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一百多年来，思想家和学者都在同民族主义问题做斗争，却没有提供一种明确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描述可能只有在民族时代终结之后才会实现，当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之时，我们回过头来看，会发现这个支配一切的集体认同是多么强有力地塑造了现代文化。

但是，一部历史著作，特别是一部可能引发争议的著作，无论多么简洁，都应该以审视它要采用的基本概念来开篇。无论如何，这必定是一次富有挑战性的甚至令人精疲力竭的旅程，但由本书采用的对概念工具之解释所组成的专业词汇，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离题和频繁的犯错。

欧洲诸多语言中都使用“民族（nation）”这个术语，它来源于晚期的拉丁语“出身（natio）”。直到20世纪，这个术语主要意指有着不同规模和内部关联的人群。比如，在古罗马，它通常指外国人（也指各种动物）。在中世纪，它可以指来自远方的学生。在现代开始之初的英格兰，它指贵族阶层。它不时地被用来指称出身一般的人们，有时指讲着特殊语言的群体。在19世纪，人们以不同方式使用该术语，直到今天，它的精确含义仍然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说：“令历史学家极为绝望的是，人们每次改变了自己的习俗，却不能相应地改变词汇。”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史学研究（尽管不是唯一的一类）中，时代错误的一个根源是人的懒惰，这自然会影响到术语的创造。许多词汇从过去流经我们，并以不同的伪饰不断地服务于当前的我们，它们具有了新内涵又被送回到了过去。遥远的历史以此方式被改变得与我们当下的世界看上去相似，并且关系更为紧密。

全面而准确地阅读政治或历史著作，甚或阅读现代欧洲字典，人们都会看出术语或概念，尤其是被设计来解释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的术语和概念在它们界限内的意义的不断变迁。尽管要依赖背景，但我们能够同意“石头”这个单词，多多少少确实同一种具体的和人们都公认的物体相一致。不过，与其他许多抽象术语一样，像“人民（people）”“种族（race）”“族群（ethnos）”“民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国家（country）”和“家园（homeland）”等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却被赋予了无尽的意义——有时是相互对立，有时则是互为补充，但总是存有争议。“民族”这个术语，翻译成现代希伯来语是le’om或umah。像其他许多现代希伯来语一样，这两个词都来自《圣经》中的丰富词汇。但在探讨关键的“民族的”问题和尝试界定“民族”——它还是要十分勉强地屈从于一个明确的概念——之前，我们要停下来先考虑一下持续地绊倒专业学者那笨拙双足的两个有争议的概念。

专业词汇：“人民”和族群

在以色列，几乎所有出版的历史书籍都是用am（人民）这个词作为le’om（民族）的同义词。am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单词，这个希伯来语词汇等同于俄语中的Narod，德语中的Volk，法语中的peuple，和英语的people。但在现代以色列希伯来语中，正如我们在各种欧洲语言发现的那样，在多元主义的意义上来说，am一词与“人民”一词没有直接关联；恰恰相反，它含有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意思。无论如何，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古希伯来语中的am也是一个十分易变的术语；令人失望的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用法一直十分混乱，难以将它包括进任何有意义的话语之中。

界定一个概念的最好方式是追踪其历史，但在如此短小的一章中，详细阐述am这个术语的演变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探讨中，我将自己限制在一些对该术语在过去获得的意义的历史评论上。

在现代社会兴起之前的18世纪的欧洲，大多数农业社会都发展出影响到他们周边环境的遍及全国的上层文化，且在精英中引发了各种集体认同。不过，与众多历史学家不断地胡乱宣传的形象相反，那些君主国、公国和大帝国从没有试图将所有“人民”纳入他们行政性的上层文化之中。他们既不需要这类参与，也没有必要的技术、制度或传播体系来推动它。前现代世界的绝对多数——农民们，都是文盲，他们在没有阻碍的情形下复制着他们地方性和没文字的文化。居住在主要城市或附近的人们，他们的方言与行政中心的语言更为相似。这些臣民代表着那时被称为“人民”的东西，但在边缘地区耕耘田地的人们则远离政治中心，他们的方言与行政中心之间的关联就相当微弱。

只要人类社会被君权神授的原则而非人民的意志所统治，统治者就不需要其臣民的敬爱。他们主要关切的是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力使人民恐惧。为了保障政府的连续和稳定，君主必须确保国家行政部门的忠诚，而农民只是被要求转让剩余农产品，有时要为君主国或贵族阶层提供士兵而已。税收当然要通过强制力，或至少要通过不断的、含蓄的威胁，而非通过劝服或致力于共识来征收。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种权力的存在也给宝贵的食品生产者一种人身安全，这恰是权威的存在所给予他们的一种额外价值。

占据着收税和征兵位置的那些国家机器，其存在主要是由于上层——贵族阶层和政治上有权力的阶层——的整体利益。这些机器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不仅是一个君主的加冕，而且是王朝君主制——已经通过某些意识形态的方法而得以实现。盛行于政府中心的宗教崇拜通过非世俗的合法化，强化了上层等级的忠诚。这不等于说多神的或后来的一神的宗教是作为政府的直接职能而形成（它们兴起的环境更为复杂），因为在其他方面它们都是非必需的，但它们几乎总是——尽管并非一成不变地——服务于再造权力。

围绕着统治权力之信仰的强化和统一缔造了一个微弱但重要的社会阶层。它在行政机器内部成长起来，有时与行政机器融合，后来则与之竞争。这个阶层包括祭司、宫廷的经文抄写员和先知——以及后来的牧师、主教和乌理玛（ulema）。它依附于政治中心，却通过其特权关系和与神的对话获得最重要的象征资本。在早期农业社会，这个阶层组织宗教的权力和方法因时因地而变化，但因为它的最主要力量源于信仰，因此，它不断探求扩大其追随者的人口基础。像行政性的国家机器一样，它不具有创造一个广泛的、同质性的大众文化的途径，但它确实发展出了勃勃雄心，要努力获得人数上不断增长的信众，它成功地达致了这个目标。

农业社会中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创造一个统治性集团的战略和宗教机构所采用的复杂技术，都不同于18世纪末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的认同政治。不过，正如前面所阐明的，惰于发明新术语、意识形态的习惯和政治的利益——它与上述那种术语上的不严谨相当，它们一起完全模糊了过去与现在、古代农业世界和我们仍生活其中的新的商业和工业世界的深刻差异。

在关于前现代的历史学和其他方面的著作中，“人民”这个术语被应用于不同群体。它们可能是强有力的部落、小王国或公国的民众、大小不同的宗教团体，或不属于政治和文化精英（在上古的希伯来语中，这些人被称为“土地上的民众”）的低等层次的民众。从古代晚期的“高卢人民”到现代开端的日耳曼人区域中的“撒克逊人民”，从《圣经》写就之时的“以色列人民”到中世纪欧洲的“上帝的人民（the Peuple de Dieu）”，从讲一种特殊方言的农民团体到反叛的城市大众——“人民”这个术语总是无条理地依附于诸多人类群体，而这些群体的身份形象则是难以表述和完全不稳定的。在15世纪的西欧，随着城市的兴起和更高级的交通与传播形式的出现，更为严格的边界开始出现在广泛的语言群体之间，“人民”这个术语也开始主要用于这些群体。

随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兴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支配一切的认同囊括了现时代的所有文化，并一直不断地使用“人民”这个术语，特别强调它试图建构的民族性的古老和连续。因为民族建构的基本原则总是包含着一些从更早的历史阶段残存下来的语言或宗教等文化成分，于是，聪明的操纵者设法把它们变成了可以熟练安装固定民族史的圈套。“人民”成为一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设于由现代性所引起的深刻的精神分裂之上的桥梁，一座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职业历史学家可以舒适地招摇过市的桥梁。

要结束对“人民”这一术语的分析，还有必要补充一些解释。在19世纪，民族文化往往将软性的“人民”同硬性的和有争议的“种族”联结在一起，许多人把这两个词看作是相互交叉、支撑和补充的。“人民”的同质性的集体起源——当然总是较高级的和独特的，尽管实际上并不纯粹——成为一种防范表现为碎片化但却是顽强存在的各种亚认同风险的保障，而各种亚认同不断云集在日益统一的现代性之下。想象的起源作为一种有效的过滤器，也有助于阻止与不友善的相邻民族的不受欢迎的混合。

残忍的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导致种族概念受到了绝对的否定。为了保障与遥远过去之间的密切联系，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利用了更为值得尊重的族群概念。在古希腊语中，族群是“人民”的意思，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作为“种族”和“人民”二者之间的一个有效的替代词或是口头语。但它的一般和“科学”的用法只是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后广泛地传播开来。它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文化背景和血缘纽带的混合，在于语言的过去与生物起源的混合——换言之，在于历史产物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要求尊重这一事实的结合。

