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为寻找带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加大科技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经济振兴和抢占新的国际竞争制高点。在国内，自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随之受到了学者的重点关注。根据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库检索（检索日期：2019年3月25日；检索条件：篇名=“战略性新兴产业”；检索期间1989～2018年），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共有4819篇论文，其中2009年以前只有16篇论文、2010年有475篇、2011年748篇、2012年771篇、2013年635篇、2014年558篇、2015年455篇、2016年445篇、2017年388篇、2018年323篇。由检索结果可知，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注和研究较少，自2010年开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总的来讲，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国内且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和特征的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最早由A.O.Hirschman提出，他运用投入产出关系法确定了主导产业部门，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视同主导产业（艾伯特·赫希曼，1991）。Paul（2001）基于此，提出了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即是否存在大量的“租”和是否存在外部经济。Porter（2002）则认为新兴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可以通过新技术新建立一个产业或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Kremer（1993）、Day和Schoemaker（2000）、Geels（2002）、Claude（2003）、Mukherjee（2011）等则对新兴产业的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具有新技术性、高度的不确定性、庞大的需求性和产业的关联性等特征。
日本、韩国等国政府通过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带动了经济飞速发展，使人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意义越来越重视。此后，“战略性产业”这一概念开始大量出现在各种学术著作、研究论文以及媒体和政府研究报告中。芮明杰和赵春明（1999）把产业划分为战略性产业和一般性产业，战略性产业是指对一国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的主导产业和对一国经济具有提升作用的新兴产业。Claude（2003）认为新兴产业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市场化的潜力、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早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四个特征。王忠宏和石光（2010）、张和平（2010）则认为其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赵玉林和张倩男（2007）、华文（2010）、万钢（2010）、陈柳钦（2011）等的研究均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具有全局影响和拉动效应，具有战略性，是未来有可能发展为主导产业、先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产业。温家宝则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孙国民（2014）则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研究的梳理，提出其具有地位战略性、影响全局性、技术前瞻性、市场风险性、发展可持续性、产业生态性、区域竞争性等七大特征，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与新兴两者的结合，同时，要准确理解其概念，还需要结合产业动态性、区域差异性及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考察辨析。
由以上可见，国外并没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明确定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且各学者对其定义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视同主导产业，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简而言之，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战略性，主要体现在该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促进作用上；二是新兴性，主要指这些产业与传统产业不同，代表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因此，一般来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代表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带动或将要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
2.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研究
Sturgeon T.J.（2002）、Gourinchas（2005）、Perez（2009）通过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分析，提出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实体经济，尤其要重视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因此，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不少学者对其关注并进行研究。
Mazzarol（2005）、Guo（2012）等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的选择和识别问题进行了研究。Hung（2006）、Heffeman（2008）认为新兴产业的培育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是Idea to product的转化过程。Arbuthnott（2010）则进一步提出区域产业的兴起基于构想设计、运作动员、关联辩证、共同形成四个主要过程。郭铁成（2010）、王新新（2011）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可采取先发战略、赶超战略、创新战略等发展策略。易开刚（2011）则提出了民营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和具体路径，并对制约其进入的瓶颈因素进行了分析。万钢（2010）、钟清流（2010）、吕波（2011）则对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产业方向、市场条件、创新动力、产业项目、自主创新政策等因素均会对其培育和发展产生影响。
顾海峰（2011）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过程和发展，需要有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来配套。朱瑞博、刘芸（2011）对政府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链整合机制、产业链整合机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机制和社会系统配套机制进行了探讨。包海波（2012）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需要制定技术研发机制、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市场培育机制。陈锦其、徐明华（201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培育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吴宇晖、付淳宇（2014）则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熊勇清、李鑫等（2015）提出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要以国内市场为重点，要由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拉动。胡慧芳（2017）则对供需交互响应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和培育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闫俊周、童超（2018）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对山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和建议。
