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丧家向非亲属求铭

非亲属之间求铭则多以同乡、同学、同年、同僚、朋友及门生故吏等社会关系为主，兼有一些并不相熟的人，这主要是向当时或当地知名人物求铭。

（一）同乡关系

杨億撰彭悦墓碣曰：“陇西彭君，讳悦，字仲荀，予同郡人。”[70]李寔撰富鼎墓志云：“前事诸孤以君之友、前顺安守王景仁所状君行来见里人李寔，求铭如是者再，乃受而叙之。”[71]邵诰撰乡人潘承福墓志曰：“郡人邵诰于其姻施氏之子有善，请而为铭。予将岁贡于京师，日有逼矣，然辱□以三速之，因率尔而铭。”[72]李周撰李宗师墓志云：“予，冯翊人也，其族系既与君同，而所居之里又同，故子尚书、中大夫以及内园君之行实，皆得其详。”[73]显然是因为同乡关系而对李宗师祖孙三代皆相当熟悉。有些撰志者虽没有明言其与墓主为同乡，然其籍贯与墓主皆相同。温州人许景衡曾撰墓志14篇，其中13篇墓主皆为温州人，甚至其本人与墓主无甚交集，而同乡关系是连接二人的唯一纽带。如：许氏“固未尝识君而习其平生者，盖得诸乡人之善者为多也，时不可以无铭”[74]；在朱完墓志中，许氏亦未透露二者的关系，仅云其子“绂前期谂予曰：‘先人生而穷，死而不穷，惟公是属。’君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家温之瑞安云”[75]。开封人许翰撰墓志14篇，其中7篇墓主为开封人[76]。另外，日本学者近藤一成统计王安石所撰墓志，发现墓主为抚州人的最多。[77]

（二）同学关系

杨时撰李修撰墓志时言及他们的同学关系：“余与公俱闽人，又尝同为诸生，肄业于上庠，挟策考疑，时相从也。俯仰四十余年，一时朋游凋丧略尽，与公有平生之旧，而知公之详，盖无遗矣，宜其有请于余也。”[78]正是基于同学关系使他们维持了40余年的交往。陆佃撰写傅常墓志，开篇即云：“高邮傅明孺讳常，扬州助教琼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间，与予同砚席，共敝衣服，无憾也。”[79]记述了二人在仁宗、英宗朝共同读书应举的经历。

（三）同年关系

曾巩撰胥元衡言及二者皆嘉祐二年进士的事实：“君之葬，秘阁校理裴煜以茂谌之疏来请铭。予与君皆嘉祐二年进士，故不得辞。”[80]宋祁撰代渊墓志称：“予与蕴之（按指代渊字）为同年第，知之也熟。又履祥（按指代渊子）持虢略杨冕状来请铭，呜呼！予能言之。”[81]程师孟与苏舜钦同年，故程氏求苏舜钦为其父撰写墓志：“同年登科，授状丐铭，以识其窆。”[82]同为苏舜钦同年的朱处仁亦求撰祖父墓志：“沛国朱处仁表臣，少从予游，长又同登进士第。表臣宦于楚，予适越，遇表臣，喜语，既且泣曰：‘仆将葬祖父于真，有期矣，敢以铭烦于君，其毋拒！’予诺之。表臣遂状其世。”[83]

（四）同僚关系

同僚关系间撰铭者亦较为常见，所谓同僚关系，主要反映在“公”层面的交往上。有些是撰者与墓主在仕宦期间关系良好的，如曾巩与钱藻“尝为僚，相善，其且殁，以遗事属余，而其家因来乞铭”[84]；张方平与程戡康定中“并命处谏垣，至和末，又代公为益部，以常同僚，而从公之游也旧，故知公之器蕴为详”[85]；曾肇在韩宗道墓志中称：“予与公同时为郎、尚书，已而偕为从官，既故且戚，铭其可辞！”[86]曾布也提到了其与陈君的同僚及上下级关系：“治平中，余为海州怀仁令，而永康陈君，实佐余为主簿。余与君皆少且壮，相得甚适。后六年，余以翰林学士判司农寺，荐君为勾当公事。”[87]