太多的著作者过分自由地，有时是以令人惊异的智识上的无知来使用上述术语，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将它运用到了某个前现代的历史实体——某个共享着源自过去的文化表达方式的人群，尽管该人群的消解正在以不同方式持续进行着。族群共同体毕竟是一个共享文化—语言背景的人的群体，尽管一直没有被恰当地界定，但能为民族建构提供关键材料。然而，相当多的学者紧紧抓住族群概念，就好像是通过后门把本质原始主义（essential primevalism）——在19世纪至20世纪支撑了脆弱的民族认同倡导者们的种族概念——带了进来。

这样，族群不仅成为一个历史和文化单位，而且成为一种含糊的、有着古老起源的实体，其实质在于在相信它的那些人中激发起主观上的亲近感，这非常像种族在19世纪发挥的作用。坚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主张，不应挑战这种认同信仰，因为它承载着一种强有力的起源感，这种感觉不仅在批判分析和剖析的过程——一种正当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中应予考虑，甚至应该从整体上被采纳，并且作为明确的历史事实而不必加以质疑。这些学者承认，来自于族群的现代民族观可能无法核实。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试图质疑它是没有意义的，最终也是不受欢迎的。

正如上述学者所推动的研究那样，对他们来说，模糊古代社会群体的范畴，看上去显然是保存目前不稳定的认同的必要条件。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对上述进程贡献卓著，已成为民族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学者之一。在相对晚近阶段的作品中，他决定在研究中赋予族群原则以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把他的方法描述为“族群—象征法”。“象征”这个术语有助于软化本质主义者的反应，同时提供了他所渴望的模棱两可。对史密斯来说，“下面的四个特征使一个族群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对独有群体起源的认知，对一个群体历史的了解及对其命运持有信念，一个或多个集体文化个性的维度，最后是集体团结性的意识”。

这位勤奋的英国学者似乎认为，族群不再是一个有着共同生活方式的语言共同体；族群不是居住于一个特定地域，而只需同一个地域有着联系；族群不必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因为古代神话能够同样出色地不断发挥这项功能。那种共享的记忆不是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有意识的迁移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一个重要人物，围绕着他才能组织那种记忆），而是既非宗教也非民族的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自我流动的“自然”过程。史密斯对族群的界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看待历史上犹太人存在的方式相一致，也与泛斯拉夫认同、雅利安人或印欧人认同，甚或美国的黑种希伯来人（Black Hebrew）认同的旧概念相一致——但完全不同于人类学家关于传统团体的那个公认的含义。

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族群性——埃蒂安·巴利巴尔正确地指出它是完全的虚构——经历了一个复兴和日益流行的过程。这位法国哲学家已反复重申民族不是族群，甚至被认为是他们族群起源的事物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正是民族化在各社会中创造出了一种族群认同感——“在过去或将来被描绘得好像他们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共同体”。遗憾的是，这种批判方法对种族生物学或宗族宗教学的定义发出了警告，却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像支持民族属性的历史学家一样，形形色色的理论家不断利用本质论者和族群论者的用语深化他们的理论，进而模糊他们的叙事。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经典的主权民族主义的相对退却没有弱化上述趋势。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它强化了上述趋势。

尽管如此，如果说现在的这部著作有时会出差错，且偶尔会使用“人民”这个术语——但不是族群这个术语，由于它在生物学上的反响，它会十分慎重地一直指向相当易变的人类共同体，通常会指向前现代的、特别是在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共同体。这样一类群体所共有的文化和语言结构从未十分坚固，其形成乃是因为在各王国或公国治下，逐步与“较低级”文化相混合的一种特殊的行政交往所致。因此，“人民”是居住在一个确定地域中的社会群体，至少显示出共享的规范和世俗文化实践（相关的方言、食物、衣服、音乐等等）之轮廓。这类先于民族国家的语言和人种论特征，并非严密统一，它们与其他群体的类似特征之间的界限不是必不可少或十分明确的。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国家关系之偶然的历史决定了“众民族”之间界限的勘定。

正如上文已阐明的，有时候，这样一个“人民”曾作为开创一个新民族的阿基米德支点——一个在现代文化民族化这样的艰巨事业的进程中常常会被磨损的支点。在英国，英格兰“人民”的文化成为霸权文化，这大体类似于法兰西岛文化和波旁家族君主们的行政语言最终支配了他们的王国。相比之下，威尔士“人民”、布列塔尼人（Breton）、巴伐利亚人（Bavarian）、安达卢西亚人（Andalusian），甚至是意第绪“人民”，在民族化进程中都几乎完全被摧毁了。

建构民族也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没有被明确界定的“文化—语言”上的少数派，开始具有了——由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草率的工程，或因为疏远的歧视——一种新的、可辨识的认同感（现代化能够强化微妙的差异）。在这类情形下，被排除在统治权之外的群体的反应，尤其是其知识精英的反应，可能会变得坚定和冷酷，能够把无明确方向和组织的差异转变成为自治——就是说，为民族分裂——而奋斗的本质主义的基础。（这个问题下文将做更充分的探讨。）

与这本著作特别相关的另一个说明是：当前现代人群的共同特性仅仅是宗教规范和实践（膜拜、仪式、戒律、祈祷、宗教教义）的时候，本书所使用的术语会是“宗教集会”“宗教共同体”或“宗教文明”。我不妨补充指出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正如诸多王国一样，“众民族”曾出现或消失于历史的发展之中。（我会在下文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另一方面，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著名术语来说的话，宗教共同体则长时期（longue durée）里留存了下来，因为它们保全并再生了注重传统观念的知识阶层。

有时，即便是宗教文化——当其被削弱却仍相对稳定时，甚或当其瓦解时——也与流行音乐或国家行政用语的作用几乎一样，仍可作为锻造民族时具有价值的原材料。比利时、巴基斯坦、爱尔兰和以色列，尽管它们有着繁多的差异，但都可作为令人满意的例证。在上述所有情形中，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形式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特性，即便国家的起始点是一个宗教共同体或者“民族”也一样。尽管宗教因素在创造民族方面有着重大意义，但我们不应忘记民族属性有助于界定新兴宗教特性之结构。因此，当主要的人类群体——主要是政治和知识精英——控制了他们的命运，并开始制造民族历史之时，宗教宿命论的力度必然会出现重大衰落。

人民、人口、本地百姓、部落和宗教共同体都不是民族，即便它们常常被说成是民族。诚然，作为文化建设的材料，它们在新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但它们都缺乏总体现代性——像只猛禽般朝它们袭来——羽翼之下的决定性特征。

民族：界限和定义

大量的著作已经认识到，民族性这个问题没有制造出它自己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马克思、韦伯（Weber）或涂尔干（Durkheim）来。“阶级”“民主”“资本主义”，甚至“国家”都已被相当严密地诊断过，但“民族”和“民族主义”则被忽视——亟须理论上的卡路里。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是“民族”作为“人民”的同义词，被视为原始的和几乎自然的实体——自无法追忆的时代起就一直存在。相当多的学者，包括历史学者都注意到了被称为民族的人类群体所显现的发展历程，但这些发展被看作是原始实体较为微小的变化。

前述那些思想家大部分生活于新兴的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他们往往都从民族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思考，不能从外部来审视它们。而且，他们使用新的民族语言来写作，这样他们就被自己主要的写作工具俘虏了：过去已被改造成与19世纪所塑造的语言和观念结构彻底相一致。比如马克思，目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就断言历史本质上是巨大的阶级斗争的超级叙事。其他大部分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把过去想象为永恒民族的持续兴衰更替，众民族间的相互冲突密集而郑重地充斥于历史著作之中。新兴的民族国家自然鼓励并慷慨资助这类意象和写作，从而帮助强化了新的民族认同的结构。

阅读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法国哲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作品，我们会遇到一些有利于他们时代的不同的观点。早在1861年，穆勒就写道：

另一方面，勒南在1882年则声称：“请原谅使用如下这个比喻，民族的生存就等于日常的平民表决，正如一个个体的生存就是对生命的终身确认……民族不是永恒的事物。它们有开端，它们会终结。一个欧洲邦联很有可能会取代它们。”尽管这两位卓越的思想家都有自相矛盾和犹疑不决的特征，但他们意识到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内核，表明他们认识到他们在探讨一个现代现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两位自由主义作家以某种恐惧的心态看待大众文化，不过，他们却在原则上接受了民治政府的想法。

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继续广泛发表条理明晰地探究民族地位问题的论著。19世纪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关于这个问题，像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这样著名的思想家，都没有充分看穿民族问题的隐秘本质，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古老的，甚或有时认为其是永恒的。

