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记忆的重负

本书是一部历史著作。不过，它将以若干个人故事开场。像所有传记性作品一样，这些故事需要自由的、有想象力的描述来给予它们生命。像这样来开始写作，会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学术研究通常受个人经历的促动，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些经历往往隐藏在层层理论之下，本书一开始就提供了一些经历。在作者通往历史真相，通往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他意识到，没有人曾真正抵达——的历程中，这些经历将为作者提供启动的操纵杆。

个人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们难以辨别记忆与文字记录之间的微妙差别——由此，人们应该把对下面初遇的故事的描绘看作是不严谨的，部分是虚构的，尽管其他任何传记性作品都是如此。至于这些故事同本书核心主张之可能令人不安的关联，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将会有所发现。有时候，下述故事的语气确实是冷嘲热讽，甚至是忧郁悲叹的，但冷嘲热讽和忧郁悲叹自有它们的用处。对于一本试图分析历史根源，改变以色列人认同政治之特性的批判性著作来说，将它们连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

迁移中的身份

第一个故事——两位移民的祖父

他的名字叫沙勒克（Shulek）。后来，在以色列他被称为绍尔（Shaul）。1910年，他出生在波兰的罗兹（Lodz）。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父亲死于流感，他母亲到罗兹附近的一家纺织厂当了一名工人。在当地犹太人社区的帮助下，三个孩子中的两个被送给他人收养，只有最小的沙勒克留在家里。他在一所犹太教小学上了几年学，但母亲经济上的窘况迫使他在很小的年龄就浪迹街头，并开始从事与纺织品加工有关的各种工作。以上就是沙勒克在波兰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罗兹所经历过的生活。

出于相当寻常的理由，这个年轻人抛弃了他父母的古老信仰。当母亲因其父亲去世而陷入困顿之时，当地的犹太教堂命令她坐在聚会的后排座位上。在那个传统社团中，等级制占支配地位。金融资本的减少几乎总是导致象征资本的迅速减少，由此，这位母亲与受尊重的社会地位的距离反映在她同神圣的《托拉》（Torah）的距离上面。她的儿子注意到了被排斥的势头，且发觉自己被逐出了祈祷房。在较大城市的犹太居民区，年轻人丧失信仰变得普遍起来。一夜之间，年轻的沙勒克也发现自己没了家园，没了信仰。

但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他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这是一种时尚，它使他与波兰社会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多数人相一致。沙勒克很快成为一个革命的激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充溢着他的想象，强化了他的精神，推动他阅读和思考。尽管为了谋生，他做着辛苦的工作。共产党成了一个避难所。不过，因为政治煽动罪，这个温暖且充满活力的避难所不久就使他进了监狱。他蹲了6年监狱，尽管没能完成学校教育，但他的教育得到了相当大的拓宽。他没能消化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却开始熟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通俗作品，他没能实现他母亲要他进入一所犹太高等学校的愿望，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1939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沙勒克在罗兹中心街道目睹了三位犹太人被绞死——这是在街道附近啤酒吧中一些一直在喝酒的德国士兵的惊人举动。几天后，他、他年轻的妻子和她的妹妹，与向东奔向红军的难民洪流一起受到了驱逐，难民们已占据了半个波兰。沙勒克没有带着他母亲一起出来。他以后会说她已年老体弱；事实上，她那时是50岁。当犹太人区的居民开始在缓慢而笨重的毒气卡车——更高效的毒气室之前的原始灭绝技术——中被消灭的时候，她身在其中，她的年龄大概就是50岁，而且也是穷人。

当逃难者到达苏占区，沙勒克知道最好不要透露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斯大林最近消灭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勒克反倒以一种旧的新身份——公开承认的犹太人的身份——跨过了德国和苏联边界。当时，苏联是唯一一个愿意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家，尽管它把他们中的大部分打发到了它的亚洲区域。沙勒克和妻子幸运地被送到了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他的小姨子受过教育，且会讲几种语言，享受了被允许留在文明的欧洲的特权。但不幸的是，那里还没有被称为犹太教——基督教的地区。因此，正是在1941年，她落入了纳粹的魔掌，被送入了焚尸炉。

1945年，沙勒克和妻子回到波兰，但即便在没有了德国军队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仍旧拒绝接受犹太人。这位波兰共产党员再次处于没有家园的境地之中（除非我们把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家园）。他和妻子及两个小孩儿只能待在巴伐利亚山脉中为难民们提供的帐篷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一位哥哥。不像沙勒克，他的这位哥哥不喜欢共产主义，而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微笑观看着他们的命运：那位哥哥，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了一份移民到蒙特利尔的签证，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而沙勒克和他的小家庭则由犹太人服务机构转移到马赛。在1948年底，他们由马赛乘船到了海法。

在以色列，沙勒克以绍尔的身份生活了许多年，尽管他从未成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的身份来说，他的身份证甚至没有把他归入其中。身份证根据民族属性和宗教把他限定为犹太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为所有公民登记一种宗教，包括确定的无宗教信仰者——但沙勒克总是更像一位共产主义者而非一个犹太人，更像一个意第绪主义者而非一个波兰人。尽管他学会了用希伯来语交流，但他不太关注语言，且一直与家人和朋友讲意第绪语。

沙勒克怀恋东欧的“犹太人的家园”（Yiddishland），怀念战前那里激昂和骚动的革命观念。在以色列，他感到自己在窃取他国人民的土地，尽管这不是他的所为，但他一直把这看作偷窃。他明显的疏离不是来自看不起他的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Sabras），而是来自当地的气候。黎凡特（Levant）炎热的空气不适合他。它只是强化了他对覆盖着罗兹街道的厚厚白雪的期盼，对已缓慢地融入他记忆中的波兰白雪的期盼，直到他最后闭上双眼。在他的坟墓边，他的老战友们唱起了《国际歌》。

