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医适宜技术鼎盛期（明-清）
明代医家已将中医外治法应用于临床各科数百种病证的治疗，明代的外科有明显的新进展，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全书论及外科各种常见疾病100多种，并选入很多由唐代至明代以来的外敷方剂，内容十分丰富。陈实功对脓肿的治疗，强调要“开户逐贼”，运用刀、针扩创引流，或采用腐蚀药物清除坏死组织。他敢于创新，书中记载了截肢术、下颌骨脱臼整复法、咽喉和食管内铁针取出术、痔瘘的治疗和挂线疗法、息肉摘除术、气管缝合术、火针治瘰疬法等，均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不仅辑录了大量古代文献，而且外治主药也占了很大比重。在“百病主治药”所列的各种病证中，经初步统计，其外治方法就有80余种，除皮肤科、外（伤）科外，其余各科还约有600余首方药。书中记载了不少穴位敷药疗法，使药物外治法与经络腧穴相结合，提高了临床疗效。该书还对蜡疗进行了记载：“……用蜡二斤，盐半斤相和，于
罗中熔令相入，捏作一兜鍪，势可合脑大小，守头至额，其痛立止也。”蜡疗至今仍被医疗和美容机构广泛采用。
明代医家张介宾（景岳）在《景岳全书·积聚》中云：“凡坚硬之积，必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原非药力所能猝至，宜用阿魏膏、琥珀膏，或水红花膏、三圣膏之类以攻其外……”张景岳已经认识到对于肿瘤，内用药常常“非药力所能猝至”，需借助外治法以达病所，获得疗效。《景岳全书》记载：“终始篇曰：刺诸痛者，其脉皆实。故曰：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病痛者阴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阴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阳也，病在下者阴也。痒者阳也，浅刺之。”
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是一部内容丰富、方便实用的医学著作，对临床有极高的价值。书中介绍了359个穴位（单穴51个，双穴308个）及其所治疗的相关疾病，论述了全身经穴、制针方法、针刺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此外还引有历代医家编的针灸歌赋，以及自己的医学案例。书中绘制有“阳掌八卦图”和“阴掌八卦图”，其将掌心、手背按八卦易理分成“九宫八卦图”与人体的五脏六腑相联系，是临床诊治疾病很有价值的参考图例。他还将针法的基本操作步骤总结为“十二针法”，并编成歌诀：“总歌曰：针法玄机口诀多，手法虽多亦不过，切穴持针温口内，进针循摄退针搓，指捻泻气针留豆，摇令穴大拔如梭，医师穴法叮咛说，记此便为十二歌。”同时他又把进针时的一些基本操作归纳为“下手八法”，即揣、爪、搓、弹、摇、扪、循、捻。值得一提的是《针灸大成》第十卷所附的“四明陈氏小儿按摩经”，书中专门介绍了用于防治小儿病证的特定推拿手法，为针灸医籍中所少见。清代著名医药学家赵学敏将铃医赵柏云的经验汇集、整理成《串雅内外编》，使在民间流传简、便、廉、验的外治法登上了大雅之堂。书中五倍子研末敷脐止盗汗、吴茱萸末敷贴足心医治咽喉肿痛等，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采用。清代鲍相璈汇编的《验方新编》按人体从头到足的顺序分部，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等科的医疗、预防、保健的方药与论述，以及怪症奇病的内外治法、方药、辟毒、去污杂法。特别是痧证专篇，详述痧证种类、兼症的外治法，尤精于民间的刮痧疗法；骨伤跌打损伤专卷，精论了骨伤的检查诊断、整骨接骨、夹缚手法及民间手术。该书具有“亦精亦博，既简既便，病者可按部稽症，按症投剂，犹如磁石取铁”之功，而得到名人学者的赞誉，并在民间广为流传。清代著名的外治法专著，程鹏程纂辑的《急救广生集》（又名《得生堂外治秘方》），将外治方1500余首进行分门别类，汇纂成编，集为10卷。其内容总括了清嘉庆以前历代医家行之有效的外治经验，是一部极为丰富的外治法宝贵史料。其原为救急而作，所载方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书中所用的外治疗法包括涂、针、炙、砭、镰、浸洗、熨搨、蒸提、按摩等多种方法，几乎集外治之大全，其中许多方法沿用至今，确有疗效。该书在治则上采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论，是研究、应用外治法之重要著作。
清代医家吴师机所著的《理瀹骈文》，是清代成就最大、最具影响的一部外治专著，于1864年刊行。该书原名《外治医说》，作者取“医者理也，药者瀹也”之意，又因正文是以“骈体文”写成，故刊出时，改名《理瀹骈文》。书中除收集近百种外治方法外，重点介绍他用膏药治病的经验。其云：“余初亦未敢谓外治必能得效，逮亲验万人，始知膏药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作者不仅系统整理和总结了千余年来的外治经验，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他强调外治法同样要贯彻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原则。吴师机认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也？明阴阳，识脏腑也……通彻之后，诸书皆无形而有用，操纵变化自我。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外治之学，所以颠扑不破者此也；所以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者此也。”他又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而法则神奇变幻。”这些精辟的论述，有效地指引着临床运用外治法治疗内病的方向。此外，他还将众多的外治方法，归纳为嚏、填、坐三法，创立了表、里和半表半里“三焦分治”的外治体系。他临证善用敷、熨、熏、擦等各种外治方法治疗多种疑难病证，尤其是癥瘕、痈疽等类似现代肿瘤的病证。这是一本独具一格的中医文献，对外治法的继承发展有较大影响，后人将其誉为“外治之宗”。
《急救广生集》和《理瀹骈文》两部外治法专著的问世，标志着外治法已进入一个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