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启蒙运动与共识塑造

18世纪将资产阶级价值观推上历史舞台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的共识塑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1962）论述了近现代公共舆论的出现如何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阶层之间的关系重构。它所讲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起的历程，清晰无误地表明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新鲜的政治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范围局限于精英阶层。哈贝马斯认为，以阅读和平等的交往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在文学领域中，继而在政治领域中取代了原来的封建社会中的代表型公共领域[42]，通过报纸杂志等近代公共媒体与沙龙、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出现重新建构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市民社会成为对国家的监督和牵制力量，借此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并达成满足双方需求的妥协。最初的公共舆论由公众辩论产生，不过，在当时，“公众”一词的意义并非现代媒体所面对的一个范围不确定的群体，而是特指艺术和人文作品的听众、观众和阅读者。他们是消费者，同时是批评者。参与到公共论辩当中的个人，才可以被算作“公众”的一分子。相应地，“市民”（bourgeois）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是指相对于原来的君主和贵族而言，依靠个人才能而非血统跻身于“有教养的阶层”的新兴阶级。这个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在“公众”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主要由政府官员特别是法官组成，此外还有医生、牧师、军官、教授和学者，以及通过所执掌的商业实体与国家发生关联的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企业家和制造商。哈贝马斯援引德国社会学家施拉姆的观点说，“市民”并非一定居住在城市之中，乡村中的牧师、矿山上的工程师和封建君主城堡中的官吏等都属于“市民阶层”，但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则不属于这个群体。“市民阶层”的称呼是与贵族、农民以及城市中的下等阶层相对应的，它的成员是受过教育的资产者，他们与大众有着严格的区别。[43]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兴起、发展与成熟是以对平民公共空间的挤压为代价的，但是，之后平民公共空间的发展，以文化消费的源流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质，转变了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瓦解了原来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与平民公共空间是两个无法兼容的领域，不是前者以文化优势挤压后者，就是后者以群体优势消解前者。

哈贝马斯所指称的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公共领域，恰好是近代文学与政治观念的传播领域。哈贝马斯关注的一系列加强了“城镇”（与“宫廷”相对）地位的新兴社会机构——沙龙和咖啡馆，恰好是近代人文思想和政治思想传播最核心的社会机构。而接受近代政治思想的群体，首先是具备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群体，借助于书面文本，他们能够与时空上更遥远的群体发生思想上的交流和论辩。不具备阅读能力或阅读习惯的“大众”，则处于启蒙运动的外围。概言之，启蒙运动塑造的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市民”阶层的共识，而非整个社会的共识。

罗伯特·达恩顿关于18世纪法国书籍史和心灵史的研究也暗示了近代人文和政治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范围，并得出了与哈贝马斯大体一致的结论。达恩顿对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发行状况的研究表明，对《百科全书》的需求主要来自两类城市：一类是在中世纪晚期获得过大量的教会和教育机构捐赠的古老城市；另一类是随着波旁王朝的兴起而成为行政和商业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是高等法院、科学院和总督府的所在地。《百科全书》的消费者大多来自传统的精英阶层，他们是法官、军官、政府官员、律师和神甫，这些人来自法国大革命中瓦解得最快的那些社会部门——教会、高等法院、大法官裁判所、波旁王朝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百科全书》最后通过借阅图书馆可能扩展到较低的中产阶级，但始终没有渗透到社会的底层。达恩顿得出结论说，18世纪的思潮在法国社会的上层和中层拥有广泛的吸引力，而在作为1789年大革命主力的“大众”中的影响力则付之阙如。他又引法国年鉴史学派通过统计书籍生产而得出的结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大多数法国人还是在阅读祖辈阅读过的经典和宗教图书，近代思潮并没有颠覆深层的传统文化。[44]在后来的《屠猫记》中，达恩顿将农民、工人、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为孤立的群体分别加以研究，他已然深信欧洲近代的思想变革只是局限于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小圈子中的一场极为表面的现象。

但是，美国可能是一个例外。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将民众在智识和经济上的平等及地方自治的传统作为美国建立民主政体最重要的根源[45]。而“民众在智识上的平等”，既是“经济上的平等”的结果，也是启蒙运动在美国跨越阶层界限的结果。因为大众与精英之间有着较为广泛的关于民主政治的共识基础，才有了托克维尔眼中民众与精英在政体建设和运转中同时起重要作用的政治图景。