伯纳多（Bernardo）于1924年出生在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若干年后，他被称为道夫（Dov）。像沙勒克的母亲一样，伯纳多的母亲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笃信宗教的妇女，尽管她去的是基督教礼拜堂而非犹太教教堂。不过，伯纳多的父亲在早年就放弃了对灵魂的任何特别的专注，且像在反叛的巴塞罗那的许多金属加工工人一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之初，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合作组织支持年轻的左派共和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控制了巴塞罗那。但是右翼的佛朗哥分子的武装力量很快就到达了这座城市，在从巴塞罗那街道的最后撤退中，年轻的伯纳多和他父亲一道战斗。

内战结束后几年，伯纳多被征入佛朗哥的军队之中，这没能软化他对这个新政权的感情。1944年，作为一个身带武器的士兵，他逃亡到比利牛斯山区。在那里，他帮助佛朗哥政权的反对者穿越国界。与此同时，他热切地等待着美国军队的到来，以击败这个残忍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同盟者。令他绝望的是，民主的解放者们甚至都没有进行尝试。伯纳多别无选择，只好穿越他自己的边界，成了一个无国家的人。在法国，他当过矿工，而后偷乘一艘船逃离法国，希望能抵达墨西哥，但在纽约被捕并戴着镣铐被遣返回欧洲。

这样，在1948年，他还在马赛的一家造船厂工作。5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临码头区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一群满腔豪情的年轻人。这位年轻的金属加工工人，仍旧梦想着巴塞罗那那些革命的合作者们的高尚品质，且开始确信新的以色列国中的基布兹（Kibbuz）是他们天然的继承者。在与犹太教或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情况下，伯纳多搭乘一艘移民船只到达海法，并被迅速派往在拉特仑（Latrun）山谷的前线。在战斗中，他的许多战友都阵亡了，但他幸存下来并立刻加入了基布兹，正如他在马赛的那个春天梦想要做的那样。在基布兹，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女人。和其他几对情侣一起，在一场简单的仪式上，由一位拉比主持，他们结为夫妻。在那些日子里，拉比还是开心地提供着这类服务，没有问任何不相干的问题。

内政部很快发现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以道夫之称而为人知晓的伯纳多，不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不能取消他的婚姻，但道夫被传唤参加一个正式会议来澄清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办公室，他被命令坐在一位戴着大黑色无沿便帽的官员对面。那时，审慎而犹疑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us-zionist）政党米兹拉希（Mizrahi）掌控着内政部，它还没有坚持“民族”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大体如下：

“先生，您不是一个犹太人。”官员说。

“我从来没说我是。”道夫回答道。

“我们不得不改变您的登记证。”官员冷淡地说。

“没问题，”道夫表示同意，“请便。”

“您的民族属性是什么？”

“以色列？”道夫提道。

“没有这样的民族属性。”官员声明。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以色列的民族身份，”这位部门官员叹息地说，“您在哪里出生？”

“在巴塞罗那。”

“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我拒绝被归为西班牙人。这是我父亲和我在20世纪30年代为之战斗的事情。”

那位官员挠了挠脑袋。他不懂任何历史，但他确实尊重人民。“那么，我们写‘民族属性：加泰罗尼亚人’。”

“太好了！”道夫说。

这样，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承认加泰罗尼亚人民族属性的国家。

“哦，先生，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我是一个世俗的无神论者。”

“我不能写‘无神论者’，以色列国家不承认这样一类信仰。您母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天主教徒。”

“那么，我写‘宗教信仰：基督徒’。”那位官员如释重负地说道。

但是，道夫这个通常冷静的人，变得越发不耐烦。“我不要携带一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证。它不仅与我的原则相悖，也冒犯了我对父亲的记忆，他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对基督教堂开过火。”

那位官员更用力地挠着脑袋，权衡着选择，且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道夫带着一张蓝色身份证离开部门办公室，证上载明他的民族属性和宗教信仰都是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里，道夫都耗费心力不让他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对他的女儿们产生不利的影响。他知道以色列的学校教师经常提及“我们犹太人”，尽管事实上他们的一些学生或学生的父母可能不属于那个群体。在有些时刻，他寻求一些想象出来的与西班牙的马兰诺（Marranos，被迫的皈依者）的关联。但当女儿们长大了，并使他确信他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没有烦扰到她们时，他就放弃了那种寻求。

对道夫来说，幸运的是像所有其他以色列人社区一样，基布兹的墓地没有把非犹太人埋葬在栅栏之外或埋在基督徒的公墓中。因此，和基布兹的其他成员一样，道夫被埋葬在了同一块土地上。不过，他的身份证却失踪了，尽管他几乎不可能在最后的行程中还带着它。

过了一段时间，沙勒克和伯纳多这两位移民，都拥有了以色列孙女。她们的父亲是这两位移民的一个朋友。沙勒克和伯纳多的故事由此展开。

第二个故事——两位“土生土长”的朋友

第一位马哈茂德（Mahmoud One）（这个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名字都叫马哈茂德），1945年出生在雅法（Jafa）。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斗期间，仍有一些阿拉伯人居民区的居民没有逃到加沙（Gaza），且被允许继续生活在他们土生土长的城市中。这位马哈茂德在雅法城贫困的街巷中长大，那里定居的几乎全是犹太移民。不像在沙伦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Galilee）的移民，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处于人口大大减少和孤立的状态之中；城市的原住民极少有人仍想维持一种独立的文化，而移民社团则拒绝与他们纠缠或与他们整合。

