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评价
近年以来，国内哲学界流行所谓“视角转换论”。它把这种革命类比为星体和观察者的空间关系的颠倒。观察者从原先静止不动的视角观察运行不断的星体转换为围绕不动的星体而旋转进行观察。这种看法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为多种版本哲学史教科书所采用。因而有必要对它们专门加以讨论。最近出版的一部哲学史教科书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读与论证。在它看来，哥白尼式变革是“认识论上的一场大革命”。这是因为“康德提出，我们不妨模仿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思维变革，不再让知识去符合对象，而是让对象符合知识。”这是知识与对象相互关系的颠倒，即认识角度的根本转换，教科书还认为，“哥白尼革命实际上也是哲学中的主体革命”。它解释说，所谓“主体革命”，是指认识过程中，“主体占有了显而易见的核心的、能动的位置。知识的客观性不再由对象来保障，而是由主体本身来保障。”因而，“这场思维方式的变革突出了主体本身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作用”，强调人为自然立法的过程。《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诞生地，也是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基础。1我们则认为，如果的确可以把《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仅仅看作一部认识论著作，那上述分析与论述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它把握到了问题的某些关节点。可惜，这种看法连该教科书的另一种说法也与它发生严重冲突。这部教科书在另一个地方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著作的“目标是建立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恢复人本身的独立与尊严。”这就是要建立以“恢复人本身的独立与尊严”为目标的一门新的科学哲学。显然，在理论内容上，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后面一种说法涉及的范围广泛得多，有可能较为全面地彰显出德国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
下面将对上述教科书的说法做出比较细致的分析。
总的来说，既然确认康德进行哲学革命是要建立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那就是确认这种革命是要对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全部理论内容、理论方法进行全面性根本变革，而不仅仅对哲学某一门类或某一理论领域进行变革。它包含极为广泛的哲学内容，不会仅仅只包含认识论，还应该包含哲学存在论、人的自由生存论、思维方式论、道德伦理学等等内容。所以，从理论方面说来，哥白尼式革命也就是哲学形而上学的全面革命。而如果把它仅仅认定为“认识论上的一场大革命”，那就明显地缩小了这场变革所涉及的范围，贬低了它的实质性意义，模糊和抹杀了德国哲学革命对于当时西欧正在进行中的近代性社会大变革的实际影响与价值，从而也就完全谈不到“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问题了。
历史的客观事实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时以及其他许多哲学著作发表之际，正值十八世纪下半叶。其时西欧大陆正进入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激越时代。所谓“认识论大革命”论云云，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于完全脱离了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时代条件，单纯从某一门类角度上进行评说。这就未免陷于狭隘与虚浮。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整个西欧都大动荡了起来。在此之前一个多世纪英国已经进行过这种变革，滞后一个多世纪的法国这个时期也激烈动荡起来，其影响遍及西欧整个大陆。作为邻国的德国首当其冲，自然也跟着激烈的动荡起来。这就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激烈发生。德国哲学革命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所以，作为德国哲学革命主旋律的“哥白尼式革命”，虽然康德自己称之为“思维方式革命”，但是它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决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所谓“认识论上的大革命”。这部教科书在另一个地方倒说道：“事实上，康德把人的尊严和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正以理论的语言表达着法国革命的现实所诉求的东西。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康德哲学看作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又说：“康德一生的哲学探索，都是围绕着‘人是什么’这一永恒的问题展开的。”2这个说法显示出，它多多少少接触到了当时的历史时代，是依据于当时历史潮流来评说“大革命”问题的。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指的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看来，它所包含的意义十分丰富多彩，至少表明，康德哲学是紧紧贴近于当时西欧社会大革命的历史时代的，是有它的历史时代的必然要求的。德国哲学革命是这个大变革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从哲学理论上高度集中地彰显出包括法国在内整个西欧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它的任务就是去实现历史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人的完全自由。当时整个西欧大陆还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绝对统治下的农奴制社会。因此，给人以自由，这是历史时代提出的伟大任务。康德哲学提出人不是工具，人是人的目的，正符合于当时现实的诉求。康德进行哲学革命，实行哥白尼式变革，正是围绕着历史时代所提出的根本性任务而展开的。德国哲学革命所建立的哲学理论深刻地反映了与表达了法国社会革命的诉求，引领这个革命前行。因而，哲学革命绝不是单一的认识论角度上的转换所能完成得了的。
