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医适宜技术发展期（晋、唐-宋、元）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偏重于临床急救，其中医外治法的内容占全书的1/3之多。该书共有29篇论述灸法，多见于急症救治，其中救卒病篇有22篇，包括灸法条文82条，占全书灸法条文的78%，其所治的急症包括卒死、尸厥、卒心腹痛、卒霍乱吐泻、卒发癫狂、卒中风、卒腰胁痛、卒阴肿痛、卒为狂犬所咬、卒短气及卒中虫毒等20余种，涉及内、外、男科等诸多疾病。该书有时还将灸方列于首位，如“治卒中五尸方”一节中，就将“灸乳后三寸十四壮”“灸心下三寸六十壮”“灸乳下一寸”和“灸指下际数壮”一并列于诸方之前。又如“救卒客忤死方”“治卒得鬼击方”及“治卒为猘犬所咬毒方”中，也分别将“灸鼻人中三十壮”“灸鼻下人中一壮”和“先嗍却恶血，灸疮中十壮”等列于诸方之前。《肘后备急方》还是我国记载隔物灸法的最早文献，书中记载了隔蒜灸、隔盐灸、隔瓦甑灸、隔椒面饼灸等隔物灸法。其中隔蒜灸运用最多，如：“灸肿令消法：取独颗蒜横截厚一分，安肿头上，炷如梧桐子大，灸蒜上百壮，不觉消，数数灸，唯多为善，勿令大热，但觉痛即擎起蒜，蒜焦更换用新者，不用灸损皮肉，如有体干，不须灸。”该书还记载了其他外治方法，如救卒死者用“半夏末如豆大，吹鼻中”；治卒中五尸，以商陆根“熬，以囊贮，更番熨之”等。《肘后备急方》中“令爪其病患人中取醒”以治卒中的方法和用生地黄或栝楼根捣烂外敷治伤，至今仍被群众掌握应用。

南北朝龚庆宣所著的《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创伤外科专著，记载了脓肿时切开排脓和用水银治疗皮肤病等经验。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金疮肠断候》中记载了“肠腹”（网膜）脱出，先用丝线结扎血管，然后再截除的方法，以及“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的肠吻合术。由上可知，隋代创伤、急救术已具有较高水平。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全书共30卷，其中将外治法列入每卷之后或列于某病内治法后进行专门介绍的就有23卷。书中首论妇科诊治在卷二、卷三出现了57首外治方药、11种外治方法，丰富了妇科疾病的治疗内容；卷五少小婴孺篇中有190余首外治方药，采用了22种外治方法，给小儿的疾病治疗提供了有效的给药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备急千金要方》全书计有50余种外治方法，涉及内、妇、儿、五官、皮肤科及备急的各种病证。

隋唐时期刊于846年前后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科专著，首论整骨手法的14个步骤和方剂，次论伤损的治法及方剂，书中记述了关节脱臼、跌打损伤、止血以及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手术操作等内容。唐“太医署”设立了按摩专科和耳目口齿专业。眼科已开展割除赘疣胬肉、拔治倒睫、针拨内障等手术；齿科已发明了以锡为主体的汞合金作为牙齿修复的填充材料。

宋金元时期，中国社会战乱不断。宋代政府重视医学，成立了校正医书局，为中医学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创伤医学和法医学的发展，使外治法的应用范围再一次得到延伸。本阶段药物外治疗法的代表论述存在于《太平圣惠方》《魏氏家藏方》和《洗冤集录》中。《太平圣惠方》发展了药纴技术，认为“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捻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太平圣惠方》还记有烙脐4方，药物外治疗法已应用到对新生儿断脐处理领域。《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洗冤集录》记载了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者的急救技术及开放性创口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