题奏全录，它是一份目录清单，上面列举了一些奏折，以及与之相应的皇帝决策。〔81〕正如韩文资料所证实的，“题奏全录”是当时的中文邸报的一个标题。已知现存的乾隆时期的邸报只有两份，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产物，可能一些私人收藏中还有未勘定的本子。〔82〕然而，题奏事件的抄件数量却更大。根据何义壮（Martin Heijdra）的说法，这些抄件可能原是一套，二十世纪初期散落开来，最后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图书馆。〔83〕综合起来看，它们整体上代表了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到1778年（乾隆四十二年）之间约384天的邸报。〔84〕此外，1778年到1779年（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间另有十多天的邸报被保留下来。钱德明把它们作为样本寄往法国。〔85〕前后加起来大约有394天的邸报，这只涵盖了乾隆皇帝长达六十年的统治里面不过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韩国保存着另外一份手写稿，名为《环报删节》，里面的内容挑选自近一年的中国邸报，再转写成韩文——所摘内容对应的时间是朝鲜英祖时期（乾隆二十五年，即1760年3月14日至1761年1月31日），涵盖了不重复的181天。〔86〕

收入这本邸报选摘的信息大大扩展了关于这一时期邸报的资料，哪怕它是翻译过的。另外还有一份几乎完整的翻译手稿，作者是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1723—1792），他翻译了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2月至4月里64天的题奏事件。虽然很难统计出其他翻译或长篇的翻译节选里面所包含邸报的确切数目，但它们很可能拼出了额外的130天——大概是1723—1728年间（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约50天和1777—1787年间（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五十二年）的约80天。总的来说，这相当于关于中国邸报又多了超过180天的新材料。

我们已知，乾隆时期有10天的题奏事件的原本得以保存下来，雍正时期有差不多也是10天的内容，它们的汉语原文经节选后被转写并翻译成意大利语或拉丁语。除了这两组材料之外，其他的译本显然不能与原邸报直接进行比较，因为原邸报似乎已经丢失。不过，为了将现有的译本与原始资料联系起来，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中文史料当中的信息。这个寻找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通常是基于欧洲译本当中某些具有提示作用的关键信息，在《清实录》的全文搜索数据库中找到相关段落，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清实录》本身并不是邸报的主要资料来源。〔87〕这部对于国家事务所做的日志式的详细记录是由清代宫廷史官编纂的，他们需要查阅各种各样的原始文档，但这个查阅再编纂的过程是在邸报出版之后很久才进行的。此外，《清实录》不是为出版所作，而是单纯为了供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参考。由于它没有收录所有的奏折和上谕，所以也必然带有一种筛选性质。〔88〕不过，搜索《清实录》还是有助于确定传教士所描述事件的一些基本信息，也有助于辨识传教士所依据的邸报里面的文字内容。一旦确定了事件、日期和官员姓名，我们就尝试去原始档案资料里面寻找相关信息——要在更接近邸报信息来源的那些原始档案里面找。其中一个信息来源是《上谕档》，这是一本军机处的底册，其中抄录了皇帝的上谕作为存根。〔89〕第二个信息来源是《起居注》，它不仅记录了宫廷中发生的日常活动，还记录了皇帝谕旨和奏折。〔90〕不过，这些资料并不总是完全保留官员的原始奏折，因为这些奏折往往被概括、转述，然后写进皇帝的决策当中。可以在《明清档案》收入的资料里面更零零星星地找到提及这些奏折的只言片语。〔91〕如果查阅上述资料后仍无所获，就继续查阅《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这些登记册列出了乾隆时期收到的所有奏折和发出的所有上谕，通常还附有内容的简要说明。〔92〕有时候，还能在地方志或私人笔记里面找到资料。其他现代的编年史书偶尔也可以参考，有助于识别人物姓名和职能的参考书也会有用。〔93〕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中国邸报的内容。法语、意大利语和中文文献里面的所有参考信息都可以在注释和本书末尾的表格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