3.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Kemp（1964）、Succar（1987）提出新兴产业具有外部经济性和知识外溢性，政府应当对新兴产业给予政策支持和保护。Stomberg和Kaplan（2003）、Ueda和Himkawa（2003）、Casamatta（2003）等指出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非常重要，是新兴产业的重要资金来源，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蔡冬青、朱玮玮（2009）以日本家电产业为例，对日本政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梳理。张嵎喆、史建生（2010）与冯春林（2011）则对国内各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归类，主要包括产业、投融资、税收、市场、人才、发展规划等政策。张晔（2009）、熊正德等（2011）与肖兴志、谢理（2011）等研究了进入管制、金融支持和产权结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顾海峰（2011）、刘志彪（2011）则提出必须重视金融支持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提升和发展的重要性，应鼓励二者协同发展。闫俊周、童超、秦建军（2019）运用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企业经营、企业规模、企业资产和企业利润、企业风险、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影响。
彭金荣、李春红（2011）对国外主要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指出美国主要以新能源为驱动力寻找经济新契机，不断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欧盟则把发展重点放在已有的优势产业上，扶持低碳和环保技术的发展。日本、韩国则通过政策引导，集中资源发展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王海霞（2010）则通过对国际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和重要作用的分析，提出我国必须重视和发展低碳产业。万钢（2010）基于对美国、欧盟、韩国等国新兴产业政策的分析，从产业布局、重大科技专项、创新能力提升、自主创新政策落实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建议。
Ellison G.、Glaeser E.（2010）与董晓宇、唐斯斯（2013）等提出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的金融支持政策、产品市场培育政策、对外合作政策以及专项政策等。宾建成（2012）分析了美、日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总结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政策。韩超（2014）则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依赖性做了探析。刘洪民、杨艳东（2014）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进行了研究。王茴、段进（2015）则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补贴政策的选择进行了研究。洪勇、张红虹（2015）基于系统失灵观理论，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传导路径模型，提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策存在政策功能结构性失衡、政策内容执行性不足、政策主体协调性不够等问题，并提出新兴产业培育政策的优化建议。马静洲、伍新木（2018）则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国际对比研究，提出了适宜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白恩来、赵玉林（2018）则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机制的研究，从需求面、供给面、环境面三个角度提出政策优化思路。
4.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的研究
Streb（2007）通过对德国新兴化学产业和传统纺织产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指出二者之间的知识溢出形成了一个内生增长循环。Han（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存在广泛的知识连接。黄南（2008）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演进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提出新兴产业代替老产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肖兴志（2010）则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析，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的最终动力。熊勇清、李世才（2010）与丁强、张向群（2015）针对我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双重任务，提出两类产业应耦合发展。
郭连强（2011）结合中国国情，提出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要性。周红英、贺正楚、张训（2011）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刘洪昌（2011）则提出要将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发挥二者合力，以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良好局面。陆立军等（2012）、黄永春（2012）则通过对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阶段的分析，指出政府政策会影响二者的演化。张治栋、朱国庆（2015）基于产业演变的视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分为共生、分立、融合三个阶段，并就三个阶段的发展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汪亚青（2014）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先发地区产业升级的突破路径进行了分析。霍影、霍金刚（2015）则对传统产业是否应让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分析，指出二者应协同发展，并提出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路径。刘满凤、李昕耀（2017）则基于生产函数角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进行了计量验证，其研究结论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存在显著的拉动作用，而传统产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5.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路径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任何一种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线性过程。由于不同的产业、不同地域的产业有不同的情境和条件，因此在发展路径上差异性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路径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张烁、程家瑜（2011）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S型曲线进行分析，指出多数产业仍处于技术爆炸式增长和技术持续增长阶段。王新新（2011）、龚惠群（2011）、陈继勇和周琪（2012）、蒋珩（2013）等人则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际，对其成长的阶段、关键因素和主要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欧阳佳妮（2011）、黄启才（2013）针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其培育和成长路径。
李金华、白嵩（2013）提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应着重建立专属“动态比较优势”。武建龙、王宏起（2014）从模块化视角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路径。陈文锋、刘薇（2015）研究表明，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完全处在同一产业生命周期阶段，七大产业阶段特征差异明显，因此，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动力和侧重点亦不一样。剧宇宏（2017）提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具体改革路径。李亚波（2018）则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应选择恰当的金融支持方式。
6.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研究
