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海内一统到“因地制宜”

唐朝的乡里制，就朝廷前后的制度设计及目前所见的文献记载，都很难发现其中较多观照地域差异的因素，朝廷上下君臣们的议论也相当少见，鲜见据此制定出更适合某地实情的制度。而宋朝的君臣恰恰相反，几乎自始至终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并力求在其治理理念下，将有关制度贯彻到实际中去。作为乡里制度之实质内核的乡役制度，两宋时期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是显然存在的。[31]这可从以下赵宋一朝的君臣论说中凸显出来。如熙宁二年（1069）六月七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盖徭役之事，所在异宜，不可通以一法，非按视省访，则不足以知其详。”[32]“[熙宁四年四月丁巳]上批：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故罢之。”[33]文彦博也反映这一现象：“州县常差役，理须自下而上，则各从民便，以天下之广，郡县之众，不可以一切之法行之，行之必互有妨碍。……臣窃见朝廷差役法，议臣之中少有熟亲民政者，所议论不同，前后所降命令不一，致州郡难以适从……差役之法，逐州县各有不同，若自朝廷降一切指挥，即逐处难以一切奉行……”[34]两宋文献中官僚士大夫们诸如此类的说法，可谓不胜枚举。[35]以后的臣僚们也多围绕这样的话题加以分析讨论，都透露出大致近似的意涵。宋朝职役制度的推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区域性的特例。如募役制在个别地区并未得到推行，福建和江浙之间的差异有鲜明的呈现，[36]琼州、昌化、万安、朱崖等“海外四州（军）”就是一个案例，[37]南宋绍熙后仍有“熙宁免役之法，独不及海外四州”的记载。[38]前述福建路的特殊性也是如此。

前揭史料，均为宋人不同时期的议论，基本上反映宋朝职役制度在实行中因地制宜，并在实行中也大致是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到乡役在各路州县的地域性特征，所呈现出乡都之制的情况，或可从有宋各地复杂的文献记载中稍窥一二。中唐迄于五代十国，乡村控制体制的转变过程，在历史烟尘中已隐晦不明，难以遽断。而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各自为政，政治经济制度的许多领域都有一套自己的做法，从而形成了事实上地域间的差异。赵宋一朝君臣们承继了这一历史现实，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并在施政过程中认同了这一变动且践行之。综上可知，单纯以某种或某几类情况、某个时段或某些区域的名称，涵盖两宋域内的乡村管理体制，都有欠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