托克维尔的这一见解得到了之后不少美国史家的回应。乔治·班克罗夫特在1834年至1874年陆续出版的十卷本《美国史》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思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两大支柱；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是美国人民创造历史的前提。20世纪40年代的“一致论”史家[46]认为，全体美利坚人共有的“一致精神”，是美国制度能够在经济危机和战争时表现出特殊“坚韧性”的根本原因。霍夫斯塔特将这种“一致精神”总结为两点：其一，相信人性自私好斗却又认同、保护人的自由；其二，尊重财产权而反对绝对权力，无论是民主的绝对权力还是专制的绝对权力。“美国国父”们将建立稳定社会的愿望诉诸良好的制度——出于对人性的怀疑，良好的制度被定位为以恶制恶的制度。[47]布尔斯廷认为，“一致精神”是相信作为美国公民的美国人具有相同的权利，并且相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权力就是邪恶”，这是美国民主社会的基石[48]。

那么，美国的“一致精神”又是如何得以跨越阶层界限的呢？菲利浦·戴维森的《宣传与美国革命1763～1783》（Propagand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3，1941）细致地描述了美国的革命领袖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宣传策略和宣传方式获得民众支持的。戴维森通过1763～1776年印刷品的流行，教堂、学校和俱乐部里的活动，流行的歌曲、戏剧和街头的游行，律师和牧师们的演说，及1776～1783年战争期间的形势变化和战争宣传，讲述了激进辉格党人宣传和动员革命的历程。[49]戴维森也是最早关注出版商群体之历史功绩的史家[50]。

不过，戴维森将美国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完全视作自上而下发生的，将少数革命领袖与大多数平民间的关系完全视作动员与被动员的关系，既忽视了平民接受动员的背景条件，也忽视了他们与领袖间的互动过程。更为全面的图景或许是，这一阶段美国政治观念的发表与传播，既包含自上而下的革命哲学的传播过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的反映及其对革命哲学的反馈和修正过程。其一，美国的革命领袖能将他们的观念成功地普及开来，得益于美洲平民向往智识生活、关心公共事务的特性，也得益于他们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拥有较为宽松的经济条件并喜爱阅读。革命中的平民并非被动的观念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反馈者和创造者。其二，鉴于公众并非不加鉴别地接受精英的宣传内容，成功地实现了宣传目的的精英总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需求从而成功团结公众的人。如美国后来的大哲约翰·杜威所言，媒介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与服务对象的紧密结合，媒介并不仅仅是精英向孤立无援的受众传递信息的通道，它更是公共论辩的承担者，民主政治的护卫者[51]。美国革命期间，以平民的口吻和姿态来表达见解是精英常用的修辞策略——如著名的约翰·迪金森的《宾夕法尼亚农夫的来信》，这样的策略帮助他们更成功地取得平民的认同。[52]其三，殖民地的社会等级结构较为扁平和松散，更具流动性，许多革命领袖来自平民阶层。扁平的社会结构便利了精英与平民间的互动，也使革命更能体现前者的理想和追求、代表后者的利益和诉求。概言之，或许是美国精英与平民间的流动、沟通、反馈、呼应和共同阅读，在支持着美国革命家的宣传起到良好的效果：既普及了启蒙思想，又没有诱发极端激进的行为。

也有一些研究者关注观念传播的形式与载体，并因之将平民观念纳入研究视野中。沃德斯切（Waldstreicher）认为，政治仪典（rituals）和印刷是美国人共同的政治观念形成的两大动因[53]。美国人对于政治的观念是在无数的民众游行和政治集会、庆典中形成的，印刷术助长了这一过程。针对具体政治事件而发起的政治仪式，塑造了民众共同的喜怒哀乐，在塑造共同政治情感的同时，参与到仪式中的不同阶层民众间的政治共识也得以建立。印刷术则把一地的事件、情感和认知传播到另一地，给民众提供灵感和模仿的来源、深思和探索的对象，赋予事件超乎本身地域范围的意义。一个仪典通过印刷术为众多地域所复制，这些复本事件又进一步提供传播、评论和思索的对象，从而产生更多的革命文本——这一过程循环往复，仪典和印刷相互加强，最终形成了美国人民统一的对政治、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

沃德斯切实际上强调了仪典与印刷的沟通和传播功能。仪典是一种形式化的公共空间，相较以往公共空间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沙龙和咖啡馆，仪典的思辨功能显得不足，但它有着更强的阶层融合功能。仪典的沟通与传播功能局限于同一时空，而印刷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这个角度讲，沃德斯切的见解新颖有趣，逻辑结构也非常完美。但是，仅仅仪典和印刷恐怕不足以解释美国政治共识的形成，因为政治请愿、大型室外集会、通信委员会、印刷机的革新运用同样出现在同时期的法国和英国，但是在那里产生的新的政治观念并没有传播到大众中去。

