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轮旋转的魔力

一双妇女灵巧的手，相当熟练地把用水和好的泥巴搓成长条，再把它们层层盘绕上叠成圆筒状，再把捏成的圆泥饼，接加在下面当底，随后不断捏拍修饰，使腹壁向外弧凸，上端形成较小的圆口，并且捏出口唇，于是一个粗略成型的罐子的泥坯呈现在人们面前。接着她小心地把湿软的罐坯移置到树荫下通风处，待它晾得半干，再把罐坯的表面拍打得更光滑一些，然后埋入柴草堆间，点火焙烧……柴草烧尽以后，从灰堆中取出已是质地坚硬的陶罐。这些最原始的陶制品，虽然外表极为粗糙，形状颇不规整，由于露天柴堆火候低，加上掌握火候的技术不好，器皿的色泽深浅不一，更无艺术造型可言，但是它确实是聚积了史前人类多少代人的劳动，花费了成百上千年的时间，才凝聚成的劳动结晶，代表了那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成就。在懂得烧制陶器以前，人类制造工具只限于改变自然物质的形状，例如把自然界的石头敲砸成石片，再敲压琢磨形成具有特定用途的工具，但并没有改变其材质。陶器的制造就不同了，这是通过化学变化把一种物质改造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用人的力量去改变天然物的开端。不过直到今日，我们还弄不清楚陶器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和是怎么发明的，通常的一种推测是因为偶然把涂有黏土的篮子放在火旁，后来被火烧烤得发硬，成为不易透水的容器，从而得到启发，以后就有意识地去效仿并不断改良，终于发明了把经水湿润后的黏土塑造成型，晾干以后再用火焙烧，使它烧结成坚固耐用还不透水的陶器。也许是因为以上原因，最原始的陶器都模仿着过去常用的器皿。例如编织的篮子以及葫芦、皮袋等的外形，后来陶器制作技术日趋成熟，才出现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类器皿，同时也因具体工艺的不同而烧出红陶、灰陶及黑陶等各种色泽不同的陶器。

在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时代最古老的陶器，出土于湖南道县白石寨村玉蟾岩（蛤蟆洞）遗址，那里曾是古人居住的洞穴，出土的打制石器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时间在距今1万年以上。就是在这处遗址，发现了迄今获知年代最早的陶器。出土的陶器质地极为疏松，羼加有粗大的砂粒，呈黑褐色，粗糙的表面似乎有绳纹。经过复原的有敞口尖圜底的釜形器，虽然它的外貌极为粗糙，但却是制陶术这一远古伟大发明时代最早的物证。

玉蟾岩的陶器出现了两千年以后，华北和西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中都有陶器出土。河北省武安县的磁山遗址，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距现在约为8000年。出土的陶器比玉蟾岩陶器有很大进步，也都是手制的，火候还较低，烧成温度最高的仅有900多摄氏度。但器形已有碗、钵、罐、杯和钵下附三足的鼎、小口带双耳的壶等。比较特殊的是一些形状像靴子的陶支脚。有些器皿上有简单的装饰花纹，如浅而细的绳纹、划纹、剔刺纹或窝篦纹。后来又在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村发现了同样粗陋手制的红色陶器，不过那里的器物中缺少靴形陶支脚和陶盂，这是与磁山的发现有些不同的。类似裴李岗的史前文化遗址，又不断地在河南省境内的许多县市发现过，说明这类史前文化在地理分布的范围。老官台遗址在陕西华县，与它性质相同的还有临潼白家庄遗址，那里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是距今7330-7050年。出土的陶器有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三足筒形罐等，虽然老官台文化的陶器，总体看来也还是颇为粗陋的，但是已经出现了最原始的彩陶，有的钵碗类器皿的口沿施有一周红彩，或者在钵内绘出对称的简单几何纹饰，这就昭示着一种更具有美感的陶器装饰艺术已经诞生。

