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首先，从事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研究对于了解唐代政治文化具有积极意义。西周以来，随着王权逐渐加强，中央王朝征服了许多四夷部落，随之产生了中央王权及于天下和四夷慕天子之德而来朝贡、服属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在形成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以文化为最高标准将人类共同体区分为华夏与四夷的世界观。先秦时期产生的王权及于天下思想及华夷观，经儒家的阐释与发挥，成为各王朝处理与四夷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形成的中国古代国家是以中国的天子或皇帝为中心统于其下的领土，天子必须是包含四夷的整个世界的统治者，他不仅要统治华夏族居住的中国中心部分，还必须使周边四夷臣服。即天下秩序体现在族群层面便是无论华夏还是夷狄，都要被纳入王朝主导的政治秩序。这样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呈现三种秩序：天子与官僚的君臣秩序，天子与郡县的大一统秩序，天子与四夷的天下秩序。其中王朝与四夷建立的政治秩序是王朝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皇帝来说，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事关皇帝权威，而且是关涉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显而易见，为了比较系统、深化地认识唐代政治文化的内涵，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
其次，从事该研究对于了解唐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唐代对外关系体制的形成有积极意义。事实上，历代王朝不可能将所知四夷都纳入中国统治体制内，中华天子面临着如何统治四夷以及如何处理与统治体制外四夷之间关系的问题。因此，古代王朝与四夷建立的关系，因四夷政治归属不同，诸种关系又为不同性质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中央王朝与四夷建立的关系，既存在建立中央王朝内部政治秩序的问题，又面临建立对外关系体制问题。虽然西周以来古代王朝追求的政治秩序的理想状态是建立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化天下秩序，但是现实中存在着落差，王朝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并非单一性质的。
基于以上原因，在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中央王朝处理与四夷关系、建立政治秩序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固有的特征。中央王朝强调华夷之分，但是从来都不拒绝四夷成为中央王朝的成员，这是中央王朝的特性。然而由于中央王朝强调华夷之分，成为中央王朝成员后的四夷，虽然在政治上与内地华夏同属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在文化分野上仍属于夷的范畴，具有双重性。中央王朝处理与四夷关系的指导思想，以及政治秩序的运作过程中与四夷建立的诸种关系的形态或方式，不仅适用于境内四夷，而且适用于境外四夷，于是不同政治归属的四夷又具有一致性。即王朝与四夷建立关系，处理与四夷关系均属于“理蕃”的范畴，王朝与四夷的政治秩序运行过程中又呈现出共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研究者必须从全局高度出发，而不是从一时一地孤立地审视王朝与四夷的政治秩序。在中国历史上，唐王朝是继秦汉王朝之后，统一国家发展的第二高峰时期。唐前期疆域辽阔，统治的四夷地区广阔，域外交往频繁。唐王朝有一定的国力推动实践天下秩序的运作，唐王朝不仅兼容并蓄，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运用礼规范王朝与四夷的政治关系，使王朝建立的东亚世界政治秩序跃上了新的台阶，且进入成熟阶段。因此，只有具体梳理唐代华夷政治关系史，探讨唐与四夷的政治秩序，才有可能为认识唐代多民族国家体制与对外关系体制的形成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 研究现状
中国古代王朝与四夷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朝贡活动。1910年，英国学者马士在其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将其视为对外关系。[1]之后中外学界又将其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天朝礼制体系”“中华朝贡贸易体系”“宗藩体制（体系）”等。美国、日本、韩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们通常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
至于唐王朝与四夷关系，与本书内容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唐王朝与四夷关系的结构特征。早年雷海宗提出唐王朝为“二元帝国”，并描述了此种结构下唐与四夷政治关系的形态。[2]谷霁光也认为唐王朝为“二元帝国”，唐太宗一方面为中国皇帝，一方面为西北诸蕃天可汗。隋唐二代以中国皇帝兼外蕃可汗，其重心在中国，其目的在于恩抚外人而使之渐行同化。后因国力顿减，此举收效甚微，是则“圣人莫缘可汗”“皇帝天可汗”“仅视为隋唐盛世之表征可耳”。[3]罗香林将天可汗作为一种制度来考察，具体阐述了天可汗制度的职能、演变及范围。他认为，天可汗负有解决诸国之间纠纷的职责和使诸蕃国免遭外敌入侵的责任。同时，天可汗有权征调诸蕃国兵；诸蕃君主继位，亦由天可汗册立。罗氏将天可汗制度演变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太宗至高宗显庆二年（657），参与天可汗组织诸蕃以防御突厥再起为意向。第二期为高宗龙朔元年（661）至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参与诸蕃联结唐军以抵御大食侵凌或防范吐蕃寇略为意向。第三期为天宝十四载至德宗建中二年（781），天可汗制度解体，参与天可汗组织者吐火罗、昭武九姓地区诸蕃胡国以外，不同时期的吐蕃、大食也参与其中。[4]章群对天可汗制度说提出质疑，他指出唐与属国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依存的军事同盟，并非所有属国称唐帝为天可汗，国际性军事行动影响不大，所谓天可汗制度说，“既嫌据西域一隅立论，而且也不是历史的真相”。[5]