詹森·舍菲尔（Jason Shaffer）研究了戏剧在美国人政治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54]舍菲尔说，舞台与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演出实质上是一种演说，剧院在功能上与媒体、会场多有重叠。从17世纪晚期开始，为自由和公益而战的男主人公与冷酷专制的负面角色之间的冲突就成为美国戏剧的主题。一些著名的带浓重政治寓意的剧本如《加图》《理查德三世》《帖木儿皇帝》不仅在专业剧院演出，也在街头剧院上演。街头民众发明和表演的政治仪式是戏剧文化的一部分，高等学府则把演出戏剧当作培养学生演说能力的方式。剧本还被印刷，发挥着与政治文献一样的影响力。从18世纪中期的七年战争期间起，这些戏剧所表现的爱国美德，所提示的暴政的强大与邪恶一再地激起人们的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革命之后，剧院又被用作消除英国影响和建立商业文明的工具。

舍菲尔的研究暗示思想传播和文化构建途径的多样性。就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戏剧只是政治文化和民族情感构建的途径之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的特质”来自并展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沃德斯切与舍菲尔从各自的途径解释了美国共识塑造的方式，也暗示了启蒙在美国是一场跨越阶层的运动。印刷者与阅读者、表演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美国启蒙的平民特质。美国启蒙的这一特性，在国内李剑鸣教授的研究中得到呼应。李剑鸣认为，殖民地1764～1775年的政治大辩论，为独立革命找到了理论根据，是美国政治自由主义形成和常识化的过程，奠定了《独立宣言》的理论思路和逻辑框架[55]；美国革命和制宪时期，“民主”概念在争论中演变，体现了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这使美国的民主吸收了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政体；[56]在研究视野上，李剑鸣有达恩顿之风，自言力求“以政治文化概念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57]从概念变迁的角度，结合历史背景来研究政治观念的变迁，并探讨这种变迁与美国政治生活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历史面貌是丰富而鲜活的。

史家关于美国政治观念之形成的探讨，不可谓不丰厚，但依然留有飞地。意识不能独立于物质而存在，观念的传播也是如此。美国早期共识塑造过程中的物质背景，是本书试图探索的领域。

本研究也有些不自量力地试图丰富启蒙研究的宝库。尽管启蒙研究已经不可逆转地从“一个启蒙”（Enlightment）走向“多个启蒙”（Enlightments），以美国启蒙为主题的研究仍然寥若晨星。关于启蒙时期美国与西方其他文化间的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部是希梅尔法布的《通往现代性之路》。希梅尔法布认为，在新旧变革的时代，英、法、美三国的启蒙运动分别代表了通往现代性的三种途径，它们在启蒙中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和文化特性，形塑了各自的国民“道德和智识的整体状态”。在法国，理性成为最高准则；在英国，社会美德是最终取向；而在美国，政治自由成为衡量标准。美国奠基者们所创建的社会伦理标准——人本主义、悲悯情怀和实用主义——至今仍在美国根深蒂固。希梅尔法布将实用主义列作美国启蒙的特征之一，不过由于她依然是从精英思想运动的层面来考察启蒙运动的，故而未能就这种实用主义特征所从何来作出解释。另一部著作是苏珊·邓恩的《姊妹革命：美国的阳光与法国的闪电》。这是一部比较美法两国革命的著作，但苏珊对于两次革命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背后的观念乃至礼仪缘由有着很深入的挖掘，其间所展现的美、法两个民族间的观念差异，足以暗示美国思想的贴近实践与法国思想的狂傲虚浮。

一方面，既然研究美国的启蒙，固然也不能仅仅关注作为共识塑造背景的物质条件，否则就会落入机械唯物论的窠臼。关于美国早期思想史，代表性的著作当数芝加哥教授梅瑞安（Merriam，C.E.）于1903年出版的《美国政治理论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这部著作的上编论及美国自殖民地时期至杰克逊时期的政治理论，年代虽已久远，但其论述全面，梳理清晰，时至今日仍不掩其光辉。另一方面，由于后来美国学科日益碎片化、人文学科科学化的倾向，包括梅氏本人也成为一个行为主义方法论者，这样系统研究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也已失去了产生的土壤。梅氏的这本著作有胡道维先生的译本，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题名译作《美国政治思想史》[58]。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当时国人对西学、对美国政治政体的强烈兴趣有关。1937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之时，而中国赴美归国学子已多，当时美国已经度过大萧条，并因罗斯福新政建立了现代福利体系，缓和了阶级冲突，国力蒸蒸日上，这样一个国家所持的观念，很难不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事实上，早在6年之前，商务印书馆就已经出版了中国赴美学子张金鉴的《美国政治思想史》，而其时张氏尚未学成。作为一个初到美国的青年学子[59]，张氏所做出的努力固然是令人钦佩的，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显然难望梅氏项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人对美国的兴趣骤减。至改革开放后，对美国的兴趣又有回归，但多将关注点放在当下，只有少数史家专门将注意力放在美国早期。这个有趣的现象，或者又一次证明了物质与意识、历史背景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就像不深入认识我们的传统就不足以理解我们的今天一样，不深入认识美国的童年时期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美国，从这一角度讲，中美研究的显学地位与美国早期史的冷门之间的鸿沟又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