Christensen（1997）认为新兴产业往往采用突破性的技术创新模式，要使新兴产业创新成功，关键是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商业模式。Amit和Zott（2001）、Chesbrough（2002）、Sosna等（2010）则提出商业模式是连接技术与市场的桥梁，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模式，商业模式需根据新兴产业的发展和需求，进行不断创新。Daniel（2011）提出技术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中心问题。Lin（2011）则以半导体这一新兴产业为例研究了在位大企业创新行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指出在位大企业会积极寻找新的领域，进而推动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Yun（2012）对韩国新兴产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中小企业在转向更具前瞻性的高科技领域时，更倾向于采取开放式创新策略，从而更好地规避市场和技术周期性风险。
吴传清等（2010）、赵刚（2010）、王利政（2011）、陈柳钦（2011）研究认为选定重点产业和领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取得自主知识产权、营造创新环境、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邓龙安、刘文军（2011）对产业技术范式转移下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适应管理进行了研究，提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实现产品稳定的市场需求、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和产业带动性创新的目的，就必须进行模块组合和构架组合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块网络的组织创新管理和综合开发的市场创新管理。李叶飞（2012）、李金华（2014）则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度创新驱动的作用、创新行动的路径进行了探讨。闫俊周、齐念念（2019）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巫强、刘蓓（2014）与刘继兵、王定超、夏玲（2014）研究了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李小静、孙文生（2015）对政府干预、所有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刘敦虎、刘乃贵、赖廷谦（2015）则运用博弈理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研发投入的博弈过程进行了研究。吴航（2014）分别从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跃迁的机理、对策和打造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新思路。刘晖等（2014）、胡毅等（2014）、邱曦薇（2015）则通过对生物医药行业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路径、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和路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陈红玲（2018）对环境约束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龚立新、吕晓军（2018）则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闫俊周、杨祎（2019）则运用DEA和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侧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和投入产出改进分析，认为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强度、全时研发人员人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创新驱动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创新驱动战略的高度关注，创新驱动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有关创新驱动概念的研究
创新驱动最早由迈克尔·波特（1990）提出，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经济发展包括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投资等驱动。在第三个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产业要实现价值链从低层级到高层级的提升，必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依赖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创造财富，驱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指出科技创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科技创新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并将其放在核心位置，指出中国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洪银兴（2013）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对创新驱动进行了分析，提出“创新驱动是利用知识、技术、企业制度与商业模式等无形创新要素对现有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进行新的组合改造，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提升劳动者素质和科学管理，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创造能力，增加产出，形成内生性增长”。张来武（2012）、陈曦（2013）的研究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庄志彬（2014）提出创新驱动是“指以知识、技术、制度、管理等创新要素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一种方式，是区别于传统要素驱动的战略选择”。郑烨（2017）则通过对创新驱动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梳理，指出创新驱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等各种创新的综合协同；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的来讲，创新驱动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其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复杂多变的经济过程，以科技创新为中心驱动经济发展，是一种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2.有关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
目前有关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大多从技术创新角度进行阐释。技术创新过程模型主要有技术推动型、市场拉动型、交互耦合型、集成并行型和系统网络型等，在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型中其技术创新驱动的动力不同。技术创新过程十分复杂，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其驱动源和机制也有较大差异。李榕（2006）提出技术创新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而能够将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环境的则是创新机制。宋东林、侯青（2003）则通过对美国创新机制的研究，得出其主要包括人才培训与激励、产学研合作、风险投资和法律制度等机制。
洪银兴（2011）、郭广银（2011）等认为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的核心，创新驱动的关键是实现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协同。陈曦（2013）则认为创新驱动机制包括运行、动力、保障和提升等子机制，并对各子机制进行了分析。栗献忠（2014）对中国、印度、巴西三个新兴国家的创新驱动模式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人才是新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并认为我国创新驱动机制的实现路径是以供给改善为核心，并通过供给改革推动政策转变和升级的，提出协同创新对创新驱动机制的设计和推动具有重要影响。董恒敏、李柏洲（2015）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驱动理论，对协同创新驱动运行机制和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驱动是创新链驱动、知识链驱动交互驱动的过程。徐君、任腾飞（2017）则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从制度、产业、要素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宏观驱动机制和微观驱动机制。