从羁縻府州制度探讨唐王朝构建的一元化政治秩序。高明士认为羁縻府州体制实际上是内地州县制度的延伸。羁縻府州大部分建于边地，除郡县制属性、由都护府军事监控等特征之外，仍保全其部族或国家，其酋长被任命为都督、刺史，并得世袭，但有华官参治。这种体制，实兼官僚制与部族制，所以说是“外臣的内臣化”。易言之，唐朝在建立一元化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将外臣地区又具体划为三个层次，一为“有贡无封”者，二为“有贡有封”者，三为“有贡有封”同时又是建置羁縻府州者。随着羁縻府州的建立，唐朝的国家疆域由正州边界推广至羁縻府州边境。唐维持天下秩序的基本原理一为德，一为力，即礼、刑的运用。唐王朝的天下秩序，可谓礼、刑世界的典范。[6]
唐礼在维系东亚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唐礼被用来作为理解唐代的“东亚世界”诸国间政治秩序的原理。一般情况下学者认为东亚世界诸国间的政治秩序的原理是册封与朝贡关系，亦即透过册封与朝贡之礼而缔结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故东亚诸国间的关系或可谓礼的关系。高明士对隋唐天下秩序与礼的关系进行了系列论述。高明士阐述了秦汉之间基于周封建制度思想的礼制如何被作为以中国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故东亚诸国的政治秩序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礼的秩序。在此前提下，中国所发动的战争也被统治者解释为“刑”。故礼与刑是维系“天下秩序”的两项制度与原理。[7]此外，高明士研究了隋唐使臣赴日本（倭）时，在当地所行之礼。借此礼的关系说明当时中日之间存在着君臣关系，但有贡无封，故中日关系相对疏远。[8]以礼与刑维系天下秩序当然是有时空限制的，有学者指出，历史上东亚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制度是人们的误解，认为朝贡制度主要是权力在发挥作用。在权力的支持下，儒家的规范和规则成为制度中的游戏规则。权力不对称的结果是外交关系中的等级制度，权力对称的结果是大国之间的外交平等。10—13世纪的东亚是一个没有区域霸权的多国家体系。在宋辽国际体系（960—1125）中，由于权力对称，两个大国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外交政策。在宋金国际体系（1127—1234）中，实力较弱的宋成为金的附庸国，承认其在金等级制度中的劣势地位。此外还强调研究历史上的东亚问题时，儒家的修辞学需要与权力现实做比较。只有认真对待权力，才能更好地了解东亚国际体系、贡品制度、等级制度、儒学、权力不对称、历史中国。[9]王贞平则强调东亚诸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自主性，认为汉唐之间的中国为亚洲国家间的外交信函设计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格式。虽然这种通信看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体现，但事实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利用这种通信作为在国内外实现各自目标的工具。因此，交换外交信函是一种互惠程序。[10]也就是说，周边诸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并非强制的结果。
从华夷关系探讨世界体系的形成原因。谷川道雄的著作虽以中国的中世为范围，但它秉持内藤湖南的看法，将中国中世的发展，放在以中国社会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史的视角来看。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必然扩展至周边各部族的世界，而周边各部族的发展又会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本质。谷川道雄从汉唐王朝与周边部族（四夷）关系的角度，比较了汉唐两个朝代之间的异同及其转变过程。他认为，汉代征服四夷、开疆拓土所建立的世界体系是中国内地郡县制的延伸，胡汉两世界存在着互相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其间的矛盾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历经五胡十六国之胡汉二元体制，唐代的世界体系则是采取羁縻政策，任命原部族酋长为汉族式的地方长官，统领诸部，此为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亦乃唐世界体系得以成立和维系的关键之一。[11]
从世界史的角度探讨唐代东亚政治秩序。日本学界在这方面不乏力作。20世纪60年代，西嶋定生提出册封体制论。一方面，所谓册封，如果仅就周边诸国而言，就是中央王朝运用汉代完善起来的华夷思想和封建思想，将中央王朝的官爵赐封给诸国君主，使之成为外臣。于是通过周边诸国和中央王朝结成的君臣关系，出现了“东亚世界”，即统一的政治世界。册封关系起源于汉代，但当时只是部分地建立了这种关系。将其全面推广至整个东亚，则是在六朝时期。汉王朝实行郡县制，刺激了东亚各民族，同时也引发反抗，于是采取册封形式实现中央王朝间接统治的体制，便在东亚全面推行开来。这种册封体制一直存续到唐朝。另一方面，唐朝国力的衰退推动了周边部族的独立，从而出现了所谓征服王朝的时代。宋王朝虽然已经不再是这些周边部族的宗主国，但东亚世界仍然以中国为中心保持着某种统一体的格局，而保持统一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了明王朝，则再度恢复了中国的宗主地位。[12]册封体制论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东亚世界）的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质是华夷秩序论。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重点在于阐明历史上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但是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并非仅限于东亚各国，如匈奴、突厥、回纥等北亚、中亚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在西嶋定生的讨论之中。故考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时，仅凭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论，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充分解释。册封体制论虽有其局限性，但随着对历史上册封存在模式多维度研究的积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册封关系的历史性意义。[13]
