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前期的中国邸报研究简史
如果说以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料为基础来研究中国邸报这种进路是比较新的，它仍然沿袭了已经有更长学术传统的邸报研究的足迹。
墨安屴（Emily Mokros）在她有关中国邸报研究的简短学术综述中说：“人们对晚清中国邸报的研究兴趣来自三个方向：新闻史、政治史和社会信息史。”〔47〕事实上，这三个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时间顺序。第一个方向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奠基性著作，这个角度将邸报置于新闻史当中，将其视为现代报纸的前身。〔48〕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大多数关于邸报的描述都曾出现在这类作品中——在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中均是如此，即使这些作品不一定指向相同的目的。〔49〕第二个方向也是近来较新的方向，它将邸报定位成官僚行政的工具。通过分析早在宋代就已经展开的官府之间沟通方式的标准化、集中化和规范化，这种视角有助于理解邸报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作用，它被视为整合帝国的一种手段，可以加强中央朝廷掌控官方文书的信息流通。〔50〕第三种是更新的方向，这个角度关注的是邸报作为社会中信息流通的媒介这一特征。在挖掘私人著作、小说和戏剧的同时，这类方法研究的是更广泛的读者群，展示的是邸报的文化和社会功能，以及它在连接民众和国家政治方面的作用。〔51〕
尽管关于宋代、明代和清初邸报的学术发表越来越多，但大多数著述都在研究清末（十九世纪）这个时间段，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存在着可供研究的第一手史料——既有中文文献也有英文文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哈里斯（Lane J．Harris）编纂的原始资料汇编The Peking Gazette: A Read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2018）。这部资料集成还配套了一个数据库，即“京报的在线翻译”（“Translations of the Peking Gazette Online”），这个数据库的覆盖面很全，包括大约8500页的英文资料，翻译了1799至1912年间清代的官方谕旨和奏折。〔52〕
总的来说，关于1800年以前的邸报——特别是清代中前期的邸报，已有的史料信息仍然有限，在西方语言中更是如此。《中国新闻事业通史》（3卷，1992—1999年）是关于中国新闻史的综合性著作（部分内容被翻译成英文），由著名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专家方汉奇主编。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概述来介绍清代中前期的新闻体裁、机构和活动，并且主要将它们视为明代新闻报刊的延续。〔53〕他的学生史媛媛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专门以清代中前期新闻流通为主题出版了专著的学者（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2008年出版）。她依靠行政文书方面的资料，更精确地勾勒出通政司、六科和提塘官之间复杂的沟通渠道。〔54〕她的研究主要关注邸报的内容，并在官方资料（那些提到阅读邸报的奏折）和私人资料的基础上重构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邸报内容。〔55〕另一位研究清代邸报并以此作为博士研究课题的学者是孔正毅（2011年同样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6〕他与人合作发表的论著既介绍不同类型的邸报，也研究清代（和明代）邸报的流通体系。〔57〕他还与人合著了第一部系统梳理1800年以前遗留下来的各种邸报本子的专著。〔58〕丁晨楠（2018年在延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她的研究中采用了跨文化的方法，她的博士论文收集了许多新的信息，考察了朝鲜赴华使节是如何根据明代和清代中前期的邸报来搜集情报的。〔59〕
最后，这个领域里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是墨安屴（Emily Mokros）的The Peking Gazet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News and Political Authority，这部专著修改自她的博士论文“Communication，Empire，and Authority in the Qing Gazette”。作为新增的研究结果，她的书中包含了博士论文未涉及的、更多关于1800年以前邸报的情况。墨安屴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她所描述的三个方向（新闻史、政治史和社会信息史）的交叉点上，并提供了一个关于政策、发行和受众反应的时间线。自始至终，她都在研究整个清代邸报在政治、行政和文化方面的作用——既关注连续性，也讨论其中的变化。〔60〕她特别考察了邸报在清代连贯的“信息政策”中如何扮演了传播“国家新闻”的媒介这一角色。这种信息政策的核心是清代“信息制度”的建立，清代“信息制度”指的是“清代的国家系统所建立的一整套沟通途径，用来搜集、组织和传播社会上的情报”。这种信息政策既重视管控也重视宣传，既强调保守机密也强调公开透明。墨安屴将后者称为“精心编排过的公开透明”，其实施过程体现为在官僚机构中广泛流通已经选定的朝廷文书。宫里和中央朝廷的成员都认为，这种公开透明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僚体系的道德黏合力，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惩戒官员的手段。总的来说，在墨安屴看来，邸报推进了清代国家层面的“文书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构建了一套有关审查、归档、哪些信息向公众发布、哪些信息不对公众开放等一系列规则，目的是保护和加强中央朝廷能感知到的权威”。〔61〕从本书介绍的欧洲资料中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介绍邸报的时候也传递出他们对于邸报的作用和意义持什么样的观点，他们的见解与这些概念表达出来的意思非常相似，只是用以表达的词汇不同。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本书探讨的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料对中国邸报的描述和引用。