第一批从理论角度探讨民族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像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卡尔·列纳（Karl Renner）、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这样的理论家来说，民族主义就是出人意表的一击。在民族主义面前，永远在为他们的正确提供证据的历史似乎背叛了他们。他们不得不同这个奇怪的现象做斗争，即便伟大的马克思，也未能预想到这些。在中东欧，民族诉求的浪潮迫使他们参与那些产生出复杂分析的讨论，并进而得出一些往往屈服于政党的迫切需求的仓促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注意到了市场经济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具体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的进步摧毁了各个自给自足的市场，切断了他们具体的社会关系，并开启了新型关系和意识的发展之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这个资本主义商业的第一声斗争呐喊，在其早期阶段并没有导致横扫一切的全球化，而是使市场经济体系在旧有的国家结构中具备了兴起条件。这些经济体系形成了具有统一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国家”兴起的基础。资本主义这种最为抽象的财产控制形式，首先需要一套使私人财产神圣化的法律体系，以及保障该制度执行的国家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忽略民族变化的心理方面。从鲍威尔到斯大林，他们主要的辩论文章都包含着心理学，尽管形式过于简单。对鲍威尔这位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民族是通过命运共同性而结成一个性格共同体的人群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斯大林则用更为明确的术语总结了那场争论：

毫无疑问，这个定义过于纲要化，表达得不是特别充分和恰当。不过，这种试图在客观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来描述民族特性的尝试，尽管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仍是引人入胜的。缺少上述一个因素会妨碍民族形成吗？同样与我们探讨相关的是，难道在民族形成过程中，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维度伴随和塑造其各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忠实于阶级斗争这一事实是理解所有历史，以及他们与迅速挫败他们的中东欧民族运动所结下的宿怨的关键，后者阻挠了他们在民族议题上继续深入，而使他们转而制造用来直面对手并吸收追随者的简单化修辞。

其他可能没有极大推动上述探讨的社会主义者，则运用他们敏锐的判断力，觉察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大众民主的魅力和前途。正是他们发现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诱人的互利互依的关系。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别尔·波罗乔夫（Ber Borochov）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lsudski），到红色爱国者毛泽东和胡志明，“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的方案最终都获得了胜利。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纯学术领域一直存在着对民族的争论。但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才真正地看到有独创性的智识努力去探讨民族兴起过程中的社会特性。决非偶然的是，复兴这场讨论的正是一位移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了从外部观察民族的一个透镜，而迁移的经历——被迫离开出生地——和作为一个“外来人”，一个受支配的少数派生活在一个优势文化之中的经历，最后都成为更高级的观察的方法论几乎不可或缺的条件。民族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们，在童年或青年时期都熟谙两种语言，且许多人是移民家庭的孩子。

随着纳粹的到来，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逃离捷克苏台德地区（the Czech Sudetenland region），并适时地在美国学术界找到了一席之地。尽管他的著作《民族主义和社会沟通》（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没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在进一步探讨民族概念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阶段。多伊奇没有掌握充足的资料，研究方法也粗劣不堪，但他在辨识引发民族形成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历程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直觉。被疏离的城市大众离开了一系列的农村交往形式，需要一种新型的沟通方式，这促进了民族群体的整合和瓦解。多伊奇认为，大众民主政治完成了这个统一过程。在他16年后出版的第二本论民族的著作中，他以对潜存于民族化过程之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集合体的历史的描述，继续详细阐发了他的论点。

在多伊奇的第一本著作之后，这一研究领域长期没有突破。30年过去了。20世纪最后25年间迅猛的通信革命，以及西方世界里人类劳动逐渐成为象征与符号的活动的转变，为重新审视这个旧议题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也有可能，恰恰是在最先产生民族意识的地域，经典的民族主义地位不断衰落的最初预兆，将会促成新范式的出现。1983年，这个议题的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在伦敦出版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和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从那时起，民族主义问题首先要通过社会文化的多棱镜来加以审视。民族变成了一项明显的文化工程。

安德森的生活也是徘徊于广阔的“文化—语言”区域的一种生活。他出生于中国，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英格兰人。在孩提时代他被带到了加利福尼亚，但主要在英国接受教育。他在那里获得国际关系学位后毕业，该学科使他把自己的时间平分在了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他的生活故事在他论述民族共同体的著作中有所反映，并使他批判性地拒绝稍带欧洲中心主义的任何立场。这种态度导致他断言——尽管不十分有说服力——在现代历史中，民族意识的开拓者是克里奥尔人（Creoles），即那些出生于美洲的早期殖民者的后裔。

为了当下的目标，他在其著作中提供的最初定义是最重要的：“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实际上，每个共同体被想象成要大于一个部落或村庄，因为它的成员彼此不认识，在现代之前，这样的共同体是庞大的宗教共同体。但民族拥有属于它的民众意象的新工具，而这些工具在古代社会是找不到的。

安德森反复重申，15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开始消解高贵神圣语言与大众使用的各种地方方言之间漫长的历史差异。欧洲各王国的行政语言也随着印刷的出现而大规模地扩张，为日后成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民族地域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新的通信世界中，小说和报纸是开始划定兴起中的民族边界的最初的力量。地图、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在其后完成了民族建构的任务。

由于民族特性变得更加明确和牢固，宗教团体和王国——这两个在民族之前长期存在的历史体系——从制度上和观念上都不得不面对意义深远的降级。不仅庞大的帝国体系和教会等级制度的地位遭到相对削弱，而且在宗教观念领域的时间里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同样影响着传统的君权神授的信仰。国家的公民不同于王国的臣民或公国的佃农，开始视自身为平等的人，而且自视为自我命运的统治者——换言之，视为主权者。

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可以被解读为对安德森研究的补充。在他的作品中，新的文化也被描述为民族创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催化剂，他同样把现代化进程看作新文明的源泉。但在继续解析盖尔纳的观念之前，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局外人”规则或“在边缘写作”的规则同样也适用于他。像多伊奇一样，他也是一位年轻的难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随家人被迫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他随父母定居在英国，在那里长大成人，并成为一位成功的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包含着文化比较分析，这标志着他所有的智识追求。他那本杰出而简洁的著作以双重定义开篇：

因此，主观方面一定会补充客观方面。它们一起描画了在新的官僚制和工业化世界出现之前的一种从未见过的历史现象。

农业社会里，并肩存在却互不关联的各种文化存在了成百上千年。不过，更为高级的劳动分工——其中，人类活动不再那么偏重于体力型而更倾向于符号型，且职业流动持续上升——削弱了传统的划分。为了有效运作，生产领域要求同质性的文化符码。新的横向和纵向的职业流动，动摇了更高级文化的褊狭性，迫使它成为一种不断扩展的大众文化。普及的初等教育和读写能力是一个发达的、充满活力的工业社会的必要条件。按照盖尔纳的说法，这就是被称为民族这个政治现象的重大秘密。这样，民族群体的形成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文化过程，尽管它只能发生在某种当地或外来的国家机器面前。这种国家机器的存在引发或助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和其持续的建构。

许多学者表达了对盖尔纳论点中一些前提的保留意见。在升起其旗帜和符号之前，民族主义总是要等待完全的工业化吗？在复杂而发达的劳动分工兴起之前，在早期资本主义之中，难道不存在民族情感，不存在对主权的强烈渴望吗？一些批评是有说服力的，但它并不能贬低盖尔纳在确定一个民族的先进整合是与一种统一的文化紧密关联方面——比如，它只能存在于不再是农业的和传统的社会之中——的重大的哲学成就。

要根据安德森和盖尔纳的理论主张，以及承袭他们的学者们的一些假设来界定“民族”这个术语，可以提出的是，尽管“民族”在历史上的兴起是多方面的和不稳定的，但几种特征使它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社会集团：

当然，这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描绘。我们已经指出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包含了文化和语言少数派或与之共存，少数派整合进占优势的上层文化的速度一直慢于其他群体。在公民平等原则缓慢地适用于少数派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不断的摩擦。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中，像瑞士、比利时和加拿大民族政府，它们正式保持了两三种主导性语言。它们各自发展，但仍旧无法联结。此外，与前述提到的情形相比，一些生产和金融部门已经避开了支配性的民族市场的统治，直接隶属于全球供求关系。