也有些同僚关系实质并不密切。如：杨偕在庆历新政期间为翰林侍读学士、左司郎中，“谏官王素、欧阳修、蔡襄累章劾奏：‘偕职为从官，不思为国讨贼，而助元昊不臣之请，罪当诛。陛下未忍加戮，请出之，不宜留处京师。’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故出知越州。[88]然而，杨偕去世之后，其子仍请欧阳修撰铭，故欧公云：“修为谏官时，尝与公争议于朝者，而且未尝识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铭属于他人而以属修者，岂以修言为可信也欤？然则铭之可不信？”[89]陈枢去世，“其弟杞以书之亳州，乞铭于南丰曾巩”，曾巩谈到二者关系时云：“盖元丰元年，巩为福州，充福建路兵马钤辖，奏疏曰：‘臣所领内，知泉州事、尚书屯田员外郎陈枢，质性纯笃，治民为循吏，积十有五年不上其课，故为郎久不迁。方朝廷抑浮竟、尚廉素之时，宜蒙特诏有司奏枢课，优进其官，以奖恬退。’于是天子特迁君尚书都官员外郎。”[90]可见他们的关系皆不密切。

（五）朋友关系

吴雅婷对宋代墓志铭中的朋友之伦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唯其论述为墓志铭中所显现出的朋友关系及友谊，而非以撰铭者为中心。[91]在北宋碑志文中，撰者透露了其与墓主为朋友关系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范仲淹在胡则墓志中称，其子胡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礼经谓称扬先祖之美，以明著于后世，此孝子孝孙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处丧之言，乌乎能文？今得浙东签书寺丞俞君状先人之事，而敢请志焉。'”[92]韩琦撰尹洙墓表时回忆道：“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举公、夫人之丧，葬于缑氏县某乡之某原，从吉卜也。范公尝以书谓余曰：‘世之知师鲁者莫如公，余已为其集序矣，墓有表，请公文以信后世。’余应之曰：‘余实知师鲁者，又得其进斥本末为最详，其敢以辞？’既实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说，而表于墓。”[93]可见二人的关系已经超越同僚，而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宋祁撰高若讷墓志云：“至和二年冬十月己酉，克葬公于开封府开封县褒亲乡之原。前此门人河东裴煜腾状来中山，取文志隧。予与公游也旧，谊不得让。”[94]张温去世之前，写信给好友文同云：“我无状，子最为知我者。今病革，不复见子，愿得子之文以记我死，死瞑目矣。”[95]可谓生死之交。

另外，朋友关系不独在官员中间显现，在非官员中间亦为常见。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中即有应□山人为友人刘旦撰写的墓志：“洛阳贡士彭城刘公天圣初六月十三日寝疾终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嗣子世则等以予于公深接友契，请志其墓。予素熟公事迹，弗敢为让，得实而纪之。”[96]张铸撰黄君墓志曰：“人子之于亲也，不忍己书其遗善，故托朋友焉。”[97]显然其与墓主为朋友关系。

（六）门生故吏

北宋为防止臣僚结党，对门生关系限制较为严格，宋初曾“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98]。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不能严格限制，墓志中有不少撰者言及其为墓主之门生故吏。李沆曾推荐过杨億，故杨億撰其墓志曰：“某早在荐绅之末，特蒙国士之知，虽年辈相辽，位貌非等，更仆之论，固尝莫逆于心。”[99]实质上暗含了其为李沆门生这层关系。苏辙因撰欧阳修神道碑而与欧阳棐书信中云：

辙启：令子承务见访，蒙示手书，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见属。辙与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门下。亡兄平昔已许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则辙今日不当复以鄙陋不足以发先公事业为辞焉。[100]

