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六朝学”，当然指的是研究六朝的学问，包括对六朝时期的文学、历史、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这个名词虽然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前人没有提过，但这并非刻意求偏求新，更非哗众取宠。因为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名之为一种“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如同“宋学”“清学”等名词一样，其内涵是比较明确的，甚至无须解释而自明。当然，如果非要溯源，寻求什么历史依据，也可以从章太炎的《五朝学》那里得到启示。因为《五朝学》所欲阐明的便是东晋至南朝四朝的社会文化（以学术文化为主），又因为要追溯渊源，实际阐释的包括后汉与魏及西晋，相当于前人所谓的“八代”。

本书开始是以清末民初时期的六朝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的，但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很难把六朝文学的研究与六朝文化的研究区别开来。这首先与六朝文学自身的特点有关。虽然说学术界至今仍然大多认同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说，但研究六朝文学的学者们深深地了解，六朝时期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如玄学与文学的关系，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信仰与文学的关系，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尽管这些在其他朝代似乎也存在，而六朝时期似乎更为特殊。事实上，一些在六朝文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如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鲁迅、陈寅恪、王瑶等人，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也体现在对整个六朝之“学”的把握与研究之上。当然，我们所要关注的“六朝学”主要是“现代学术视野下的”，而非传统路数的研究。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定，一方面是为了行文操作上的方便，另一方面更是将其与传统的研究思维剥离开来。因而，我们以“学术视野”为依归，而不是纠结于语言形式的文言或白话。所以，尽管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行文多以文言文为之，但由于他们的眼光是现代性的，颠覆了传统的学术模式，仍可视作现代性的学术视野。刘梦溪先生在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时对如何判别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作了详细的考察，他写了一长篇“总序”，其中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有一学术理念上的分别，即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并且说：“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主要指学者对学术本身的价值已经有所认定，产生了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且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上流行的新观念，中西学术开始交流对话。如果这样界定大体上可以为大家所接受，就可以看出，清中叶的乾嘉汉学里面已经根藏有现代学术的一些因子，而发端应该是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这个判断大致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我们在探究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六朝学时，也正是从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与刘师培那里开始的。也可以说，章太炎与刘师培在现代“六朝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的学术史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六朝学术文化“翻案式”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相关论述与研究方式具有启发性，可以金针度人，具有可操作性，从而能够引领学术潮流，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六朝学”成为一时显学。

当然，“六朝学”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时的显学，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六朝时期的文学、学术、历史、文化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整个六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都较短，社会总是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与前后的汉唐盛世相比，六朝无疑是衰世与乱世。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文学艺术以及学术文化的水平高度未必总是成正比的，也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甚至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所谓“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将“穷而后工”这种针对个人遭际与创作关系的理论移之于整个社会，其实也是适合的。所以，我们看到，由于六朝的“衰世”与“乱世”，个人的心灵得以极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精神的无拘无束，正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可以自由发展的基础，正好符合审美超功利的美学原则，也在无形中成就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主题。这便可以理解宗白华在1941年抗战时期两次刊发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了。因为在他看来，“魏晋六朝的中国，史书上向来处于劣势地位。鄙人此论希望给予一新的评价。秦汉以来，一种广泛的‘乡愿主义’支配着中国精神和文坛已两千年。这次抗战中所表现的伟大热情和英雄主义，当能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底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厚高阔、强健自由的生活，是这篇小文的用意。环视全世界，只有抗战中的中国民族精神是自由而美的了！”我们看他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讴歌晋人“自由而美”的精神，认为晋人表面看起来空灵洒脱，有时候又似乎不拘礼法，但他们却是具有真道德的人，内心淳至，是以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来掘发人生的真正意义。如此高扬魏晋名士的“真道德”与“人格的优美”，实是对魏晋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利用。事实上，这也是六朝学术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从章太炎的《五朝学》和刘师培的《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等文章，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到冯友兰《论风流》与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等，这一历史时期的“六朝学”研究虽然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论述，没有刻意地歪曲学术史实，但又是与当时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历史都是解释史，文学史如此，学术史也是如此。即使是坚定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理念的陈寅恪先生，他所撰写的一系列六朝学术文化的研究文章，往往也是有其现实目的的。但他的“现实目的”当然不是纯粹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坚守自己的学术原则，以学术研究追寻真理的精神来为当时社会的现实而服务。所以，本书专辟一章，论述陈寅恪先生的“六朝学”系列论文及其意义，他对支愍度学说的看法及其不断引述所谓的“江东旧义”，他何以表彰东晋的王导，他对陶渊明“新自然说”的掘发，他对庾信《哀江南赋》的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情结及其现实的文化关怀。可以说，以“六朝学”作为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学术资源中阐发自己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思想，在吸收传统学术方法与西方学术方法的同时，既能做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能够归之于经世致用，陈寅恪的人格、品行及其研究成就可以作为一个经典范型。

有鉴于此，为了更加明晰地展现清末民初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六朝学研究成就，我们采用纵横交叉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以主题论述为纲，另一方面在同一主题的论述中又略以时间为序。但总体来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学人们学术研究的“现代性”，亦即“现代视野”。巧合的是，陈平原教授在论及“现代学术之建立”时，也是以章太炎与胡适为中心的，并且认为：“倘若从事学术史研究，章太炎或许是最佳入口处。”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章太炎不仅是新旧学术转型的关捩，也正好是现代“六朝学”的奠基人物。他处于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又处于晚清民国时期，既深于“中”学，也不拒“西”学，与新旧派的各类人物皆有交集，其文章，其学术，其思想观念，其人格品行，虽然充满争议，却是不得不面对而又无法绕行的。尤其是他对八代文学的认识，对六朝学的体认，如果要了解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六朝学，章太炎其人其学确实是个“最佳入口处”。

另外，对于“六朝”这个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它指的是魏晋南北朝，但在具体行文时，特别是在举例论述时，往往未必能够把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包含进来。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和学术文化的角度而言，我们往往偏重于魏晋南朝，所以在使用“六朝学”指涉对象时，文中或用“魏晋”，或用“魏晋南朝”，或用“魏晋六朝”，或用“魏晋南北朝”，有时候甚至使用“东晋南朝”等字样，未必处处都使用“六朝”这样统一的称呼，但实际论述对象不会超越这个范围，而是为了在具体文章论述时的行文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