在雅法的阿拉伯人的狭小聚居区，一个出路是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年轻的马哈茂德加入了该党的青年运动，在那里他遇到了与他同龄的犹太人。这项运动也使他能够好好学习希伯来语，能够在相当狭小的“犹太人的土地”上游历，并且开始熟悉它。此外，该运动带领他超越了他在阿拉伯人学校所得到的少量教育。像波兰的沙勒克一样，他研读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并尝试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他的年轻的以色列指导者们喜欢他，他也总是愿意帮助他的同志们。

马哈茂德与一位比他小一岁的犹太男孩成为朋友。他们观点一致，马哈茂德还帮助他的朋友应对紧张且具有挑战性的雅法街道的生活。他身强体壮，这让那位更年轻的小伙子感到安全，而后者的伶牙俐齿有时也大大地帮助了马哈茂德。他们变得十分亲近，告诉彼此最深藏的秘密。朋友发现马哈茂德梦想被称为摩西，且梦想被接受为男孩子们中的一员。有些夜晚，当他们徘徊街头，马哈茂德自我介绍是摩西，并成功地使货郎们和店主们相信他的犹太人特性。但他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身份，总是重新变回马哈茂德。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背叛他的家庭。

身为阿拉伯人，马哈茂德享有一个好处：免服兵役。不过，他的朋友则收到了一份征兵通知，这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分离。1964年的一个周末，他们坐在雅法美丽的海滨，思考着他们的未来。他们自由地想象着，并决定一旦马哈茂德的朋友服完兵役，他们就去游历世界，可能的话，如果幸运他们就不必返回以色列。为了巩固这项重大决定，他们割破手心，并且把它们按在一起，像任何一对质朴的小男孩一样，发誓要一起创造伟大的历程。

马哈茂德等待着那位比他年轻的男人服完兵役。这持续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那位朋友复员后却变了——他在恋爱，情感上受到束缚，困惑迷茫。尽管他记得他们的约定，但变得犹疑不决。特拉维夫的蓬勃生机吸引着他，它丰沛的诱惑太过巨大，令他难以抗拒。马哈茂德耐心地等待着，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的朋友非常依恋于以色列精神的刺激，不能摆脱了。于是，马哈茂德放弃了，他攒好旅费就离开了。他慢慢地穿越欧洲，把以色列越来越远地置于身后，直到他到了斯德哥尔摩。尽管瑞典有着陌生的寒冷和刺眼的白雪，但他仍尽力适应。他开始为一家电梯公司工作，并成为一位专业安装师。

但在北方漫长的冬日里，他还是会梦到雅法。当他想结婚的时候，他返回了那曾经是他祖地的地方，但那里的历史已被别人决定，当他3岁时，那里就不属于他了。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女性，带着她回到瑞典，组成了一个家庭。从某种角度看，这个来自巴勒斯坦的人变成了一位斯堪的纳维亚人，他的孩子们讲着瑞典语长大了。孩子们将他们的母语教给他们的母亲。很久以前，马哈茂德就不再渴望摩西这个名字了。

另一位马哈茂德1941年出生在阿克里（Acr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现在，那个地方早已不复存在。1948年，他随家人逃离战火到达黎巴嫩，成为一个难民。他的出生地被夷为平地，一个繁盛的犹太村庄在废墟上兴起。1948年战争之后的一年，在一个月黑之夜，马哈茂德和家人静悄悄地越境回国，前往在加利利的雅迪达（Jadida）乡下的亲戚家。这样，马哈茂德成为许多年里被归为“在场的不在场者（present absentees）”中的一个——仍旧留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但失去了他们的土地。第二个马哈茂德是一个爱幻想和有天赋的孩子，他的雄辩和想象力过去常常使他的老师和朋友震惊。像第一个马哈茂德一样，他也加入了共产党，且很快作为新闻记者和诗人在普通党员中成为名人。他移居到海法。那时，海法是以色列最大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在那里，他遇到了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他的诗歌吸引的社会人士不断增多。他那首大无畏的诗歌《身份证》（Identity Card）写于1964年，刺激了以色列国内和它疆界之外的整整一代年轻的阿拉伯人。那首诗以对一位以色列内政部官员的庄严挑战开篇：

以色列强迫其土生土长的非犹太居民持有一种身份证，而证上所列的民族属性既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阿拉伯人。吊诡的是，以色列于是成为世界很少几个不仅承认加泰罗尼亚人也承认阿拉伯人民族属性的国家。这位诗人早就预见到，在以色列，不断增长的非犹太居民将使当局和政客们忧虑。

很快，马哈茂德就被列为煽动叛乱者。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畏惧诗人还是胜过畏惧殉难者（shaheeds）。他一再被拘留，被判处软禁，而且在和平时期，没有警察的文件也不能离开海法。他以一种斯多亚派的而非理想主义的冷静承受着虐待和限制，也从到他位于海法的瓦迪尼斯纳斯（Wadi Nisnas）居民区的公寓拜谒的朋友中获得安慰。

在他远道而来的同志们中，有一位来自雅法的年轻共产党员。这位同志不懂阿拉伯语，但马哈茂德诗歌的希伯来语翻译版激发了他的想象，他一退伍就不时到海法游历，拜会诗人。他们的交谈不仅强化了他在斗争中的信念，也有效地制止了他写幼稚的诗作。

1967年底，这个年轻人再次造访海法。在参与攻打东耶路撒冷的过程中，他不得不射杀敌人，威胁惊恐的居民。以色列人陶醉于胜利之中，阿拉伯人则懊丧于羞辱之中。马哈茂德年轻的朋友发现了邪恶，嗅到了战争气味的罪恶。他渴望放弃一切并离开这个国家。但他也想最后一次拜会他敬慕的诗人。