不仅在华北和西北广阔的原野上，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也发现有史前人类制造的粗陋的手制陶器，时间最早的是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附近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比磁山文化晚约1000年，其时代距现在约7000年。那里的陶器主要是一种手制的夹炭黑陶，器壁很粗厚，造型也不够规整。烧制时温度不足而火候较低，胎质颇疏松，吸水性强而硬度不足。这些都显示了制陶工艺初期阶段的原始性。制出的多是釜、罐等容器和炊煮用器，也有钵、盘等食器以及许多方形或圆柱形的陶支脚，还有纺线用的纺轮。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史前居民比之磁山或裴李岗的更懂得装饰器物，除了把陶器的外表打磨光滑或拍印上绳纹以外，还有的用刻划出的纹样来加以装饰，多是对动物或植物形象的模写，构成各种图案，线条生动而富有粗犷的原始美感。植物纹样多模拟自植物枝叶，有的也许摹自稻穗的形态。动物纹样中有颇为写实的作品，特别突出的是在一个陶方钵侧壁刻出的一头猪，头、尾、四肢乃至背上的鬃毛都刻得很细致，只是身躯上以图案式的纹样表示细部。它那瞪目而伸拱着长嘴的形态，也颇为生动传神。从这些模拟自植物和动物的图像中，带给人们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已经进入以种植和畜养牲畜为主的定居生活的信息。

玉蟾岩、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和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使我们可以了解到迄今所知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各地时代最古老的陶器的外貌，并且可以观察到它的制作方法，测定它的烧成火候，继而获得了有关这些原始的制陶工艺的概括的知识。但是有关烧造这些陶器的具体过程，那是没有办法去观察了。不过这还可以通过民族学的调查材料，得到旁证。

在云南省居住的少数民族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有的还保留着颇为古老的烧制陶器的方法，其中工艺最为原始的是居住在西盟科来寨子的佤族。佤族妇女在南卡江的附近，把挖出的陶土用背筐运回寨子，用筛子筛出土中的粗砂粒，然后倒在木头制成的臼里加水捣合，和好的泥用湿布盖好备用。陶坯是在室内制作，没有固定的地点。先把湿泥分成块，分别用木拍子打成一段一段的圆柱形。然后用一个篾筐，上面放上用棉花、茅草、破布缠绕的垫子，再铺盖一块麻布，用来作为制坯时的“垫子”，把圆柱形的泥块放在上面，用木拍来拍打，先使泥块的上部向下缩而扩大，再用拍柄插在泥块中央成孔洞，不断向周围按压，直到外径符合想做的器形的要求时，在外面套上一个篾圈使其固定，然后用手伸进中央的空腔处向周围与下底按压，大致成型后用左手持一石球从里面顶住器壁，右手持木拍来拍打外表，直到使器壁厚薄大致均匀为止。把这样制成的器坯搬到室外晒晾一会儿，在阳光下晾五六分钟，再搬回室内，放在垫子上制作口沿。也是同样靠用手捏按和用木拍来拍打，最后用木拍将全器外表拍打一遍，使拍上刻的纹饰清晰地拍印在器表，再以手指蘸水顺口沿涂抹光滑，于是陶坯就制好了。当放在阳光下将陶坯晾干以后，就可以进行烧制了。佤族还不懂得使用陶窑，只是最原始的露天堆烧。把已经晾干的陶坯堆放在一块平地上，周围堆架起柴草，上面也盖上些木柴，然后从下面用茅草点燃木柴。过了半天的时间，木柴全部烧尽，于是把烧好的陶器用木棍从炽热的灰烬中挑出来，就算烧成了。为了使其坚固耐用和减低渗水性，又常趁热涂上一种树胶（当地佤族语称为“斯然”），主要施于器物的口缘部位和装水、酒用的缸子的内壁。科来寨子佤族制陶全靠以手来捏拍，又是堆柴而烧，全然不懂得使用陶轮等器械，更没有修造陶窑的技术，确实保存了制陶工艺的最原始的形态，为我们复原史前人类手制陶器的情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距西盟佤族自治县东南约百余公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附近，有两处傣族村寨——曼斗和曼弄枫，也保留有颇为古老的制陶工艺，与科来寨子的佤族制陶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进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专为制陶设立的制陶场和窑场，为了防止发生火灾殃及村寨，所以设在远离居住区的村寨的一角。其次是已经使用了可以慢速旋转的“陶轮”，利用它转动时产生的惯性力量来修整器坯。第三是烧制时有固定的窑场，铺设窑床，围盖柴草以后还在外表涂泥封闭，构成简陋的薄壳窑体，从而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温度和窑内气氛。上述三方面的改进，表明在制陶工艺发展的道路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傣族使用的陶轮轮体是木头制成的圆盘，它的面径比底径长，所以像是一个倒截圆锥体。在底面中心开一个方孔，上面不通透，再从下面插入一根竹管。陶轮的底座只是一根底部削尖的圆木桩，将它楔入地上挖出的小圆坑中，牢固不动后，上端套入轮体下的竹管之中。用手或脚趾拨动轮体，它就会随之旋转。制作器坯的工作开始了，傣族妇女面对陶轮坐在地上，先在轮面上撒一些草木灰，以防陶泥与轮面粘连，再放上泥团，一面用手拍打，一面熟练地用赤裸的左脚拇趾拨动轮盘，使它沿顺时针方向慢慢旋转。随着轮盘的旋转，拍制出圆饼形的器底，再用搓好的泥条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盘塑器壁，整抹内壁，拍压出口沿，最后用粗麻布蘸水抹光，使口沿平滑。取下器坯晾半干后，再修整器型，抹光外表，并拍打出纹饰，定型后再晾干、装窑、焙烧。