3.有关创新驱动路径的研究
卫兴华和侯为民（2007）、王岳平（2008）、徐康宁和冯伟（2010）、洪银兴（2012）等的研究都表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张唯实（2007）、张卫东（2008）则分别结合甘肃和江苏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增长必须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并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黎春秋、熊勇清（2011）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采用新技术，具有溢出效应、置换效应和联动效应”，其对引领和驱动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契合了现阶段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客观需要，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
陈强、余伟（2013）对英国创新驱动发展实践进行了研究，指出英国高度重视战略规划制定，将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加强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积极推行有针对性的措施，重点解决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挑战。陈强、陈凤娟、刘园珍（2015）对韩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走的是“技术引进模仿—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技术的自主创新”道路。韩国在战略和规划层面，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确定科技立国战略；在政策与机制层面，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行动举措层面，解决创新驱动中的问题，进而实现了创新驱动的全面发展。张蕾（2013）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路径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应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刘若霞、李宇飞（2015）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张银银、黄彬（2015）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通过基于技术轨道、基于市场轨道、全产业链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郑志来（2018）则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具体路径进行了研究。
4.有关创新驱动政策的研究
Luc L.Soete（2007）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注重利用创新政策驱动产业的发展，他通过对美、英、德等国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优化的主要政策。John A.Mathews和Dong-Sung Cho（2000）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半导体工业发展的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在半导体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国的产业、税收等政策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影响。姜红、陆晓芳（2010）与李刚等（2011）提出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国家应制定政策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金碚等（2011）则强调了产业政策尤其是创新型产业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武华佳、苏东水（2007）指出，我国鼓励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力度不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
曾繁华、王飞（2014）对技术创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跃迁的机理与对策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核心技术创新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支持商业模式创新等政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雍兰利、赵朝霞（2015）基于创新政策演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的分析，对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我国创新政策进行了重构，构建了基于全面创新的创新驱动和基于驱动功能的创新政策结构模型。吴建南、郑烨、徐萌萌（2015）通过对美国四个城市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可采取“整合创新资源、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创新政策机制、搭建创新网络和营造创新环境”等政策。梁正（2017）则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政策范式转型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指出在创新政策着力点上应更加注重环境营造，政策制定应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政策协调层级提升、力度加大，政策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加平衡，政策范式呈现出显著变化。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从多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驱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国内外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有待深化，现实指导性有待加强。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关注和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和全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指导性有待加强。国内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特征、培育发展、政策设计等应用和政策研究上，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与演化机制、驱动路径、作用机理等的研究，且研究成果大多以纯理论或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国外研究成果质量相对较高，但数量较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的关注度较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概念特征、重点产业的选择、识别和创新政策的影响等方面，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有待拓展和提升。总的来看，国内外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对实践的指导不尽如人意，研究急需得到加强。
第二，国内外有关创新驱动的研究急需加强。创新驱动虽然提出较早，但近几年才真正引起国家和学者的关注重视，创新驱动研究仍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议题。目前国内外有关创新驱动的研究大多从经济增长阶段或经济发展方式进行阐释，以说明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创新驱动的概念、机制、路径和政策等方面。研究成果主要以定性研究和宏观解释为主，对创新驱动的内在机制和路径等微观机理的研究较少，急需加强。
第三，无论是国外或是国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及政策的研究，均较少涉猎。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问题关注较少，尚未发现有学者系统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政策等进行研究，有关其路径选择、实现机制构建与评价、发展政策的研究则更少。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家尚未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情况进行专门统计，调研和数据获得困难，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作用有限。创新驱动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及政策进行研究具有一定前沿性和先进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