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白尼式革命是对旧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变革
哥白尼式革命是德国哲学革命的主体，它在这场革命中起主导性作用，积极地推动德国启蒙运动向精深发展，从而导致了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哲学体系在德国统治地位的结束，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仅仅从这些情状看来，把这场革命的实质断定为“认识论上的一场大革命”，也未免过于狭隘。
哥白尼式革命是旧形而上学的全方位革新，包含形而上学整个理论体系和全部理论内容的变革。康德的目的显然是要通过这种革命来建立一门全新的科学形而上学。他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道：
“前一部著作是论述纯粹理性能力的全部领域和范围的，仍然是基础，而《导论》仅仅作为该著作的预备课；因为在能够设想使形而上学出现之前，或者甚至在抱有这样的一种渺茫的希望之前，该《批判》必须全面地建立成为系统的、最详尽的科学才行。”9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从康德著作上看，在具体地论述哥白尼式革命的详细内容和全面意义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康德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在第二批判、第三批判之外，还有《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逻辑学讲义》以及《实用人类学》等等，涵盖哲学的一切主要门类。在当时说来，内容上是全新的东西，就是联同它们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那也都是一套套表述存在本原的全新元素。它们是康德那个历史时代冒出来的新颖东西，不仅与时代潮流相适应，而且在许多方面引领潮流。“人是人的目的”这一命题就极具时代性、历史性重大意义，明显地突破了“认识论大革命”的范畴。
“认识论上的一场大革命”论包含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它并没有去探讨德国哲学革命的历史时代的客观必然性，哲学革命本身的内在必要性。它不知道康德为什么要全面清除旧传统形而上学；不了解旧传统形而上学根本性错误在哪里，德国哲学革命的动力究竟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加以细致考量的。
其实，这一系列问题只要比较认真地分析《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与《第二版序》，是不难加以认识的。这两篇序文可以当作哥白尼式革命、甚至德国哲学革命檄文来看待。正是这两篇序文中，康德发出响亮的革命声讨声，号召声讨旧传统形而上学，指责旧形而上学挑起哲学内部的大混乱，招来“混沌与黑夜”。
根据《第一版序》的论述旧传统形而上学存在以下根本性错误：
第一、旧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总倾向、整个理论内容与时代潮流发生严重抵触。《第一版序》指出，昔日曾经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显赫了二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已经风光不再，完全陈旧腐朽，脱离历史时代。“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到处“受到驱赶和遗弃”。“这个时代不能够再被虚假的知识拖后腿了”。时代已进入“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接受批判”。旧传统形而上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是与那个古老时代相适应的，因而风光无限，但是在近代大变动的历史时代它已经无法维护它的古老荣誉。它当初所有的一些科学研究精神已经完全沦落褪色。它本身在哲学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在政治上必然支撑与维护封建专制对人的宰割；它带有古老时代野蛮残暴的属性，主张直接公开剥夺人作为人的权利，抹杀人的自由生存。
第二、旧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内容本身极端滞后腐朽过时。在时代已进入近代中期，世界经济突破自然经济的狭隘封闭，第一次进入高涨扩张时期，自然科学研究开始普遍发展，人已经开始自由觉醒，不再愿意接受专制统治，而是开始由人自身去进行大规模创造历史、创造社会的时代，旧传统形而上学却仍然竭力拖后腿，不遗余力地宣扬与论证“灵魂不灭”“上帝存在”这些腐朽发臭的东西。笛卡尔是十七世纪人，提出“我思故我在”来论证灵魂存在，搬出“本体论论证”这种陈年旧货，论证上帝存在，以支持封建专制统治。莱布尼茨已经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却企图超越笛卡尔提出似乎论证更充足的“前定和谐论”，以进一步鼓吹上帝的存在。至于小角色门德尔松更属于十八世纪下半期的人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潮已经来临之时，作为沃尔夫哲学传承人，居然出版《斐多——论灵魂不死》一书，更加卖力地宣扬灵魂是实体。在当时，旧传统形而上学内容本身充满了虚构与幻觉，狂热与僭妄，谬误与荒唐。