应予重申的是，只有后农业世界，随着其劳动分工的改变——它的特殊的社会流动和日益繁荣的交往沟通的新技术——产生了有利于语言和文化同质性的条件，导致了不局限于狭隘的精英或群体的一种认同和自我意识。局限于狭隘的精英或群体的认同和自我意识一直是过去的情形，但现在，认同和自我意识广泛地显现于从事生产的大众之中。尽管在更早的大帝国时期，由于封建和宗教组织结构的性质，诸多人类社会一直由明确的“文化—语言”分歧和分层所标示，由此，所有人民——无论是高等的和低等的、富庶的和贫困的、受过教育的或没受过教育的——也都会感受到他们属于一个特殊民族，但如今更有意义的是，他们会相信自身在平等程度上属于一个民族。

法律、公民和政治平等意识——主要是在商业和工业化晚期的资本主义时期，由社会流动所产生——创造了每个人分享各自身份的保护伞。没有被该保护伞所覆盖或包括的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民族体——就平等的内在方面而言——的一个成员。正是平等构成了把“人民”解释为民族这种政治要求的基础，而民族则证明了充分自治的正当性。这个民主方面——“民治”——完全是现代的，明显有别于更为古老的社会组合，比如部落、王朝君主国治下的农业社会、有着内部等级制的宗教共同体，甚至前现代的“民族”。

前现代的任何人类共同体都没有显示出公民平等的包容感，或持续地渴求为全体民众所感知到的自治。但当人民开始自视为主权支配者，促使他们相信能够通过政治代表而自我统治的意识或幻觉就出现了。这是现代所有民族表达方式的态度的内核。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自决原则（self-determination）为人们所接受，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项指导原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主化历程——使现代政治中的新的大众势力民主化——的一种人人皆懂的翻译。

民族的诞生无疑是真实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不是纯粹的自生自发的结果。像先前宗教共同体一样，为了强化对抽象群体的忠诚，民族也需要仪式、节日、典礼和神话。为了将自身锻造成一个单一和牢固的实体，民族不得不致力于永不间断的公共文化活动，致力于发明一套统一的集体记忆。那种支配一切的意识，一种混合中的思想意识，也就是民族主义，也需要上述可以理解和可使用的新奇的规范和习俗。

从意识形态到认同

在很长时间里，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都把民族看作一个古老的、更确切地说是原始的现象。今天，阅读他们的作品，一个人有时会得出历史开始于民族群体的兴起这样的印象。这些思想家把过去和现在搅拌在一起，把他们当代的、同质的和民主的文化世界投射到已消亡的文明之上。他们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传统社会中更高级的政治和智识权力所制造的历史文献之上，他们把那些文献转译成标准的当代语言，并使它们适合自己观念化的民族世界。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民族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们把已经系统阐述过的观念——民族主义的兴起，视为一种新现象。

盖尔纳的理论如地雷般震惊了大部分学者。他以尖锐有力的激进主义的方式宣称：“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这迫使每个人，甚至阻挠者去重估民族这个议题。经济的、行政的和技术的现代化已经为民族创造出了基础结构和需求，但在国家体系还要获取权力之处——创造和界定国家轮廓的语言、教育、记忆和其他文化要素，现代化过程伴随着蓄意的操纵或希望去操纵的意识形态实践。将前述所有那些意识形态实践联结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推论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是一致的”。

盖尔纳著名的追随者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他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仔细考察了试图建立国家的政治系统或政治运动是如何以及何时从现存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材料的混合物中创造出民族实体的。但霍布斯鲍姆对盖尔纳理论的大无畏精神附加了一条警示，他写道，民族是“双元现象，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也必须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来分析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要从普通人的假想、希望、需要、憧憬和利益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试图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发现“普通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留下任何成文的资料——历史学家一般将其作品建立在那些据称可靠的记述上。但是，在已变成全力对抗的战争中，新的民族国家的公民们自愿加入军队、参加战斗，大众对于国际体育赛事那令人极度兴奋的热情、在国家重大活动中的那种渴望、在整个20世纪最具决定性的选举中的政治偏好——所有这一切往往都证明了民族主义是一个迷人的成功故事。

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民主的民族国家中，公民才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是现代国家的合法的所有人。历史上的王国属于君主、诸侯和贵族，而不属于用他们从事生产的脊背负载上述那些人的阶层。与之相对，现代民主政体则被大众视为他们的集体产权。想象的新国家的所有权也被看作是民族疆域的所有权。在前现代当然不会随手可得的印刷地图，使人民熟悉了他们国家的确切面积，和他们共同的和“永恒”财产的界限。因此，除了别的以外，充满激情的大众爱国主义和使人畏惧的杀戮的出现，不仅是因为那抽象的家园，而且是因为它的每一英寸土地。

确凿无疑的是，民族主义以不同方式传播到了社会的不同阶层，它当然没有完全侵蚀掉更早的集体认同，但在现代，它赢得的支配权则是不容置疑的。

是民族的意识形态创造、发明或塑造了认同的形式和对民族的想象，这个假定并非暗指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偶然的发明，抑或是邪恶的统治者或思想家异想天开的古怪念头。在此，我们不是在探讨一个充满阴谋的黑暗世界，甚至不是探讨一个政治操纵行业。尽管统治精英确实促进了大众的民族认同的发展，但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持大众的忠诚和服从。民族主义是一种智识和情绪现象，它超出了现代性的基本权力关系。它来源于各种历史过程的交集，而这些过程开始于大约3个世纪前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它是包含了所有人类群体，并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各种需求和期望之答案的意识形态和认同。

如果说认同是个体借以理解世界的透镜，是事实上的一种主体地位之前提的话，民族认同则是国家借以理解不同民众，使民众感知到它是一个同质的、有着独特历史的主体的透镜。

随着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农村依附关系的破坏，传统上公有关系的瓦解，曾提供了令人安慰的认同框架的宗教信仰已经衰落，显现出了观念的破裂，而民族主义则由这些缺口加速登堂入室。村庄和乡镇这些小规模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和认同形式的衰落——由职业流动和城市化，放弃大家庭生活、熟悉的事物和空间所导致——造成了认知上的断裂，而只有一种总体性的认同政治，通过新的强有力的沟通方式所塑造的抽象物，比如民族主义，才能修复这个断裂。

我们发现在17世纪英格兰清教徒革命的政治春天中，民族的意识形态之初生的嫩芽尽管仍躲藏在宗教的绿叶中，但已开始发育成长。（也许新的英格兰国教会在与罗马教廷决裂的过程中，给这些嫩芽传授了花粉。）在那场动荡之后，这些嫩芽继续生长，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东西方传播。18世纪末的革命年代伴随着它们最充分的繁荣成熟。民族意识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民主权”，这个新时代的强有力的战斗呐喊一起，开始在北美和法国革命者中茁壮成长。

“无代表不纳税”，勇敢的北美洲拓殖者用以反抗英国的这个警句，已经昭显出这个前进中的实体之民族主义和民主的亚努斯面孔（Janus face）。当埃贝·西哀耶斯（Abbé Sieyès）在1789年写下他那著名的论说文《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的时候，人们能在他的字里行间瞥见那仍然清新而隐蔽的民族—民主的意识形态。三年后，由于法国的街头骚乱，它被推到了高处。对民族国家和它的仪式、节日、国歌的膜拜，在雅各宾派革命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眼中，开始看似是自然且明确无疑的了。

拿破仑的征服摧毁了传统君主政体结构，加快了可以被描述为政治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主要病毒的传播。当法国士兵开始相信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背包中携带元帅节杖之时，“民族—民主”嫩芽进入了他们的内心。甚至试图反对拿破仑征服的群体，以及开始挑战传统王国的民主运动，都很快变得民族主义化了。这种不断传播的现象，其历史逻辑可以清晰直白地理解为“民治”，它只有在民族国家中才能实现。

还有另外一些情形。古老的、衰弱无力的王朝帝国——普鲁士、奥匈帝国和后来的沙皇俄国——也被迫审慎而渐进地采纳民族这个新事物，以期苟延残喘。在整个19世纪，民族主义几乎在欧洲的所有地方都取得了胜利，尽管只有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通过和该世纪末普选权的实现，它才会完善起来。这两项大众民主的主要项目同样有助于塑造民族结构。

在20世纪，民族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了勃勃生气。殖民主义的代理人计划产生了许多新的民族。从印度尼西亚到阿尔及利亚、越南和南非，民族认同变得具有普遍性。今天，很少有人不自视为具有某一特点清晰的民族的成员，不渴望其家国的完全自治。

民族主义的第一位学术研究者大概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与伟大的传统宗教的影响力相提并论。海斯可能是一位宗教信仰者，他想当然地认为民族已存在很久，但他也强调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创新方面和结构，且在对至上神祇的信仰与对民族至上的激情信仰之间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比仅仅表达了社会经济之历史进程的政治哲学更为重要的事物，因为它的破坏潜力巨大。他的第一部著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反思，那数以百万计的新的高度民族化的死伤人员，充斥于他的慧眼之中。