在圣城（the Holy City）的战斗中，马哈茂德被戴上手铐，穿过海法的街道被带进监狱。马哈茂德获释后，这位战士见到了他。他们度过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无眠之夜，沉浸于酒精的气味之中，附近的窗玻璃被卷烟的烟雾弄得昏黄暗淡。诗人试图劝说他年轻的敬慕者留下来反抗，而不是逃离到陌生的城市，放弃他们共有的家园。战士倾吐了他的绝望，他对普遍的必胜信念的厌恶，他对他流洒了无辜鲜血的这片土地的疏离。在黑夜终结之时，他倾吐完了内心的秘密。诗人在第一缕晨光中写下一首诗，中午，他将译好的诗念给战士听，将其从睡梦中唤醒，“一位梦想着白色百合的战士”：

在1968年，一首关于一位以色列士兵可能为他的暴行和在战斗中丧失自制而感到自责，为参与征服其他人的土地而感到内疚的巴勒斯坦人的诗歌，被阿拉伯世界视为一种背叛——当然，这样的以色列士兵是不存在的。那位海法的诗人被尖刻地责骂，甚至被指责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敌人进行文化勾结。但上述情况没有持续下去。他的声望日隆，而且在以色列，他很快成为巴勒斯坦人庄严反抗的象征。

最终，那位士兵离开了以色列，而那位诗人先于他离开。他不能再忍受警察的压制，不能再屈从于不断的虐待和骚扰。以色列当局很快取消了他那可疑的公民身份。他们从未忘记，这位放肆的诗人是第一位公开他自己身份证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当时他被认为根本不应该具有这个身份。

诗人从一个首都游历到另一个首都，他的声名日隆。最后，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那短暂的缓和期间，他被允许返回并定居在约旦河西岸的（the West Bank）拉马拉（Ramallah），但他被禁止进入以色列。只有在一位同辈的作家去世的时候，以色列安全当局才发了慈悲，允许马哈茂德去看看他童年时代的场景，尽管只有几个小时。因为他没有携带爆炸物，他后来获准更多次地进入以色列。

与此同时，那位战士则在巴黎生活了许多年，他徜徉于巴黎美丽的街道，并在那里学习。他最后还是软弱动摇了。尽管存在着疏离，但对于长大的那座城市的渴望战胜了他，于是他重返了那个引起痛苦的地方，那个锻造了他身份的地方。他那现称为“犹太民族的国家”的家乡，积极迅速地接纳了他。

至于那位出生在犹太人的土地上的桀骜不驯的诗人，和那位曾梦想着被称为摩西的老朋友——以色列这个国家则过于狭隘而没能包容他们。

第三个故事——两位（非）犹太人的学生

吉塞勒（Gisèle），是以她祖母的名字命名的。她生于巴黎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她是一位活泼和莽撞的女孩，第一反应总是：不。不过，尽管固执地说不，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却是一位出色的学生，虽然老师们很少能宽容她。她的父母在各个方面都迁就她，甚至当她突然决定要学习神圣的语言（the Holy Tongue）之时，也是如此。他们本希望她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她决定要生活在以色列。她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Sorbonne）学习哲学，同时学习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她选择意第绪语乃是因为这是她祖母说的语言，尽管她从没见到过祖母；选择希伯来语是因为她想把它作为她将来孩子的语言。

她父亲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德国狱友的帮助，他得救了，并十分幸运地在战后回到了巴黎。他的母亲吉瑟拉（Gisela）在1942年和他一起被带走，并从德朗西（Drancy）直接被送到奥斯维辛。她没能幸存下来。他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并在那里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叫吉塞勒。

吉塞勒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了，且在思想上同臭名昭著的“68年五月群体（groups of May’68）”之余党联系在一起。17岁的时候，她突然声称自己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还没有多少关于纳粹占领期间法国犹太人命运的法语书籍，吉塞勒只好阅读有关那个时期的一般作品。她急切地阅读着它们。她知道了那些从死亡营中幸存下来的人中许多都去了以色列，但她祖母吉瑟拉已经死了。她找寻和她相似的犹太妇女，准备开始“移民到以色列”的事业。

1976年冬，她参加了由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犹太人事务处举办的希伯来语强化课程。她的老师是一位急躁敏感的以色列人。她提出的问题、她对他动词词形变化错误毫不迟疑的纠正都使他恼火。尽管她吹毛求疵的评论使他不悦，但她使他着迷，他因此没有回击过。她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他不能帮助她，但尊重她。

不过，在年底前，吉塞勒突然不来上课了。希伯来语老师想知道是否因为他们在课上的某一次争论中，他无意间触怒了她。几个星期以后，当课程行将结束之时，她突然出现了，尽管比以前更傲慢，但她眼中却有着少许的忧郁。她告诉他，她已经决定停止学习希伯来语了。

吉塞勒曾去犹太人事务处安排去以色列的行程。在那里，她被告知她可以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学习，可以得到一般移民的待遇，但除非她皈依，否则她不能被认作犹太人。吉塞勒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并以她典型的犹太人姓名而骄傲。她知道，尽管她的母亲全身心地认同她的丈夫，但她是一个非犹太教徒。她也知道在犹太教里，孩子的宗教身份来源于母亲，但她认为这只是次要的官僚主义的细枝末节。因为年轻和急切，也由于她确信她父亲的家庭史可以为她的自我认同提供充足的理由，她认为这些事情理应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