道出了苏辙兄弟乃欧阳修之门生。曾炳将葬，诸子请铭于韩琦曰：“先子，公之门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铭而内之圹中，存殁之光矣！”[101]张亢将葬，其子准备张亢官次与平生之施为告韩琦曰：“公曩帅西边，我先子实备将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为，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详矣。其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环延，及其亡也，文正亲为文志其墓，盖悉其故吏之劳，书之所以为劝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遗而不书哉？”[102]明确表示了张亢与韩琦乃故吏关系。

笔者上述把非亲属间请求撰铭人划分为六种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为了方便论述的举措，实质上撰者与墓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大多不会如此简单化与条理化，各种社会关系重叠或交错或更符合历史真实。李觏撰傅代言墓表曰：“亡友傅君代言，字某，生同乡，长同学。”[103]可见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更是朋友，故而为之撰铭。王安石撰张君墓志道：“余与君相好，又同年进士也，故与为铭。”[104]秦观与葛宣德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余举进士时，常与君同学。在汝南，复与君同官。君之登科，与侬仲父（按指秦观叔父秦定）同年。而张仲（按指墓主葛书举之子）又余之婿也。”[105]不但涉及非亲属社会关系，还涉及了亲属关系。蒋瑎与慕容彦逢亦涉及多重社会关系：“余与公居同乡，进同年，仕同僚，有游从之好，有姻娅之契，知公之详，义不得辞也。”[106]如此等等，皆属于此类。

（七）纯粹求铭行为

北宋时期确有撰者与丧家并不熟悉的事例，笔者此处姑称为纯粹求铭行为，其中主要是托各种社会关系向当时或当地知名人士求铭。王璹撰柴炳墓志云：“公之次子扬状公之事迹，公之次侄拟以书属铭于予。予与公又昔有一日之雅，理当为之铭。”[107]撰者称与墓主有“一日之雅”，或可理解为其在暗示与墓主较为疏远的关系。若王璹的例子稍显隐晦的话，鲍贻庆则明言其与丧家无甚关系，潘干将葬，“其子珂泣拜乞铭于贻庆，然贻庆与公同郡异邑，不得其详，辞而却之。珂出苏纲所述行状，余读之，知公行义可称，子又礼，敢不诺而铭诸”[108]。李觏也直接交代了其与丧家并不认识的事实：

前此者，闻新淦邹氏有子曰迪，九龄以文求试于台，遇疾罢去，得神童称。今迪遗予以书，且列其妣之行，请铭于竁。予未识迪面，矧非州党姻族，闺门之懿，所不及知。然观庸俗，富而溢则骄其子，使沦于欲，若节信所谓“以贿丧精”者往往而是。迪生五六岁，嗜读书，属词句。既毁齿西游，仰视九门虎豹之威而不怯惑，有披青云、捧白日之志。事虽不果，与夫冕弁而童心辈，相去几十百倍。苟非胎仁乳义，沃染于初，如土斯瘠，其奚以艺嘉谷也哉？则其善状宜不诬。[109]

虽与丧家从未谋面，但李觏声称自己经过对墓主子嗣的了解，认为其行义可嘉，故而撰铭。欧阳修则很坦诚地描述了李诩遣人持书与币请铭的过程：

故尚书比部员外郎陈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神禾原。其素所知秘书丞李诩与其孤安期，谋将乞铭于庐陵欧阳修，安期曰“吾不敢”，诩曰“我能得之”。乃相与具书币，遣君之客贾绎，自长安走京师以请。盖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长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达，而所为未有大见于时也。然诩节义可信之士，以诩能报君，而君能知诩，则君之为人可知也已。[110]

从欧阳修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了解墓主为人，全赖墓主与李诩友善，故欧公本人与陈氏家族不相熟悉是可以想象的。据王兆鹏先生研究，北宋撰写碑志文可以获得不菲的润笔，[111]故撰者之所以接受并不熟悉的丧家请铭要求，很可能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润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