除了主要保存在巴黎和罗马的手稿资料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刊印读物或编纂于十八世纪的文集。在十七、十八世纪中欧之间的跨文化相遇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兴趣已经从欧洲文献转向中国文献（这一转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鉴于此，对这些刊印作品集的基本认识仍然经常依赖于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初的扎实研究。然而，这些作品集最近引起了新的兴趣，因为它们似乎包含着大量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被它们引用或翻译的汉文和满文的原始资料。时至今日，欧洲语言写成的资料和汉文或满文的资料彼此之间的互补性日益受到重视，它们不仅展示了欧洲关于清代中国的知识，而且为我们理解汉文或满文的资料本身带来了新的启示。〔62〕
本书将引用三部十八世纪的法语文献，它们在当时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情况。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即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界全志》，简称《中华帝国全志》）。这部书由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编纂，并于1735年首次出版。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2002）从杜赫德的著作里找到了许多被翻译成法语的汉语原文的出处，研究者可以从中受益。〔63〕更近的论著还包括吴蕙仪的研究，她的考察对象是法国耶稣会士的翻译工作本身。〔64〕其次，本书还引用了著名的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耶稣会士书简集》），杜赫德也是该书的编辑之一。这个系列共有34卷，自1702年至1776年间出版，其中翻印的259封书信里面有98封是由传教士从中国寄出的。〔65〕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903—1990）早在1973年已经强烈建议为这些书信制作一个校勘版，大约在1979年，最后一批来自中国的书信选集得以出版，由微席叶夫妇（Isabelle and Jean-Louis Vissière）撰写导读。〔6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亚洲语言出版的现代译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将中国来信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资料，除此之外，还有矢泽利彦（1914—2008）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的一个较早的日语版本，附带注释，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荣振华的呼吁。〔67〕Sarah Barthélemy的研究（2019）体现了对《耶稣会士书简集》文本历史的新兴趣。她研究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编辑事业，并且找到了剩余书信的原始手稿。〔68〕最后，也可能是这三部文献中最被忽视的一部，即大部头的文章集合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17 vols.: 15 vols.: 1776-1791；2 vols.: 1814，译为《北京传教士所作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札记丛刊》，简称《中国丛刊》）。荣振华曾在书目提要里列举它为欧洲的主要文献之一〔69〕，在此之后这部作品直到最近才受到一些关注——李招莹分析了这部作品里的插图〔70〕，而这部集合丛刊的其他某些部分也已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关于这些欧洲资料中的呈现出来的中国邸报这个话题，目前已有的论著非常有限。2015年，吴伯娅用中文撰写了一篇论文，研究的对象是收录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面的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2）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中国邸报。〔71〕史媛媛在她的专著《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的第三章里有简短的一节是“十八世纪欧洲人眼中的清代邸报”，她只提到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阅读邸报的情况。尹韵公（早在1993年）就写过一篇短文，也是如此。〔72〕高华士（Noël Golvers）也在各种欧洲资料中找到了提及邸报的零散片断。〔73〕另一方面，清代邸报这个主题出现在日语写成的文献中。矢泽利彦在将龚当信写于雍正时期的信件翻译成日语时，就已经在相关的注释里面谈到了邸报。〔74〕新居洋子对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进行过广博且丰富的研究，她是第一位讨论钱德明如何在乾隆时期使用邸报的学者。她的研究所利用的材料是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中国丛刊》）。〔75〕墨安屴（Emily Mokros）在她最近出版的、研究晚清京报的专著当中专辟了一章介绍清代邸报流传至海外的情况，其中提到了许多将在本书中详细讨论的资料。〔76〕
另一个进展是欧洲的新闻报纸上对于中国的讨论。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荷兰语报纸以及其他媒介上曾经出现过关于明代灭亡、清兵入关、中国礼仪之争等话题。已经有一些将这些报刊作为调查对象的初步研究，它们的作者是范克莱（Edwin J．Van Kley）、古柏（Paize Keulemans）和Trude Dijkstra。〔77〕马丽研究了1750年至1789年的法语期刊杂志所讨论的“中国的统治艺术”。〔78〕不过，这项关于接受史的精彩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会参考它，但本书更关注的是进一步详细探讨当时出现在欧洲邸报中的但来自中国邸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