从西盟到西双版纳短短的行程，使我们观察到原始制陶工艺从仅用手制发展到慢轮泥条盘塑法的具体操作形象，但是在史前时期，人们从手制陶器发展到慢轮泥条盘塑制陶法，却是经历了漫长艰辛的历程。在西安市半坡村的史前居住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中，获得的大量陶器。其中只有少数小型的器物完全靠用手捏塑，绝大多数器皿采用了泥条盘塑的工艺，形体特别大的瓮类容器，又采用泥圈垒筑的方法，先分别制出底、腹、颈等部分的泥圈，然后把它们叠塑成整体。仔细观察，可以在一些陶器的上腹和口沿部分看到清晰的轮旋纹，那是经过慢轮修整以后留下的痕迹。在晾坯时器下的衬垫物，又在器底上留下了席纹和布痕。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约距现在6800-6000年。与磁山文化相比，要迟1200-2000年。这或可反映出在史前制陶中，由手制发展到慢轮泥条盘塑法，至少经过长达千年以上的漫长岁月，那是人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花费了无数心血，洒下了多少汗水，才取得的成果。

当人们熟练地掌握了慢轮泥条盘筑的工艺技巧以后，制出的陶器质量显著地提高，器形日趋规整，器类日渐增多了。同时还可以把一部分精力转向提高陶器外观的精美，从而探寻新的装饰手段。除了在器坯上拍印或刻划一些装饰花纹以外，出现了在器坯上绘彩然后焙烧的彩陶工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原始艺术家，已经掌握这种新的工艺技巧，在红色的陶器上装饰了黑色的纹样。纹样的题材，选自当时捕捉的主要对象——鱼。于是体态灵动的游鱼的侧影，经常出现在半坡人的红陶器皿上。这些距今六千多年的作品，陶色橙红，鱼纹乌黑，既明快醒目，又和谐淡雅，抒发出恬静的质朴的美感。绘于大陶盆内壁的鱼纹，非常写实而体态生动，鳍尾具备，鳞甲分明，轮廓线劲健流畅。当盆内满储清水时，随着水波微漾，墨黑的鱼儿似乎脱壁而出，浮游于水中，极富生趣。在写实的基础上，远古的艺术家捕捉住鱼儿体态的特征：圆睁的双目，近似三角形的头，修长而上下对称的身躯以及分叉的鱼尾，于是由具体而抽象，从形似转神似，日益创新，出现了富于变化的多种鱼纹图案。在组合构图方面，时而单鱼独游，时而双鱼合体，时而三鱼并列，时而二鱼对顶，离合散聚，变化自然。后来，甚至把鱼体部分抽象成近似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趣味更加浓郁。同时，装饰的部位也逐渐从陶器的内壁移到外壁，形成环绕陶盆肩腹的装饰花纹带。半坡的鱼纹所以能够如此生动而富于变化，正是当时生活在这处原始村寨的居民，在常年从事捕鱼劳动中凝聚出的艺术结晶。和半坡同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原始村寨遗址的发掘中，同样可以获得绘有鱼纹的彩陶，例如在临潼县的姜寨村和宝鸡市北首岭两处遗址都是如此。在那两处遗址出土的彩陶中，特别值得一谈的有两件精品。一件是姜寨出土的陶盆，在里壁和两组黑色的小鱼相对应的是两只蹒跚地向盆沿缓缓爬动的大蛙，缩头大腹，有着长满圆斑的脊背，它们和上下浮游的灵巧的小鱼形成鲜明的对比，饶有风趣。另一件是北首岭出土的细颈陶壶，在圆鼓的壶腹上面，一侧游动着一条大鱼，它不是侧影，而是俯瞰。在另外一侧立着一只尖喙长尾的大鸟，用尖喙猛啄鱼尾，于是那鱼疼痛难忍地扭曲着身躯，这场鸟鱼争斗象征着什么？是值得观者玩味的。