她不礼貌地以法语质问犹太人事务处的官员，他是否是一位信教者。他回答道，不是。她然后问他，一个无宗教信仰而把自己视作犹太人的人，怎么能建议另一个无宗教信仰而把自己视作犹太人的人为了加入犹太民族和他们的国家而皈依呢？那位犹太民族的代表冷冰冰地回答道这就是法律，并补充说，在以色列她父亲不能与她母亲结婚，因为只有宗教婚姻才被允许。吉塞勒突然间明白了，可以说，她就是个民族杂种。尽管她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而且自从她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来，其他人也视她为犹太人，但她作为一名犹太人的成色还不足以满足以色列国家的要求。

吉塞勒拒绝考虑皈依。她不能忍受神职人员的任何劝告，她听说过皈依正统犹太教的过程中令人窘迫和伪善之事，她愤怒地拒绝了。在她的个性中，还有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她迅速从她渴望的目的地名单中清除了以色列。她决定不移居到犹太人民的国家了，并放弃了学习希伯来语。

她用法语同她的以色列老师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但却以带有浓重口音的希伯来语结束了谈话，她说：“感谢一切，再见了，也许是小别。”

那位老师认为他能在她的声音中辨识出一个意第绪主义者的语调。毕竟她学过意第绪语。他再也没收到过她的来信。许多年后，他在巴黎一份受人尊重的报纸上偶然看到了她的名字。她写了一篇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行动的文章，在她的名字下面标注着她是一位精神分析师。许多法国犹太人会毫不迟疑地立刻把她归类为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而反犹的人可能会认为她的职业是典型的犹太人职业。

另一位学生的名字是拉里萨（Larissa）。她于1984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上。苏联解体后不久，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的父母移民到以色列。他们被送到上加利利的一个叫作发展镇的地方。在那里，拉里萨在大部分移民和以色列的孩子们中受到教育，而且看上去融合得不错。她开始像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样说希伯来语，自我满足且满足于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有时，当被称为俄罗斯人的时候，她会难过；她会因一头金发而被逗弄，但这不过是当地年轻人对待新来孩子的方式而已。

2000年，她16岁。她去内政部领取她的第一个身份证。一位女职员热诚地接待了她，给了她一份需要填写的申请表。当表格上出现民族属性这个问题时，她天真地问道，是否可以写“犹太人”。职员看了一遍她已填写的信息，抱歉地解释说，她不能。她和她母亲属于同一类别，这样，就得承受那个受人讥讽的称呼“俄罗斯人”。后来，她说那个时候她感受到了像开始来月经——自然发生且不可能摆脱掉的事物——一样的痛苦。

在那个镇上，拉里萨不是唯一一个具有这个该隐（Cain）印记的女孩。在学校里，她们甚至组建了一个非犹太女生联谊会。她们彼此保护，并试图涂污身份证上民族属性的信息，以使其难以辨认。在17岁时，她们急忙去弄了一张驾驶执照，因为驾驶执照不列举民族属性，而且可以替代身份证。

后来，学校组织到波兰的死亡营开展“寻根”之旅。问题出现了。为了获得护照，拉里萨不得不把她的身份证带到学校。她担心整个班级会发现她的秘密以及发现她父母的财力有限，这使她放弃了那次旅行。因此，她没有看见过奥斯维辛，而奥斯维辛在逐步取代马察达（Masada）成为现代犹太人身份形成记忆之地。不过，她应召服兵役，尽管她曾试图利用她的俄罗斯民族身份来回避这次征兵——就此她甚至写了一封长信给征兵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

服兵役实际上给拉里萨带来了一些益处。在宣誓仪式上，她结结巴巴地读着《圣经》，声音颤抖着，甚至流下了眼泪。片刻之间，她忘记了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儿要离开俄罗斯时，她从外祖母那里收到的小十字架。一穿上制服，她感受到了她的归属，而且确信从那一刻开始她在各方面都会被看作一个犹太人。她抛弃了她父母那可憎的、衰落中的俄罗斯文化，且选择只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约会，回避俄罗斯男人。没有什么比告诉她她看上去不像俄罗斯人更令她高兴的事了，尽管她头发的颜色容易引起怀疑。她还考虑皈依犹太教。她甚至想走极端，去找军队中的拉比，但是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她母亲并不虔诚，但拉里萨不想将她置于一种孤立的身份状态。

服完兵役之后，拉里萨搬到了特拉维夫。适应这座活泼而愉悦的城市是容易的。她有一种新感觉，身份证上列举的民族属性无足轻重，她持续的自卑感只是一种主观上的虚构。然而，有时候在夜晚，当她和恋人卿卿我我时，一种忧虑会不断使她痛苦：什么样的犹太母亲会要一个非犹太人的儿媳（shickse）所生的非犹太人的孙子呢？

她开始在大学研究历史。在那里，她感到奇妙和愉快。她喜欢待在学生咖啡馆。在大学的第三年，她报名参加了一门叫作“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课程，听说那位讲师不很严格，课程也不难。后来，她认识到还是有其他一些事物引起了她的求知欲。

在第一次课上，老师问教室里是否有学生被内政部登记为除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民族。没人举手。她担心老师会盯着她，但他只是略微看了一眼，失望但没就此事多说什么。这门课程吸引了她，尽管课程有时枯燥乏味，且教授往往自我重复。她开始理解了以色列认同政治的独特性。她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境遇，并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它们。她明白了虽说不是因为她的血统，而是因为她的心灵，她事实上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中最低级（last）的犹太人之一。

后来，在学期中，老师硬性要求学生选择一篇学期论文的题目。她悄悄地凑近教授。

“您记得您在第一堂课上问的问题吗？”

“您的意思是？”

“您问上课的所有同学中是否有没被归为犹太人的。我应该举手，但我没能说服自己举起手，”而后她微笑着补充道，“您可能会说我又一次没有公开我的秘密。”