第三、旧传统形而上学为了宣扬上述荒谬理论不惜竭力夸大理性思维能力，以便于虚构捏造，抛开一切经验性事物，完全以纯粹超验观念作为研究对象。莱布尼茨就公开宣布：“我一向是并且现在仍然是赞成由笛卡尔先生所曾主张的对于上帝的天赋观念，并且因此而认为有一些其他一些不能来自感觉的天赋观念的。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新的体系走的更远了，我甚至认为我们灵魂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来自他自己内部，而不能由感觉给予它的，如您以后将会看到的那样。”10
为了使纯粹理性的研究显示强而有力，合理合法，旧传统形而上学找来独断思维方式作为引领思维活动的工具；为了给思维的虚构与捏造开辟方便之门，又找来普通形式逻辑作为论证工具，以证明它们的一切论述都是符合于逻辑规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独断思维方式给哲学研究带来怎样严重的祸害，这里不再重复。至于普通形式逻辑对于思维的发展起了怎样巨大的负面影响，后面将会有专门的详细讨论，这里只简单提及，它的根本问题是只重思维形式而完全抛弃思维内容，只要符合于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哪管你怎样荒唐与谬误，在逻辑上都是正确的。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思维拐杖，旧传统形而上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了。
第四、旧传统形而上学借助种种思维工具，不仅不能摆脱种种困境，反而让虚骄之气无限膨胀起来。它总以为它是宝剑在手，可以有恃无恐，各派形而上学特别是怀疑论经验论与独断论唯理论因而更加肆意而为，都把它们自己绝对化了起来，各个都自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因而相互之间竭力指斥与攻击，引起无休无止的争吵。“这样一来，人类理性也就跌入到黑暗与矛盾之中，它虽然由此可以得悉，必定在某个地方隐藏着某些根本性错误，但它无法把它们揭示出来，因为它所使用的那些原理超出了一切经验的界限时，就不再承认什么经验试金石了。”11
旧形而上学这些错误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致命性的危险，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不仅只影响于认识论，而且影响于整个形而上学方方面面。康德指出：
“所以哲学的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12
旧形而上学的错误是整体性、根本性的，影响到哲学的总体，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陷入无法自拔的极端困境中。所以，对于旧传统形而上学的变革只能是全方位的，而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哲学的某一门类。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要全面地加以“堵塞”的这些错误发生的根源指的是什么？康德在追寻它的错误根源时是从纯粹理性哲学内部去寻找，从它的内在本性上去分析。《第一版序》中指出：
“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它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本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13
这就说到真正的关节点上了，最为深刻的根源揭露了出来。这里，康德在前提上把捉到了人类理性的二重性，他以是否“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为准绳，对人类理性本身的本性作了分析。康德认为，人类理性是由二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并未超越理性能力本身的界限，它在经验性事物活动范围内审慎地运作，妥善地促进人类理性、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化。这部分理性被名之为“知性”；另一部分则“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这即纯粹理性、超验理性、绝对思辨理性。这也就是人类思维在纯粹抽象思辨中肆意运作，在独断思维方式与普通形式逻辑“不矛盾律”促动下，仅凭理性想象力不受约束，天马行空，随意驰骋。这种极端理性能力也就是人的存在的极端主体性，被绝对地夸大到了毫无限制的地步，以为可以虚构一切，支配一切，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败亡。
康德认为，除了上述根源之外，促动旧传统形而上学败亡的两个拐杖即独断思维方式与普通形式逻辑的原理“不矛盾律”也难辞其咎。这两个拐杖随着被使用开始，变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成效”，因而也就变得越来越能迷惑人，似乎能够促使超验理性产生无限的力量，把虚假变成真实，把荒唐伪造为正确，把谬误转化为真理。从而使得纯粹理性的主观性思维飘飘然起来，像酒徒一样完全醉倒，以为自己可以进入彼岸世界自由飞翔了。
面对着旧传统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全面性败落状态，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只能进行全方位总体性变革，对哲学的目的、内容、对象、任务、方式方法等等从哲学的本原上、本性上、本因上进行根本性转换，才能从整体上挽救哲学，让哲学走上可靠而科学发展的道路，与历史时代潮流相适应，进而才有可能谈得到进一步开拓哲学的新功能，引导历史时代前行。很显然，这样一种宏伟任务绝非“认识论上的一场大革命”所能担当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