正如海斯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在18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衰落没有导致人们对于超验权力古老而持久的信仰完全消失。现代化仅仅是取代了先前的宗教目标。自然、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属于理性范畴，但它们也吸收了人们要服从的强有力的外部因素。在18世纪末，智识和宗教变革的顶峰是民族主义的出现。虽然它出现于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地带，但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一些独有特征。正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使信仰井然有序；在现代，则是民族国家严格控制着信仰。这种国家自视为在完成一项永久的使命，它要求被崇拜，并用严格的公民登记代替了洗礼和婚姻的宗教圣事，把质疑民族认同的人们当成叛徒和异端。

许多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现代宗教的人都接受了海斯的观念。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主义看作以新的方式对抗死亡这一终极宿命的一类信仰。其他学者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在现代性之不断破裂的动荡中，成功地赋予人的生命以新的意义的一种宗教。给予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现实以意义，是新的世俗宗教的主要功用之一。仍有其他学者把民族主义断定为一种现代宗教，其功能在于为社会秩序和阶级等级建构一个持久的崇拜框架。不过，如果我们接受前述这些或其他的关于民族主义宗教性的假定，我们仍有两个没被回答的问题：民族主义真的能提供可以被描述为灵魂的真正形而上学的东西吗？它会像一神教那样长久地存在下去吗？

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比如，在表征着超验宗教之真正作用的普世性和不断地改变他人宗教信仰方面，就不同于民族主义的结构，民族主义往往趋向于自我封闭。民族几乎总是崇拜自我而非超验的神祇这个事实也影响到国家——不是传统世界的一个恒久特征——团结大众的方式。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成功跨越阶级界限和促进社会包容进一个共同的关系体系方面，民族主义是与传统宗教最为相似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塑造了个人和公共认同，在这方面它超越其他任何世界观或规范性体系。尽管它高度抽象，但成功地弥合了二者的间隙。阶级的、社团的或传统宗教的认同都没能长期抵制住它。它们没有被清除掉或失去效力，但它们只有整合进这个新兴的与之共生的关联之中，才有可能继续存在。

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同样只有在与这个新的民族观念达成妥协的范围内，才能取得成功。这是在第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的欧洲部分和在苏联的所有种类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命运。我们不应忘记，从根本上说，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一种暴虐的方法之前，都是积极进取的民族主义的具体变种。而自由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几乎总是得到大众民族运动的关键支持。在资金支持它们扩展的每个阶段，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都被它们用作情感和政治信任的首要源泉。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乃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观念。它来源于现代化的社会文化过程，是作为猛然冲进新世界迷宫的巨量人群的心理和政治需求的一种最重要的回应。民族主义可能确实并非如盖尔纳所主张的那样发明了民族，但它也不是由民族或在它之前的“众民族”所发明的。没有民族主义和它的政治与智识手段，民族就不会形成，民族国家当然就不会出现。界定民族的纲领，决定其文化轮廓的每一步骤都是人们审慎而故意地采取的，人们也创造和操控着每一步骤的实施。因此，民族事业完全是一项有意识的规划，民族意识是随着它自身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它是一个想象、虚构和切实的自我创造同时进行的过程。

想象和虚构的形式因地而异，因此，新的人类分隔的界限也是如此。像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现象一样，它们都依赖于它们特殊的历史。

从族群神话到公民意象

汉斯·科恩（Hans Kohn），是一位有着捷克—德国背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开始对犹太民族主义感到绝望，离开了受国际联盟托管的巴勒斯坦，前往美国。在美国，他和卡尔顿·海斯一同成为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青年时期生活在东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那里参加过战斗。他的上述经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殖民计划的幻灭以及移民纽约，为他提供了比同事海斯所拥有的更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本质主义者假设人民和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也痴迷于该假设，而且还臆断民族意识是一种必须在现代化背景下加以解释的新现象。因此，他的大部分写作都属于“观念史”，尽管也包含着使用社会政治史的谨慎尝试。对于民族主义研究来说，他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开拓性地全力描绘出了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达方式。

科恩开始写作民族主义问题的时间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直到他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民族主义的观念》（The Ideas of Nationalism）于1944年出版，以及他系统阐述了他著名的二分法理论之后，才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同样也带来了众多反对者。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指引他趋向民族主义的研究，那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了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事实上是决定了他的学术成就。科恩认为民族主义由两种主导性范畴组成：西方的民族主义，利用一种本质上是唯意志论的研究方法在大西洋两岸都曾有所发展，其东边的界限是瑞士；从莱茵河向东传播的有机体式的民族认同，则包括德国、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

除爱尔兰之外，西方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种原生现象，源于当地的社会政治势力，没有外来的干涉。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出现于当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完全建立起来或正在建立之时。这种民族主义从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传统中汲取其观念，且它的诸多原则建立于法律的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上。产生这种民族意识的统治阶级乃是强大而世俗的资产阶级。它建构了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体制，而这套体制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信的资产阶级和它助长的民族政治一般都趋向于开放和包容。成为一位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或瑞士的公民，依赖的不仅是血统和出身，还有加入的意愿。尽管在民族观念上存在着各种不同，但归化于前述那些国家的任何人，都从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被视为该国家的一个成员，而国家则被视为所有公民的集体财产。

根据科恩的观点，与前述民族主义相比，在中东欧（捷克属于例外情形）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源于外部刺激催化而成的历史产物。它在拿破仑征服期间出现，作为一种抵制启蒙运动之观念和进步价值的运动而开始形成。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观念出现于现代国家机器的巩固之前，事实上与现代国家机器的巩固没有任何关联。在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中，中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建立的国家体制惯于服从中央和贵族的权威。他们接受的民族认同是犹疑不定的。这种民族认同缺乏自信。结果，它依赖于亲属关系和古老的血统，并把民族界定为僵化的和从建制上排他的实体。

这些盛行在未来的德国、未来的波兰和作为沙皇独有财产的俄罗斯土地上的民族哲学，反动且非理性。它们是将在这些区域发展起来的政治趋势的预兆。以血缘和土地为神秘性表征的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大体类似于保守的浪漫主义在东欧斯拉夫国家所激发起的民族骚动。因此，它们不可能加入新兴民族，因为它们被视为排他性的人种生物学或人种宗教学上的实体。民族的疆界同“族群的”界限相一致，那是人们不能自由地进入的界限。这样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前述认同政治的历史产物。

科恩的二分法理论从总体上勾勒出了上述观点，但没有对其微妙含义进行更为精细缜密的阐述。它根本上说无疑是规范性的，且主要源于对纳粹主义兴起的反应。这位经历过几种文化民族运动的移民，把他最后的避难所——美国的超民族认同看作是使西方文化生气勃勃这一普遍目标的最高实现。与之相比，德国和东欧则代表着所有关于古代团体、有机体和族群认同之神话和传说的末路。

当然，科恩对美国公民权概念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理想化，总体上没能抵挡住当下的批判，因此，存在相当多的反对者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对科恩理论的批判，大体上可被分为两类。一类着重强调他过于纲要式的划分，指出了他在历史描绘中的实际经验方面存在的弱点，但没有拒绝他分析中的基本要素；另一类则完全拒绝他在政治——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有机体民族主义之间进行区分的根本基础，并含蓄而无保留地为后者进行系统辩护。

实际上，对科恩归类为公民的、唯意志论的和包容性的民族——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西方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一般会发现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紧张和斗争。在整个19世纪，清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认同构成了美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中心，以致土著美洲人、亚裔和东欧裔的移民、非洲裔的黑奴常常经受敌意和强烈的认同焦虑。20世纪40年代，当科恩开始写作他那部开拓性的著作之时，黑人公民还没有被“想象”为这个伟大民主民族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尽管英国人一直为他们的混杂起源（诺曼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等等）而骄傲，但在自由的大英帝国处于鼎盛之时，政治思想家和领袖们则把英格兰人的先天特性视为帝国的伟大源泉，而他们对待殖民地居民的态度则始终是轻蔑和鄙视的。许多英国人以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为傲，把有着“纯粹凯尔特人血统”的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视为低于他们的人，是与“被选定的基督子民”格格不入的种族。在整个19世纪，在整个西方民族认同具体化的过程中，总是有把自己描述为高卢部落直系后裔的法国人，在与从东欧入侵的法兰克部落持久斗争的思想观点之中，加固并加深对德国人的敌视。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中东欧，为数不少的思想家、思潮和运动力图设计一种开放、具有包容性的认同性政治，不受人种生物学或人种宗教学而受文化和政治疆界的限制。在科恩二分法模型的核心对象德国，不仅有着族群中心论的民族传统，其杰出的思想理论家有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也有着世界主义思想的作家，比如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比如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和马克斯·韦伯；还有伟大的大众社会民主运动，它把德国精神视为一种热情友好和思想开通的文化，认为所有生活在它疆域内的人们都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类似地，在沙皇俄国，不仅各种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包容性的政治态度——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人，就其本身来说就应被视为俄罗斯人，而且各种自由主义思潮和广泛的智识阶层也把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看作这个伟大民族的固有的组成部分。