“噢，那么”，他说，“写一篇关于是什么使您‘假装’的论文。也许这会刺激我写一部有关假装自己是流浪民族—种族的使人困惑的民族论著。”

她的论文得到了高分。它是打破焦虑藩篱和精神斗争的最后推力。

现在，您可能猜到了拉里萨在特拉维夫的历史老师，就是吉塞勒在多雨的巴黎的希伯来语老师。在他年轻时，他是那位电梯安装师马哈茂德的朋友，也是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诗人马哈茂德的朋友。他是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伯纳多的女婿，罗兹共产党员沙勒克的儿子。

他也是这本惹人烦恼的著作的作者，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由此他能尝试理解可能处于这些个人的身份故事之下的一般历史逻辑。

建构的记忆

毫无疑问，个人经历对历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的影响，也许会比对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影响更大。但想当然地以为个人经历会主导历史作品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则是错误的。有时，慷慨的资助会引导一位研究者进入某一特殊领域。在其他时候，虽说不那么经常，研究成果却会造反并迫使学者选取一个新的方向。与此同时，所有起初使学者注意到他所专注的中心问题的东西，会不断地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力。当然，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也都有其他因素在促成。

除了所有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事实是，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历史学家在成为一位研究者之前，都充分地积累了各个方面的集体记忆。我们每一个人都吸收了由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塑造的多种多样的叙事。历史课、公民班、教育体系、民族假日、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国家仪式——各种领域的记忆汇聚成一种表征过去的想象的世界，它完全生成在一个人获得批判性地思考这个想象世界的能力之前。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家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开始理解时间的展开时，这个巨大的文化建构的“真实”世界在学者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的思想必然要经历它。这样说来，历史学家不仅是个人经历，而且也是逐步灌输的记忆之心理和文化的产物。

当笔者还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年幼孩子时，在献殿节（Hanukkah festivities）上跺着脚，满怀激情地吟唱“我们伴着火与光来到这里/要驱除黑暗！”之时，“我们”和“他们”那最初的形象开始在他心中形成。我们，犹太马加比家族（Maccabees），变得与光明相联结；他们，希腊人和他们的仿效者则变得与黑暗为伍。后来，在小学阶段，《圣经》课程告诉他，《圣经》中的英雄们征服了神已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因为来自无神论的生活背景，他曾怀疑那份许诺，不过他却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证明了约书亚（Jushua）的勇士们的正当性，他把他们视作祖先。（对他这一代而言，历史是直接沿着从《圣经》到民族复兴这一道路的发展，这与从流亡到大屠杀的后来岁月中所制造的断裂不同，）余下的事情为世人所知——作为古代犹太人的一名后裔的感觉不仅是一种确定的事实，而且成为他自我认同的核心成分。在大学研究历史和成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都不能消除掉那些定型了的历史“记忆”。尽管历史地看，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兴起于大众义务教育之前，但只有通过大众义务教育这一套体系，民族国家才能巩固其地位。文化上建构的记忆牢牢地固守在国家教育的上层之中，其核心就是民族史学。

在现代，为了构建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因为这样一种据称在一个民族体内会令人热血沸腾的紧密关联，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从未存在过，因此，是记忆代言者们的苦心经营发明了它。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各种发现物被搜集起来。这些都得到了随笔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作者们的润色。从这种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改进的过去中，民族之高贵庄严和气魄雄伟的画像浮现了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但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则尤其无耻。人民的和民族的历史被设计得像城市广场的雕像——它们必须庄严宏伟、高耸卓绝、英勇雄壮。直到20世纪最后25年，阅读民族史恰如阅读地方报纸的体育版：“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几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个多世纪里，关于“我们”的生产成为民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的工作，他们成为官方的记忆祭司。

在欧洲，在民族这种枝条成长起来之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18世纪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了上述神话。受到职业学者们关于过去——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响，现代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国的直系后裔。自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把古罗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学校里，在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反抗罗马的高卢各部落被描绘为真正的法兰西人（尽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气质）。其他历史学家则选择克洛维（Clovis）国王在公元5世纪皈依基督教作为几近永恒的法兰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先驱们从达西亚（Dacia）这个古罗马的驻防人员居留地，推断出了他们的现代认同；考虑到这一尊贵的起源，他们称自己的新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在19世纪，许多英国人开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凯尔特人（Celtic）的爱西尼（Iceni）部落的首领，视为第一位英国女性，她曾强烈地反抗罗马入侵者，她那被颂扬的雕像一直矗立于伦敦。德国作家们则热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对领导古代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描绘，把后者描绘为他们国家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erson）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众多黑奴的拥有者，他甚至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玺应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萨（Hengist and Horsa）的画像，他们在克洛维接受洗礼的那个世纪，领导着第一批不列颠的撒克逊入侵者。杰斐逊给出的理由：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拥有了世代传下来的荣光，且拥有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纪，大体相同的情形仍在继续。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认为他们是白种雅利安人，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懒惰的英国官员武断地绘制了伊拉克的边界图，画就了一条笔直的死亡线；那些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拉克人的人们，很快从他们官方指定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他们是古代巴比伦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萨拉丁（Saladin）的英勇斗士们的后裔。许多埃及公民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是古老的异教的法老王国，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小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记忆漫长的历史故事。

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述那类神话荒诞不可靠，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则立基于坚实而明确的真相之上。他们确定无疑地认定自从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来，犹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们是犹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们是有待查明的）。他们坚信这个民族“出离”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给它的著名的允诺；它缔造了宏伟的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的王国，该王国后来分裂为犹太王国（Judah）和以色列王国（Israel）。他们还坚信这个民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6世纪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过，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这个独特的民族还缔造了犹太哈斯蒙王国（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过希腊化的邪恶影响。