西嶋定生指出册封体制仅存在于魏晋到唐代，此后他以册封体制为理论性支柱，主张在广泛的时代范围内存在东亚世界，故而研究者对其论述方法提出了质疑。[14]针对西嶋定生册封体制论的不足，堀敏一对唐代的羁縻府州体制进行了探讨，以揭示东亚世界联系的多样性。他认为中国同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册封，还包括从羁縻府州到单纯的朝贡等多种形式，它们随着中国与各族之间的势力关系而呈现多种形态。唐在征服之地上多设羁縻府州。与以往册封制相比较，册封是针对统一并统治其部族的君主而实施的，使其君主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而羁縻府州体制继承羁縻的传统，保存其下层社会，有时也废除其统一的君主，将其部族分而治之，通过都督府监视下的州县制，将系统化官僚统治渗透进去。[15]此外，堀敏一还关注唐内政与四夷的互动关系，将唐内地府州与羁縻府州进行比较，探讨唐对境外人的各种待遇措施，从唐内政方面寻找对四夷政策的根源，以加深对唐王朝世界体系性质的认识。堀敏一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了魏晋隋唐中央王朝对四夷的统治及其与诸族政治关系的模式，指出虽然中央王朝思想观念上以华夏为中心，但现实中也经常出现四夷与中央王朝对抗形成对等关系的情况，甚至双方根据其需要进行会盟、和亲等，建立了多种政治关系。[16]堀敏一的论述是将与唐王朝有密切关系的北亚细亚、中亚细亚等地区都包括在东亚世界中来考虑，虽然存在着将东亚世界扩展得过于宽泛的问题，但这些地区在思考唐王朝与周边关系时是不可或缺的。故而论者指出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是重视日本与东亚诸国关系的产物，而堀敏一的东亚世界则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考虑中国与周边之秩序的产物。[17]
石见清裕的《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以唐朝的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为主题，将视角聚焦于唐王朝的国际性。该书第一部分分析了北方问题尤其是突厥在唐朝走向国际道路上扮演的角色，继而讨论了唐朝对内附诸族的管理方式。第二部分以个案展示胡族在唐体制下的真实存在形态。第三部分全面探讨了唐朝对各国使节入朝法令规定以及礼仪安排。[18]如评论者所说，作者将日本近半个世纪对东亚国际关系探讨中的“册封体制论”、“羁縻体制论”乃至“朝贡贸易”等各种理论熔为一炉，试图从具体存在形态到法治形态进行多视角、多方面的探讨，把隋唐时代的东亚世界具体鲜明地勾勒出来，将国际关系的外部考察推进至内部机制的深层研究。[19]石见清裕另一著作以大唐王朝是怎样形成的、其实际状况又是如何为出发点，对唐代四夷民族问题、唐与四夷交聘文书及在唐外国人的史料进行了分析研究。该著作主要从欧亚史的视角探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及其背景，分析唐代民族管理及边境的结构，以及当时唐王朝与东亚地区政治关系的实际状态。[20]
金子修一以隋唐时代礼在处理华夷关系中的运用与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内容，具体梳理了唐王朝与四夷之间往来文书，册封四夷君主，授予王号、爵位，遣使以及确定被册封国在中央王朝的名分地位等问题，通过构建华夷秩序的表现形式，探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金子修一的论述虽然多处涉及突厥、奚、契丹甚至远至西域，但主要强调的还是东亚历史，是对日本学界所谓的“东亚世界”政治秩序、政治关系的研究。[21]将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东亚册封体制论）与堀敏一所提倡的中国中心国际秩序论（重视北亚、中亚诸国与东亚的联系）结合是其最为核心的理论尝试，虽然没有达成逻辑周全的理论建构，但是对各种问题的梳理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以上涉及唐王朝与四夷政治秩序的论述极具启发性，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主要强调了华夷关系的国际性、世界性，是对唐与四夷关系一个侧面或局部的探讨。以近现代民族国家视角认识近代以来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无疑是恰当的。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四夷政治归属不同，中央王朝与四夷建立的政治关系性质不同，天子与四夷的天下秩序非单一性结构，其中既存在建立内部政治秩序，又存在建立对外关系体制。唐与四夷政治秩序的国际性、世界性是唐内部政治秩序的延伸，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即古代王朝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以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为视角，或者以现代国际关系为视角，认识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或王朝与四夷的政治秩序，尤其是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难免有古今错位之嫌。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这一点，甚至有忽视的倾向。因此，通过具体分析唐王朝的政治秩序运行过程中唐与四夷建立的诸种关系的性质，认识唐王朝与四夷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结构是必要的。因此，唐王朝与四夷建立的政治秩序，由于唐王朝与四夷政治关系性质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层级结构。如今理解唐王朝与四夷的政治秩序，应充分观照这一历史特征。
三 本书结构
本书以唐与四夷政治秩序为研究对象，但既不是对唐王朝与四夷政治秩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全面描述，也不是对其运行过程的系统陈述，而是针对这一秩序形成或运行中的相关议题进行重点讨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唐与四夷建立的政治关系的性质，二是唐内部政治秩序与对外关系区分的标志及体现，三是唐统治体制内四夷的待遇与义务，四是唐与四夷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基本思路是通过具体分析唐王朝的政治秩序运行过程中唐与四夷建立的诸种关系的性质，明确不同性质的诸种关系形成的层级以及唐王朝与四夷政治秩序的结构，理解唐王朝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
在以上研究对象、议题范围内，本书的整体结构如下。
“绪论”部分针对本书的研究缘起、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结构进行了介绍。
第一章“唐与四夷关系的类型以及政治秩序的结构”。本章分析了唐代四夷内附的内涵，明确唐代周边四夷内附，与唐建立的关系性质不同，是一个多层次的政治圈层，唐与四夷建立的政治秩序呈现层级结构。同时说明唐王朝国家体制内四夷与外部世界四夷，唐王朝与两者关系的表现形式的区别与联系。
