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

本书不是历史书，只是依托历史来探索些许人类政治生活的规律。如德国史学理论家德罗伊森所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扩展、补充和更正我们对过去的有限的、残缺的和模糊的概念和认识，并设法不断地从不同的视角发展和提高我们的认识”[60]。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得以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并传之后人，从而积累对世界的客观认识，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而我们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我们自身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承前启后的使命。在中华文明的发源期，“孔子著《春秋》，而大义存焉”。本书做不到《春秋》的高度，但自当勤勉审慎，以求稍得小义。

本书作者并非受过正统历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目的在政不在史，因此本书采用的资料，多为各专门史（如印刷史、教育史等）的研究成果，较少采用第一手资料。一来作者水平有限，二来18世纪的英文拼写和语法与现代英文差距甚大，手写体更不易辨认，作者并非英美国家史学专业出身，深恐误读史料，以讹传讹，反为不美，不如采用史学家的专业研究成果作为本书素材。本书作者相信，众多历史学家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所达到的水准，自己穷尽一生亦不能望其项背。在此也向所有皓首穷经、孜孜不倦的历史学家致敬！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人类在前进途中得以规避前人覆辙的基础。他们的工作，使本书涉及的文献得以囊括有关该时期印刷、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城市、教育等方面的资料，以及本书涉及的名人之传记、政治论著及当时流行之法律文本、小册子、报纸政论文，美国革命、制宪时期的重要文献集编，重要革命家、思想家的文集、信札、自传，美国早期各殖民地宪章、立法等。美国历史学家关于宗教、民族、社会生活、地理等因素如何影响美国政治思想之流变的影响的专著，给予本书作者无限的素材与灵感支持。

另外，为凸显和发现美国18世纪政治观念的独有特征，本书选取同时期英国与法国的状况作为比较样本。选取这两个欧洲国家的原因，一是美、英、法三个国家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互相的关注和交流；二是英、法两国均为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舞台，英国又是美洲殖民地的母国，法国作为近代西方价值观兴起的公认核心地带、启蒙运动的中心却未能推动稳健的政治革新，以它们为对比更易显现出美国信念形成的特殊原因。

最后，在研究时段的选择上，参照近代政治思潮兴起的时段和美国立国时期政治文化转型的既有研究成果，本书将1763～1789年作为焦点时段，同时考虑思想的延续性，以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背景时段。

近代人民主权思潮兴起和繁荣的时间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第一部系统反对“君权神授”说，称政府应以人民福祉为唯一目的的著作——洛克的《政府论》上、下篇的初版时间分别是1689年和1690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卢梭《社会契约论》出版于1762年。以反对传统秩序、倡导科学观念为己任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时间在1775～1800年。此外，传承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结合英国宪法传统而兴起的共和主义思想，也是在18世纪大放光芒。

美国与欧洲之间一直存在知识联系。富兰克林自18世纪20年代起投身哲学与科学的研究和传播事业。美国独立战争的中坚力量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集中在18世纪40～60年代。联邦党人的代表人物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

但是，美国大众接受近代政治思想的过程大体是从美国革命之前10年才开始的。这与英法战争（美国称之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结束，外部压力消失，殖民地与母国间的矛盾上升为殖民地的主要政治矛盾有关。1763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属美洲殖民地进入相对和平时期。这时候的北美殖民地还充满忠君思想，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有着比母国更为深刻的等级观念和从属关系。[61]由于“胜利的赢得主要是靠英国的军队和英国的财政”，“胜利后的美利坚洋溢着一股对英王和母国的赞美之情”[62]。1763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在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说：整个社会唯王命是从。南卡罗来纳的威廉·亨利·德雷顿在1776年10月回忆说，没有人能比1763年的美洲人更加崇爱国王了[63]。在这个时点上，殖民地社会还是比母国更为传统的社会，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点上，变革已经注定将要开始。法国和印第安外部威胁的消失使殖民地与母国间的内部冲突凸显出来，而母国恰在此时想要把这次战争的费用转嫁给殖民地各州，母国与殖民地间的分歧和冲突日益加深。政治现实引起的政治讨论在这个时候开始吸引各阶层的关注。在与母国对抗到革命的时期，精英阶层为发动平民参与革命，运用大量宣传手段向后者灌输自由、平等、主权思想，并获得了超乎预期的成效。在立宪期间，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为了取得平民支持，各自在本阵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激辩中将政治组织和政府运行的原则、政府权力的界限、个人权利保护等现代政治思想镌入人心。

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生效，《人权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在这个时点上，美国人民经过26年的探索，建立了一种创新性的政体，并且已经能够依托他们共同的政治信念，良好地运行这个政体。在这个时点上，美国日后快速发展的制度和文化基础已经奠定，与现代政体相符的“思想和灵魂”的习惯已经普及，“美国信念”已经塑成。

1763～1789年在“美国信念”形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是诸多美国革命思想渊源和意识形态研究显示的结论。赖特·伊斯蒙德认为，美国政体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1776年革命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辩论。[64]美国共和学派史家贝林对美国革命意识形态渊源的研究起于18世纪60年代，终于革命发生之前。他的弟子伍德则将他的共和主义论点扩展到美国独立后的制宪时期，认为1776年～1787年，美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美国早期史家李剑鸣关于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一时段之内。众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这一时段，说明这正是政治思想风云变幻、政治文化脱胎换骨的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写作过程中，由于作者接触史料有限，有些数据难以精确到年份，不得不以邻近年份的数据代替。在作三国比较时，有些变量也很难找到刚好相对应的数据，不得不以相类数据来作粗略比较。另外，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各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特征，相互之间的差异足以做成大部头的比较政治研究。本书在各个章节虽尽量顾及差异性，许多内容都分新英格兰、中部切萨皮克和南部三块来介绍，但仍然难免挂一漏万，忽略诸多历史细节。研究也难以将边缘的少数民族群体（如德裔、荷兰裔移民等）的情况包括在内。所幸，大体的情况已能表明美国近代政治思想大众普及的过程。最后，本书资料大半来自英文文献，涉及诸多专有名词，阅读过程耗精竭神，史料又多有相互冲突之处，虽经权衡取舍，但未尽符合或尽述史实之处，在所难免，愿求证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