他们相信这些人民——他们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颠沛流离，尽管长期寄居于非犹太人之中，但他们设法避免与人融合或同化。这个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们带往也门、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波兰和遥远的俄罗斯，但它始终设法在遥远的各社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血缘联系，保持着它的特性。

后来，在19世纪末，他们认为诸多罕见的境遇结合起来，使这个古代民族从它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为它恢复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准备。此后，这个民族开始高高兴兴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许多以色列人还会相信，“犹太人的圣地”会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所充溢，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梦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疆域；与此同时，一处空旷的处女地也期望一个民族来使其焕发生机。确实，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这片祖地上，但是，因为犹太民族两千年里“在他们的大流散中坚守对它的信念”，所以，这片土地就只属于犹太民族，而不属于少数没有历史却碰巧来到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个流浪的民族为征服其故土所发动的战争被证明为正当，当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则是犯罪；只是由于犹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闯入者才被允许留下和定居在犹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犹太民族则重归了它的《圣经》语言和它奇妙的家园。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记忆的重负也非自发出现，而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一些研究过去的天才的重构者们层层累积起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漫长和连续的谱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组织化的公共“记忆”，自那以后，公共“记忆”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存在着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学术化——随着在英国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后来在以色列建立大学，且在整个西方都开设犹太人研究的课程——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观念，直到今天仍大体未变，保持着它单一的种族民族特色。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关于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编纂学中，人们采用的研究理路不尽相同。在关于“民族过去”的高水平的多产领域中不乏争辩和不同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挑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形成的那些基本观念。深刻改变20世纪末西方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大范式转变，都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大学中有关“犹太民族史”（又名犹太史）的各个学科。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同样没有在美国或欧洲的大学有关犹太人研究的各学科的丰富作品上留下印记。

每当偶然的发现威胁到那幅连续的和线性的犹太人历史画面之时，人们几乎不会引用它们；每当它们真的为公众所知的时候，人们也会很快忘掉它们，把它们埋葬于遗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创造出一种意志极为坚强的控制，它防止了对主导性叙事的任何偏离。那些提供了关于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过去材料的特殊架构——就是那些完全隔离于通史和中东史学科的排他性的犹太史学科——也对新的历史编纂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以令人惊异的麻木和顽固拒绝展开符合实际的对犹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调查。“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时时会刺激以色列公众，主要是因为它会伴随着法律争端。但它还没有搅扰到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知道答案：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动摇以色列人记忆架构的“新史家”争鸣，几乎没有“官方”历史学家涉足。参与公开讨论的这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学科或非学术界。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东方学家、文献学家、地理学家、研究文学的学者、考古学家甚至有些独立的随笔作家，表达了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历史的新的异议。一些人在以色列之外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但还没有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犹太史各系本应该是突破性研究的主要源泉，却只是贡献了局限于辩解和陈腐言辞的令人不安和保守的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上述的“反面历史（counterhistory）”主要探讨1948年战争的阶段性及其后果，特别关注其道德内涵。这种争论对于以色列社会的记忆结构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困扰着以色列人良心的东西——人们可以称之为1948年症候——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未来政治是重要的，而且对以色列未来的生存甚至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与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有意义的妥协——如果它在某个时候能够实现的话——就必须不仅要考虑犹太人的历史，也要考虑“他者”近来的历史。

然而，这样意义重大的争论在研究领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就，而且它对公众思想倾向的影响一直极小。年纪较大和地位稳固的那一代人完全拒绝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评估，不会在所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评估与他们认为指导了他们历史研究路径的绝对的道德观之间进行调和。较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可能愿意承认在通往确立国家地位的征程中犯下的原罪，但这个群体中许多人拥有一种相对的和灵活的道德观，愿意为例外留有余地：与大屠杀相比，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独立之战（Nakba）怎么会是邪恶的呢？人们怎么能将巴勒斯坦难民短暂而有限的困境同两千年流亡的极度痛苦相提并论呢？

那种相比“政治原罪”而言，将关注更多地置于长远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社会史研究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由以色列人完成的那类研究，也从未以希伯来语的形式出版过。极少的几部希伯来语著作曾试图质疑奠定了民族史基础的范式，却遭遇了普遍的冷漠。这些著作中包括博阿斯·伊维朗（Boas Evron）的勇敢的《犹太人国家还是以色列民族？》（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乌里·拉姆（Uri Ram）引人入胜的论说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编纂学和现代犹太人民族地位的虚构》（“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对于犹太人过去的专业的历史编纂学，两者都表现出根本的挑战倾向。

本书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些突破性的成果之后。如果没有伊维朗、拉姆和其他以色列学者发人深思的著作，尤其是没有像厄内斯特·盖尔纳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些非以色列学者的贡献，那么，就很难说本书作者会想到去重新质疑他的认同之根，去摆脱自孩童时代就被堆压在他自己对过去感知之上的多层记忆。

民族史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见树难见林。匆匆一瞥环绕的林地，就会展现出森林树荫令人恐惧的面积。职业的专门化把学者们隔绝在过去的具体部分中。要是没有成型的旁门左道的元叙事的话，叙事一般都趋向于包容。在一个多元文化中从事历史研究，有必要免于民族武装冲突的紧张状况，免于对民族身份和来源的不间断的焦虑。

就2008年以色列的现实而言，上述那种说法可以毫无争议地被称为悲观主义。在以色列60年的生存历程中，它的民族史几乎从没有发展过，也没有理由期待它会很快就在某个时候达致成熟。作者对本书能够被接受几乎不抱幻想。不过，他确实渴望一小部分读者愿意冒险对过去做更为根本的重估，从而有助于削弱充斥于所有犹太裔以色列人思想和行为中的本质主义的认同。