第二章“唐代的化外与化内”。第一章阐明唐王朝与四夷建立的政治秩序，由于唐王朝与四夷政治关系性质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层级结构。本章主要探讨不同性质华夷关系形成的政治圈层在法律方面的体现及意义。通过化外、化内的内涵，明确唐王朝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与唐关系不同的四夷的政治归属以及国家体制或多民族国家体制内涵。本章旨在说明唐王朝由华夏本土与属唐四夷构成的国家体制与外部世界、境内与境外的区别。
第三章“声教所暨：羁縻州或内附诸族与唐王朝政令、法令”。本章主要考察唐王朝在统治体制内四夷中推及政令、法令的具体情况。唐代在周边内附诸族置羁縻州，实现了内地与非汉地区行政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与经制州同为唐推及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在羁縻州推及政令、法令是分层次进行的。本章旨在说明在以唐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四夷与唐王朝政治关系的性质不同，亲疏远近不同，相应地承担的义务也不同。
第四章“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唐王朝与四夷之间以册封和授受四夷官爵为途径建立政治关系，构建以唐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本章对唐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的类型予以区分，并分析各种类型的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的基本情况，说明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的性质、意义、目的。
最后，“结论”部分对以上诸章考论所获予以综合概述。
[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 朱延辉笔记：《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页。
[3] 谷霁光：《唐代“皇帝天可汗”溯源》，载谷霁光史学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谷霁光史学文集》第4卷，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176页。原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2月18日。
[4] 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54—66页。
[5] 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366页。
[6]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上篇叁《羁縻府州制度》，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3年版，第62—63页。
[7]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中篇肆《隋唐时期的中韩渤海关系》，第142—175页。
[8]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中篇陆《隋唐使臣赴倭及其礼仪问题》，第206—254页。
[9] Wang Yuankang，“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Power，Confucianism，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3，No.2，2013，pp.207-232.
[10] Wang Zhenping，“Speaking with a Forked Tongue：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238-608 A.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4，No.1，1994，pp.23-32.
[11] 『世界帝国の形成―后漢ー隋·唐』講談社、1977。中文版见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耿立群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87年版。
[12]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395—461頁。
[13] 金子修一「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16）、2014、18—23頁。
[14] 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圈の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
[15] 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岩波書店、1993、212頁。中文版见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6] 堀敏一：《中华世界》，载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
[17] 金子修一：《册封体制论与北亚细亚·中亚细亚》，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18]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汲古書院、1998。中文版见石见清裕《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胡鸿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9] 韩昇：《书评：石见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8—514页。
[20] 石见清裕：《唐代的民族、外交与墓志》，王博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1] 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ァヅァ』名著刊行会、2001；马一虹：《书评：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ァヅァ〉》，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4—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