彩陶装饰图案中出现的动物形象，除了大量的鱼和少量的蛙、鸟外，四足的走兽很是缺少，唯一的例子是发现于半坡村一件陶盆内壁的鹿纹。墨绘的小鹿用笔简练，仅具粗略的外形，但姿态仍颇生动。摹自植物的彩陶图案还不明显，但有的全器综观应是表示盛开的鲜花，半坡出土的一件彩陶壶正侧面看上去是四重相叠的折屈三角纹，但如自上向下鸟瞰，就会看出这件壶的整个图形是一朵盛开的八瓣花朵，圆圆的壶口正是花的心房，口唇上的条纹，是向四周伸出的花蕊。上腹的折屈三角纹正是围绕花蕊怒放的八个花瓣。至于一些器物的外貌，还颇为具体地保持着所模仿的植物的形体，如几乎与真正的葫芦一样的陶制葫芦形瓶，类似以葫芦制的瓢状容器的陶钵等都是如此。还应该提到的是，半坡人已经脱离了平地堆柴焙烧的原始阶段，懂得掏筑结构简单的陶窑，在圆形窑室的前方设有较长的穹形筒状火膛，燃烧的火焰从火膛经火道进入窑室。也有的火膛呈袋状，与圆形窑室基本垂直。窑室的容积不大，仅能烧制数件陶器，即使陶器的形体是较小的，一次最多也只能烧10来件。虽然容积还很有限，但以窑烧陶可以较好地掌握火候和控制窑内气氛，提高成品的质量。

制造这些较为精致陶器的半坡人，同时也制造了磨制的石斧、石铲、石锛等劳动工具，还有打制的石刀，以及木制的掘土棒等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大量以兽骨为原料磨制的骨箭镞、鱼钩、鱼镖，以及网坠、陶球和石球，又表明狩猎和捕鱼都是当时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这时的半坡人已经构筑了周围由宽深各五六米的濠沟环护的原始村寨，村寨的中心，是一座可能为氏族公共活动场所的方形大房子，在它的北面，面朝大房子呈现扇面状分布着几十座较小的圆形房子，大约是氏族成员的住所，在这些住房附近挖有许多储物等用的窖穴，以及畜养牲畜的栏圈。在濠沟的东面，是烧陶的窑场。濠沟的北面，发现了170多座墓葬，那里原来是氏族的公共墓地。墓地葬的不是成年的死者，而是夭折的幼儿，当时是葬于瓮棺而埋在居室附近的。可以看出，6000年前这里是生机勃勃的母系氏族公社的住地。比半坡遗址保存得更好的姜寨遗址，使我们看到了另一处由濠沟环护的原始村寨，居住区的中心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广场，广场四周地势稍高，在东、西、南等方向各分布着一组建筑群，北方则分布有两组。在每组建筑群中，都以一座大型建筑为主，在它的附近错落分布着几十座或二十几座较小的住屋，合起来房屋的总数超过100座，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在住屋的附近，也设有许多窖穴，以及埋葬幼儿的瓮棺葬。烧陶的窑场，同样设在护沟的外面，以防偶然失火而殃及住屋。氏族公共墓地，在沟外东北和东南方向处，共发现3片。据研究，认为这里可能是几个氏族集聚的部落居址，形象地体现着氏族制度所特有的那种团结向心的精神，也意味着人类更加靠近了文明的门槛，而他们向前迈进的步伐，也一天比一天快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