尽管目前这部著作是由一位职业历史学家创作，但在这个研究领域，本书是冒着按惯例不被许可或认可的风险的。学术界公认的规则要求学者应遵循指定的研究路径，坚守他据称胜任的领域。不过，浏览一下各章标题就会看出，本书所探讨问题的范围超出了单一学科领域的界限。研究《圣经》的教师、古代史专家、考古学家、中世纪问题的研究者，尤其是研究犹太民族的专家们，会断言作者已经侵入了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

正如作者所充分意识到的，上述论点包含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如果本书由一个团队的学者而非由一位孤立的历史学家来写成会更好。遗憾的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作者不可能找到合伙人（accomplice）。在本书中，人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不精确之处，作者为此而致歉。他也邀请一些批评家尽力纠正那些不精确的地方。他没有把自己看作以色列的普罗米修斯，为以色列偷来历史真相之火。因此，他不畏惧犹太历史编纂学专业团体这样的全能宙斯。他只是试图专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在某一具体领域之外大胆行事，或游走于几个领域的边界之间——可能偶尔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洞见和揭示出令人惊异的关联。有时候，思于外而非思于内，能够促进历史思想的发展，尽管会有着作为非专业人士和进行高强度推测的缺点。

已获认可的犹太史领域的专家们没有直面简单问题的习惯。简单问题就是初看上去似乎出人意料，却是根本的，而且可能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几千年间真的存在过一个犹太民族，而其他“民族”都衰落或消失了吗？《圣经》是一部使人敬畏的神学文库（尽管没有人确切知道其各卷创作或编辑的时间），它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一部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的历史书籍的呢？犹太哈斯蒙王国——其形形色色的臣民不是全说一种语言，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呢？在第二圣殿陷落后被流放的是朱迪亚（Judea）的全体居民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基督教传说，却并非偶然地最终成为犹太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被流放，那么，当地人民出了什么事呢？在那些想象不到和遥远分散的地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都是谁呢？

如果说世界上的犹太人确实属于一个民族，那么，除了宗教信仰和那种信仰的一些实践之外，一个在基辅的犹太人和一个在马拉喀什（Marrakech）的犹太人，他们人种文化中的共同要素是什么呢？尽管我们被告知了总体情况，但直到它的竞争对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时，犹太教完全是一种广泛传播的吸引人的宗教，其后虽然遭受屈辱和迫害，但它也幸存下来并进入了现代。是否像犹太民族主义过去130年间一直宣称的那样，犹太教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信仰文化而非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化这样的论点，贬损了犹太教的尊严？

如果在犹太教各团体中没有共同的文化特性，他们是如何通过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且显得与众不同的呢？犹太人是如19世纪以来的反犹主义者想象并且试图劝服我们的那样，是一个来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种族”吗？在众多的以色列公民完全相信他们种族同质性的情况下，打败臆断并宣称犹太人有着特殊的生物特性（过去是犹太人的血液，现在是犹太人的基因）这种教条的前景会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历史的反讽是：在欧洲，有一些时期，每个主张所有犹太人都属于一个源自地球之外的民族的人，都会立刻被归为反犹主义者。现在，任何胆敢暗示这个世界上通常被称为犹太人（不同于今天的犹太裔以色列人）的人从来不属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人，都会马上被指责为一个仇犹者。

由于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特殊的民族性观念的支配，以色列国在立国60年之后，仍然拒绝将自身视为服务其公民的一个共和国。1/4的公民没有被归为犹太人，而且国家的法律暗示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不拥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但避免将当地居民整合进它所创造的上层文化之中，而且故意地排斥他们。以色列也拒绝成为一个组合民主（像瑞士或比利时）或多元文化民主（像英国或荷兰）国家，就是说，一个接受其多样性同时服务其居民的国家。相反，以色列坚持把自身视为属于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国家，即便他们不再是受迫害的难民，而是自愿选择定居国家的正式公民。这种严重侵犯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并对部分公民进行恶劣歧视的种族统治的借口，端赖于最终必然会聚首在其祖先土地上的一个永恒民族的那个始终发挥着影响的神话。

透过犹太复国主义厚重的棱镜——穿过它的光线会继续发出夺目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色彩——会发现，构想一部新的犹太人历史是困难的。请注意：目前这部著作提出了犹太人始终包括出现并定居在世界各地的主要的宗教社团，而不是共享单一起源且在永久流亡中颠沛流离的一个种族，但并不直接论述历史。考虑到它的主要目标是批判一种广为传布的史学话语，它可能难免要提出一种替代叙事。作者以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nne）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民族史中去民族化？”——开篇，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引发了共鸣。我们怎样才能停止在主要由民族幻想伪造的材料所铺就的道路上跋涉呢？

确如在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中一样，在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中，民族想象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自19世纪以降，它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但到20世纪末，民族认同之梦开始衰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详细解析和检查迄今为止遮蔽着历史写作的那些伟大的民族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共同起源的神话。毋庸赘言，历史学的世俗化发生于文化全球化的锤击之下。在整个西方世界，这会不断地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显现。

昨天的身份噩梦不等于明日的身份理想。正如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易变和多样的身份组成，历史也是变动中的一种身份。本书试图从人和社会的角度来阐明内在于时间流逝中的那个维度。尽管这种对犹太人历史的冗长的尝试不同于通常的叙事，但它不可能免于主观性，作者也不声称会免于意识形态偏见。他意欲为将来的反历史提供一些纲要，这种反历史能够促进一种不同类型的从文化上建构的记忆，该记忆会意识到它包含着相对的真相，它会有助于兴起中的地方认同的形成和一种对过去的批判性与普遍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