不过，科恩最初的直觉是正确且切中要害的。在所有西方民族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在所有新兴的民族意识形态中——族群中心主义的神话都围绕在具有支配地位的、被尊崇为原始的人民——种族的文化和语言群体周围。在西方社会，尽管这些神话有着微妙的变种，且从未完全消亡，但它们都已衰微，缓慢地在让位给使每位公民和归化的移民成为民族基本组成部分的观念和感情体系。在某个时刻，统治性文化开始认为自身属于民族的所有成员，支配性的认同渴望包含他们所有人。这种包容性的民主化不是一个不曾间断的过程，它往往经历着倒退和背离，还有不稳定和危机时期的政治动荡。尽管有这些挫折，所有的自由民主政体都导致了一种想象的未来比过去更重要的公民身份。这种想象的观念已被转化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渗入和影响到国家的教育体系。

19世纪和20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法国和瑞士都发生过上述情况。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从这些国家中消失了，或它们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蔑视和冲突停止了；但整合的过程——有时通过对不同部分的同化，有时通过对他们的压制——被认为是必要，甚至是人们渴求的。如果说伪善是邪恶进献给德性的贡品，那么，公民身份型的民族主义就是相对开放的，是种族主义者或排外的族群主义者总要被迫道歉的文化。

与此相对，在德国、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俄罗斯，尽管有大量的运动支持在公民身份这个政治基础之上来界定民族认同，但恰恰是不断教化关于古老的同质性起源神话的那些群体获得了胜利。这类在整个历史中一直保持不变的严格的族群实体的古老观念和原始而独特的“民族”谱系，事实上阻止了任何人加入这个民族，或就此而言，也阻止了任何人放弃这个民族——因此，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德国人或波兰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后裔，将永远是德国民族或波兰民族的成员。

在法国的教育体系中，高卢部落被描述为一种历史象征，甚至移民的孩子在学校也要重复说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而后他们的老师会为这些新的“后裔”感到骄傲。而到19世纪末，条顿骑士或古代的雅利安部落则日益变成了现代德国人理想化的祖先。任何被认为不是它们后裔之人都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波兰，不是由纯粹天主教徒子宫所孕育的任何人，或碰巧是犹太人、乌克兰人或鲁塞尼亚人后裔的任何人，即便他是一位波兰公民，也不被视为高贵和长期遭受磨难的波兰民族的一员。同样，对许多亲斯拉夫人的人们来说，那些不是出生在东正教会（the Orthodox Church）中间的臣民和不是真正的斯拉夫人的人，都不是神圣的俄罗斯人民的一部分，且不能被包含在大俄罗斯之中。

即便我们暂时把在俄国的反犹太人计划和纳粹的蓄意谋杀运动搁置一旁，在前述那些国家中的语言或宗教少数派的生活也要比在西方国家艰难得多。看看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那些民族实体的特性和其成员身份的脆弱性，意识到种族宗教的界定和种族间恐外症的爆发之间的关联，就足够了。那些实体为了坚持它们几乎从未存在过的民族的种族性，都诉诸几乎消亡了的“宗教”。正是利用古代（完全虚构的）神话，才使“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反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以特别邪恶残忍的方式反对“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成为可能。在前共产党政权一体化政策失败之后，无足轻重的文化和语言差异转变成了排斥壁垒。

直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持续存在的族群民族主义一直支配着德国和东欧。在民族的疆界内，文化和语言的少数派即便在拥有公民身份的情况下，仍被排斥在主导性的公共意识之外。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都没有被给予公民身份。而在东欧已生活了几代，在某些情形下自中世纪就生活在东欧的“族群德意志人”，已同任何类型的“德意志精神”失去了所有文化和语言上的联系，却仍旧拥有他们希望在任何时候成为德国公民的特权。只是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和传统民族主义的式微，种族中心主义认同才开始在中东欧变得衰落，与此同时，它默然地屈从于在新的统一的欧洲中对充分和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要求。不应忘记的是，族群民族主义意味着民主——就是说，政府平等地代表着所有民众——始终是不完美的，因为不是所有公民都被认为是民族体的合法成员。

前述差异的历史渊源在于，对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上发育成熟为政治民族主义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公民身份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对的建立在族群忠诚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族群民族主义，未加分析地进行区分。遗憾的是，汉斯·科恩的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比如，与德国的统一相似，意大利的统一来得晚；且与德国的情况相似，软弱的中产阶级没能加速其民族化。在这两个国家中，民族运动出现在实际统一之前的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中是君主而非有着大众支持的有产者阶层缔造了国家。可是，在德国，正是族群的或种族生物学版本的民族主义获得了胜利；而在意大利，到19世纪末为止，政治的公民身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胜利。

通过比较后来的运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可以进一步凸显出在理解前述对比时存在的困难。两者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且民族统一是它们各种规划的核心，这是君主们没有彻底实现的东西，这两项运动都是独裁主义的，二者都把民族看作是大于它组成部分（构成的个体）之和的一个集体，它们都蔑视西方的个人主义。但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培育着它的种族生物学传统，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则不断地（至少直到1938年）利用着意大利传奇式的奠基者朱塞佩·马志尼和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包容性的政治民族主义。北意大利讲德语的人、城市中心的犹太人和被战争兼并过来的克罗地亚人，都被看作是意大利民族的组成部分，或是它的未来成员。

即便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有趣的年代学分类，也只是部分地令人信服。他指出民族主义者这个现象有着两种类型：第一种出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革命年代，具有“自由—民主”的特征；第二种在19世纪末，以反动的种族语言学和种族主义者的标志为基础，以新的形式急剧涌现。而真正的情形则是，大约在19世纪末的东欧，城市化和迁移的进程加快了，进程中的摩擦产生了怨恨和种族主义。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不能解释德国的发展。此外，在19世纪上半叶已获得民族独立，并赢得了所有民主人士和自由主义者同情和支持的希腊，几乎到20世纪末还保留着它那僵化死板的种族宗教式的民族主义。相比之下，后来成熟的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特性则相当明智（political），并且以公民为核心。同样，捷克的民族主义——同斯洛伐克人一起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展现出一定的包容性（尽管不针对讲德语的人们），与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s）衰亡后出现的其他民族属性相比，这十分罕见。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民族主义领域中的一位知名学者——在孩童时期，她从苏联移民到以色列，而后离开以色列在美国拓展了她的学术事业——已经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社会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术语方面，她广泛地接受了公民身份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划分，但选择了把集体主义者的试金石列在其中：如果说英国和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国家，法兰西国家——诞生自大革命——则把公民认同与对国家和民族的尊崇联结在一起。因此，与它的西方邻国相比，法国文化更为同质化，对定居的少数派更少宽容和自由。可是，在莱茵河和莫斯科之间的那些国家却发展出了一种更成问题的兼具集体主义和族群主义的民族主义。在那些国家中，民族被看作不变的原初实体，人们只能根据遗传性继承来归属于它。

对格林菲尔德来说，各种民族认同形成的策略之差异，主要由对它们负责的历史主体的特性所造成。在西方，广泛的社会阶层采纳并内化了民族意识：在英格兰，主体是少数贵族和具有相当读写能力的城市民众；在北美，主体是大多数拓殖者；在法国，则是强大的资产阶级。然而在东欧，则是完全狭隘的阶层领导了民族主义形成的道路；在德语文化界，正是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在保守的社会等级制的核心地带追求一种身份上的崛起；而在俄国，恰是软弱的贵族阶层采纳了新的现代认同，该阶层希望通过此认同保障它尚存的特权。创造“东欧”民族主义的群体，其漫长的孤立要对“东欧”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持续且执意地依附于神话的过去负主要责任。

对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不同历史的类型全异的民族气质，其他学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按照盖尔纳的说法，在西方，它不需要许多打破的鸡蛋来煎炒民族这个蛋卷，由于高级文化的长期存在，只需要些许温和的修正来界定民族的界限。但在“东部”，考虑到它普遍的混乱，某个特殊的文化和语言群体感到需要通过对其他文化群体的排斥、驱除，甚至是肉体上消灭来强制性修正国家和民族。在此，盖尔纳的分析也像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一样，没能符合德语世界的情况：尽管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德语世界已有了高级文化，但彻底的族群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最终赢得了胜利。

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曾对法国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做过缜密彻底、条分缕析的比较。他还断定，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边界上的文化—语言群体之间复杂的镶嵌和尖锐的摩擦，是它们不同的主要原因。在很长的时间里，德意志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能够“日耳曼化”波兰人和生活在讲德语方言的人们中间的其他人。法国、德意志也没有出现一个革命政权，能够统一被其他文化群落——根据语言加以界定——包围了的所有“日耳曼族群”。

直到今天，对于过去二百多年中的一系列民族表达方式及其发展，人们还没有提出广为认可的综合性解释。社会经济、心理和人口因素、地理位置，甚至政治和历史的偶然事件——这些解释一直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到目前为止，关于为什么一些民族在很长时间里保留了族群中心主义神话，并把它们用于自我界定之中，而其他民族则成长得相对较快，并成功地建立了成熟的民主政体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看来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及另外的经验性的调研成果。

原始的祖先认同、生物学上的世系象征和上帝选民/种族观念，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和成长的。巩固一种公民的或族群中心主义的民族意识，总是需要拥有具有文化修养的精英。为了能使民族“记住”和强化它的历史意象，民族需要学术上的文化生产者、记忆的专家大师、法律和宪法的缔造者们的服务。尽管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用了民族国家兴起中的不同优势，或从中获得了不同的好处，但民族实体形成中的施动者——可能从民族实体中获得了最大的象征性收益的那些人——则首先是知识分子。

作为民族“君主”的知识分子

卡尔顿·海斯曾按照现代思想的经典文本悉心研究民族观念。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断定“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神学变成了大众的民族主义神话”。汤姆·奈恩（Tom Nairn）是一位更为晚近的学者，他同样富有原创性，而且值得指出的是，他是一位苏格兰人。针对海斯的前述观点，他补充说，“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界不得不把大众请入历史，而邀请卡不得不以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来书写。”

就我们成功摆脱了把主要思想家的观念看作是动因或起点这个长期的学术传统来说，前述两个有影响的假说可能代表着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主义不是形成于学者的研究中，而后被渴求意识形态的大众所接受，并由此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纯理论的产物。欲理解民族主义传播的方式，我们必须界定这个现象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也许必须以考量他们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起步。

可能除了早期部落阶段之外，所有组织化的社会都产生过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是相当晚近的词汇，它产生在19世纪末。最基本的劳动分工早已见证了知识分子个体的崛起，他们的主要活动或生计是生产和操控文化象征和符号。从术士或萨满教巫医，所有的王室抄写员和祭司，到教会神职人员、宫廷弄臣和大教堂的画家，所有农业社会中都出现过文化精英。这些精英必须能够在三个主要领域提供、组织和传播言语或形象：第一，知识的自然累积；第二，能够保障社会秩序稳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三，为貌似神秘的宇宙秩序提供条理明晰的形而上的解释。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文化精英中的大部分以某些方式依附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层。这种依附或强或弱，他们在各地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就是说，被给予牢固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程度的独立。依附也不再是单方面的：政治权力在传统社会中与经济生产这种复杂事物结合在一起。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运行则与此不同，它为了维持控制而需要文化精英。

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针对知识分子存在于生产领域的不同方式所给出的解释，与盖尔纳的现代化理论相结合，我们会获得关于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更深刻的洞见。根据那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为了长期维持控制，拥有显性权力是不够的，有必要创造出道德和法律规范。一个受过教育的阶层为巩固阶级结构提供支配性意识，因此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方式不断地为此结构进行辩护。在前现代的世界中，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宫廷抄写员、诸侯或国王的艺术门客（Protégé）和宗教的各种代理人。最重要的是，正是历史上上流社会中的神职人员帮助巩固了共识性的意识形态。在葛兰西的时代，他承认仍有必要研究封建和古典世界知识分子的兴起。实际上葛兰西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是推测性的，而且相当令人失望。而另一方面，盖尔纳则大胆提出了一种更为有趣的假说。

正如前文所阐明的，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宫廷抄写员和祭司并不拥有影响大众的传播方式，他们也不需要大众。君权神授论主要是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传输给行政圈子和土地贵族，这些群体控制着领土。确实，宗教精英开始缓慢地努力影响大部分人，也就是农民大众，但宗教精英也避免与农民大众密切接触。盖尔纳出色地描绘了农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活动办法和技巧：

与古代地中海周围多神信仰的王室宫廷中相对小的祭司圈子不同，传播中的一神信仰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知识阶层。从古代的艾赛尼派信徒（Essenes）、传教士、僧侣、拉比和祭司到乌理玛，存在着数量不断增多的有读写能力的个人，他们与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大众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此乃宗教历经帝国、王国、公国和民族时代之兴衰而留存下来的一个原因。没有与世俗权力完全混合的宗教团体，要求相对于政治和社会阶级的不同程度的自治。它们建立了传播路线，并总是从整体上被看作是社会的仆人，因此，它们传播的信仰、膜拜仪式和偶像令人钦佩地幸存下来。宗教得以延续的另一原因是它们提供给大众的精神商品的价值一定比政治权力提供的世俗的（和剥削性的）安全更有意义：“神圣的天佑”为信仰者提供了来世的纯洁、宽恕和救赎。

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前现代世界中，宗教团体获得自治不仅因为它们的声誉和广泛而普遍的预言（message），而且由于它们从虔诚的食品生产者那里得到了直接的物质支持。此外，许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将体力劳动与他们的精神工作结合在一起，那些属于统治集团上层的人们适时地转变为一个社会经济阶级，甚至成为一个具有审判权的权势集团——比如天主教会。

尽管在农业社会宗教精英的声望不断提升，而且他们忠奉于广大人群，但他们也悉心守护着使他们能够维持其权威的工具。“能读写的人们”保护着阅读、写作还有神圣的语言。他们既无意愿，也无方法在全体平民大众中宣传那些读写实践。安德森充分地表诉了前述情形：“具有双语能力的智识阶层，连接方言与拉丁文，同时也连接了尘世和天堂。”宗教精英不仅知晓神圣的语言，在一些情况下也知晓行政语言，而且还熟悉农民的方言。双语或三语知识分子的中介传递功能给予他们一种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权力。

但是，随着教会权力的衰落、宗教共同体的减少、维持中世纪文化生产者的那种资助人——门客关系的消失，以及几乎所有事物都可以买卖的市场经济的形成，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所有文化形态的质变，导致了知识分子职责和身份的重大改变。

葛兰西反复强调这些新兴的文人学士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联。他把这些知识分子描绘为“有机的”，他们不是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中产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掌管生产的技艺熟练的专家，而其他人则从事自由职业或成为公共官员。

葛兰西将“各知识领域：哲学、艺术等等的创造者”置于金字塔的顶端，但他是在广义上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术语的，实际上包括了政客和官僚——大部分现代国家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尽管葛兰西没有这样表述，但对他来说，作为知识分子集体的新的国家机器，取代了尼可罗·马基雅弗利描述的那著名的和理想化的专制君主。与神话中的人物不同，现代君主不是一个唯一和绝对的统治者，而是一群控制着民族国家机器的知识分子。这个团体没有表达它自己的利益，而是被认为代表着整个民族，因为它的目标产生了一种声称服务于其所有成员的普遍话语。葛兰西主张，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政治—知识的君主是控制生产、拥有财产的阶级依附的伙伴。只有当工人政党掌握了权力——一个新的知识分子君主——社会的上层政治领域才会意识到它的普遍重要性。

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我们可以欣赏葛兰西在分析这个问题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但没有必要相信他——作为工人政党的一位知识分子，为证明其作品的正当性而设计——的政治乌托邦。不像统治农业社会的权力，现代化和劳动分工要求政治机器履行不同的和始终倍增的功能。虽然绝大多数民众仍是文盲，该机器却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扩展和培育了大量具有读写能力的民众。

在不断成长的国家官僚机构中，是哪些社会阶级形成了前述那些最初的“知识分子”呢？答案可能有助于解决公民和族群民族主义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差异问题。在英国的清教革命之后，新的地位较低的贵族成员和商业资产阶级担任国家机器的雇员。在美国，政府雇员主要来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和富有的城市居民。在法国，政府雇员主要是商业阶级和充任“穿袍贵族”这个高贵等级的小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成员，而大革命动荡后继续吸纳新社会人群进入政治体。

另一方面，在德国，普鲁士王国制度主要由保守的容克阶级（the Junker class）、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合伙人组成。在1871年后，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帝国一部分的时候，情况也不会立刻发生变化。在俄国，沙皇也是从传统的贵族中吸收他的公仆。在波兰，第一个渴望为民族国家而奋斗并付诸行动的社会阶级是贵族。如果没有发生吸纳新的流动阶级中有教养和有活力的人士及其成员的革命，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就不会把——在政治游戏或因此在支配性的原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属于普通人的知识分子包括在内。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怀疑，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种族主义是否就是穷人势利行为的结果。这一言论不仅为一种熟悉的现代大众之精神状态找到了原因，可能也指明了支配着某些民族群体界限的“血缘纽带”概念的历史渊源。在现代之前，正是贵族把血缘标示为确定亲属关系的标准。只有贵族的血管中才流有高贵的血液，此乃从他们祖先宝贵的精子中遗传而得。在古老的农业社会，作为人类分类标准的生物决定论也许是统治阶级最重要的象征性财富。统治阶级漫长而稳定地支配其领土和王国的基础架构，正是具有法律地位的习俗准则。正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 de Tocheville）在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在中世纪，向上流动只有在教会中才有可能：唯一没有排他性的建立于血统之上的体系就是教会，它由此成为现代平等主义的源泉。

在中东欧政府体系中，新知识分子中不断衰落的贵族阶层的成员和同伙的支配性势力，明显影响到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未来民族认同。当拿破仑战争迫使法国以东的诸王国穿上民族服饰之时，他们忠诚而保守的有文化的圈子，播撒下了把横向的贵族血统概念换成纵向的贵族血统概念的意识形态种子，贵族认同的倒转犹犹豫豫地开启了原型民族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得到后来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很快导致了以血统为基础（jus sanguinis）来界定“族群”民族性成员身份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原则。在西方，根据出生地赋予民族成员身份（jus soli），这在东欧民族国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可是，在这里，意大利的例子又飞溅到了过于自信的概要化表述面前。为什么公民—政治型的民族主义在如此早期阶段的意大利能够成功？纵观其后的意大利，想必国家机器中最早的知识分子也是源于传统的贵族？对于在意大利人认同巩固过程中族群主义的相对受限，一个虽说不充分但尚可接受的解释可能是教皇的巨大威力和天主教的普世主义。这种普世主义嵌在所有阶层之中，而意大利政府机构又源于这些阶层。也许，清晰的古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政治神话也有助于这种独特的公民认同免受损害；此外，北部与南部意大利人之间明显的差异可能阻止了含糊可疑的族群民族主义。

或者，我们可以撇开葛兰西的分析，选择一种更为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澄清知识分子在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这个术语限定为在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拓展过程中的文化生产者、组织者和宣传者。利用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仍有可能发现对于民族主义的巩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知识分子是多么不可或缺。

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催生民族主义时代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开始于15世纪末西欧的印刷术革命。这种技术文化革命削弱了神圣语言的地位，帮助传播了最终变成民族语言的国家行政语言；使用神圣语言是神职人员主要的象征性财富，他们的地位衰落了。神职人员获得他们赖以谋生的地位，乃是由于他们能够熟练地使用双语。现在他们失去了历史作用，被迫寻求其他收入来源。

内在于民族语言中的象征性财富提供了新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良机。日益繁荣的书籍生产需要新的专业化和新知识分子的努力。哲学家、科学家，以及在不久之后作家和诗人都放弃了拉丁文，求助于法语、英语、德语和其他方言。到了下一个阶段，新闻业的兴起极大地增加了读者的数量，由此扩大了满足公众需要的作家群体。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真正催化剂是国家，其特性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为了促进生产和与其他民族经济竞争，国家机器不得不承担起教育民众的任务，并把教育转变成了一项民族事业。

全民教育和大家都认可的文化符号的创造，是现代劳动分工要求的复杂的专业化的前提。因此，实现了“民族化”的每个国家，无论是专制独裁的还是自由的，都使初等教育成为一种普遍权利。所有成熟的国家都宣布了教育的义务性，都强使其公民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这种制度机构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代理者，它——只有通过军队和战争才能与之竞争——把所有臣民转变成了公民，也就是说使人民意识到了他们的民族性。如果说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断言，在国家中刽子手是社会秩序的支柱，而盖尔纳之发人深思的洞见则是，在国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教育者。于是新的国家公民对他们的文化的忠诚，超过了对他们统治者的忠诚。

可是，盖尔纳的观点，即教育者已使现代国家转变为完全由祭司和抄写员组成的共同体，是不准确的。尽管识文断字已变得普遍，但在民族中仍存在着新的劳动分工——创造和传播文化和以此谋生的那些人，与消费和使用文化产品的那些人之间的分工。从民选的文化部长、大学教授和讲师到中小学老师，知识分子的等级制满足着国家的需要，在被称为民族的这个巨大的文化演出中，充任着导演和编剧的角色。来自新闻、文学、剧院，以及后来的电影和电视各领域的文化代理人，形成了支撑性的演员阵容。

在民族巩固之前的王国中，尤其是在西欧的那些王国里，文化代理人组成了一个高效的群体。他们与行政官员、司法系统和军队协同工作，并在建构民族这项工程中合作。在超民族的王国和帝国治下遭受歧视的少数派群体中——文化—语言的或宗教的，且一般被称为族群的——知识界几乎是新的迅速兴起的民族的唯一的助产妇。

在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辽阔疆域内，以及在后来的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殖民地，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知识界小圈子。它们的特点是对文化歧视、语言压制或基于宗教理由的排斥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只有当民族主义者的动乱已在大城市中心——在崩溃中的王国仍软弱和虚假，而在新帝国中则真实和具有支配性——翻腾起来之时，这些群体才会产生。这些圈子熟悉在权力中心形成和传播的高级文化，但它们仍感到自身的劣势，因为它们是自边缘加入其中，而且来自边缘这个事实还被不断提及。由于它们的工具是文化的和语言的，因此它们最先受到影响，并由此形成了民族主义者反抗的先锋。

这些具有自主性的群体发动了一场漫长的战役，给正在出现的民族运动奠定了基础。他们在使民族形成和存在下来的同时，主张对他们所代表的民族的主权。前述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继续锤炼并成了新的大众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其他人则忠实于他们的知识工作，并且满怀激情地继续勾勒新的民族文化的外在特征和内容。没有这些早期的文人学士们，民族就不会激增扩散，世界政治地图的色调就会更加单一。

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利用民众甚或部落的方言，有时是已被遗忘了的神圣的语言，并把它们迅速地转换为新的现代语言。他们创制了第一批字典，写出了描绘想象的民族和勾勒民族祖地边界的小说和诗歌。他们描绘了象征着民族领土那令人忧郁悲叹的风景，虚构了令人感动的民间传说和巨人似的历史英雄，并把古代的民间传说编排成了一个同质性的整体。他们摘录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彼此没有关联的政治实体的事件，把它们组合为时空统一、连贯紧凑的叙事，并由此创造出延伸到原始时代的漫长的民族历史。各种历史材料中的具体要素在塑造现代文化中当然发挥了（消极）作用，但首要的是智识的塑造者们（intellectual sculptors）根据他们的意象铸造了民族的形象，且主要是按照当时错综复杂的要求塑造了现代文化的特性。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有把自身视为新民族的助产士，而是自视为正从长期睡眠中苏醒过来的一个冬眠民族的后裔。没有人想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身份记录、被遗弃在教会门阶上的婴儿。作为一种类似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它由有着不同来源的部件组成——的民族形象，特别不想打扰它的虔信者。每个民族都不得不发现它的“祖先”是谁，在一些情况下，民族成员焦虑地探求他们宣扬的生物精子的质量。

世系血统赋予了新认同以附加价值，感知到的过去越漫长，未来就越会被想象得永无止境。如此说来，难怪在所有知识学科的谱系中，最为民族主义化的是历史学家所属的那个谱系。

现代化导致的破裂使人们与其最近的过去相分离。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的流动性不仅动摇了僵化的社会阶层，而且也动摇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传统的和循环的连续性。以前，农业生产者不需要王国、帝国和公国的编年史。他们不需要大规模团体的历史，因为他们对与他们具体生存无关的抽象时间没有兴趣。由于缺少前述那样的一种发展观，他们满足于由拼凑的记忆所组成的宗教想象，而这种记忆毫无进步运动所具备的明确而实际的维度，终结变成了开端，永生连接着生与死。

不过，世俗的、令人苦恼的现代世界把时间转变成了象征性和情绪性的意象进入社会意识的主要渠道。历史时间变得与个人认同不可分割，集体叙事赋予民族生存以意义，而民族生存需要重大的牺牲。过去遭受的苦难证明了要求公民付出代价的正当性。正在消逝的世界的英雄主义预示了辉煌的未来，这辉煌的未来也许不属于个人，但一定属于民族。在历史学家的推动下，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本质上乐观的意识形态。这是民族主义成功的最根本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