所谓“认识论大革命”论云云的最大问题之二，乃在于它认为“哥白尼革命实际上也是哲学中的主体革命”。而所谓“主体革命”又被认定为在认识过程中要使主体占有显而易见的核心的能动的位置，让知识的客观性由主体本身来保障。可以说，这样一种说法是单纯从字面上做出的一种解读，简单粗率，缺乏思考。它根本上就没有去思量过，既然哥白尼式大革命是“一场大革命”，那它所涉及的问题必然是十分复杂的宏大叙事。它根本就没有去思量过：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革命？康德为什么要撰写《纯粹理性批判》？这种革命的对象是哪一个？康德要革谁的命？他要批判什么？看来对于有关哲学革命的一系列问题，革命的任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方式、革命的纲领、革命的途径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似乎就没有被列入分析研究的课题项目之中。从哲学理论上进行考量，德国哲学革命的对象是旧的传统形而上学，主要革在当时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派别的命。它们长时期以来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要求把持着西欧哲学论坛。它们把唯理论吹捧为唯一的至高地位上，因而被称为“唯理论”。它们奉行独断思维方式，把理性认识能力纯粹化、绝对化，主体本身的思维认识的能动作用被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端核心位置。“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就极为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存在”是可以由主体“思维”任意创造、任意决定的，只要是我思维清楚了的东西，想得透彻明白了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真理是由主体思维的能动性来保证的，同客观经验事物、客观的自然存在物毫无一点关系。在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看来，思维可以任意创造一切，虚构一切。他们的这一切做法使哲学陷入死胡同，造成旧传统形而上学濒临崩解的困境，这就是康德为什么要进行哲学革命、实行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康德的目的显然是要把沉迷于绝对纯粹虚幻的彼岸世界的纯粹理性思维拉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极大地压制被极端夸大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主体思维能动性，让他们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仿照自然科学，使经验与知识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哥白尼式大革命的科学任务。但是面对旧传统形而上学种种极端主观化、极端主观虚幻化的做法，上述教科书却认为这还不够，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任务与目的不是去进行根本性变革，改变旧传统形而上学这种极端主体化的做法，而是要进一步突出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作用，使主体去占有更加“显而易见的核心的、能动的位置”。这无异于说，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所主张的“上帝存在论”“灵魂不朽论”等等还不够，康德的哲学革命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去加强它们。试问还能进一步加强到怎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核心的、能动的位置”？
所谓“认识论大革命”论云云的最大问题之三，乃在于它确认“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突出了主体本身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这种说法在实质上是与上述问题之二相一致的。这即主张哥白尼式革命的目的之一要在思维方式上进一步突出主体的能动作用。这实际上是说，当时哲学形而上学在运用独断思维方式上极端地突出主体认识的能动作用还不够。康德哲学进行认识论的大革命就是要去进一步发挥独断思维方式的能动作用。明眼人一看，就可以了解到，这种说法的荒唐粗野。很明显，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在确认“哥白尼式革命”是“主体革命”之前或之际，就根本上没有去思考过当时哲学界流行的主导性思维方式是怎样的一种？旧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笛卡尔、莱布尼茨他们，在康德眼里是使用了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怎样一种思维属性？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属于发挥主体能动性不够，还是属于极端过分地突显了主体能动性，以至于陷入任意的虚构捏造？康德又为什么要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那么严厉而强烈的批判？康德又使用了怎样一种思维方式来取而代之？就轻易地写下断语，怎么不表露出粗率盲目？
十七、八世纪旧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尔、莱布尼茨唯理论学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思维方式？康德非常尖锐而直接地指出，他们使用的是独断思维方式，也就是“独断论”。所谓“独断论”，康德有如下两段评论：
“因此在纯粹理性的领域中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论争。双方都是在与空气搏斗。他们和自己的样子打，因为它们超出了自然之外，在那里并没有现成的可以抓得住和保持在手的东西让他们从独断论上来把握。他们有好一场战斗；他们所劈开的影子如同瓦尔哈拉中的英雄们一样，瞬间重有长又过来，以便能够以不流血的战斗来自娱。”3
“这个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所采取的独断处理处在对立之中（因为这种处理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严格地证明的），而是与独断论相对立，即与那种要依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子、单从概念（哲学概念）中来推进某种纯粹知识而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些知识的方式和权利的僭妄相对立。所以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的独断处理方式。”4
根据这两段分析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在康德思维中，独断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具有这样一些属性与特点的东西：
1.它属于主观武断而又极端僭妄的思维方式。它极端地夸大理性认识能力，以为仅凭思维能力在空幻中运转，就可以创造一切，却从不接受经验现象、自然事物对它们的限制与验证。
2.它仅凭概念推衍法也就是概念分析法，从一个概念分析出另一个概念来获得知识，因而它崇信普通逻辑“不矛盾律”，只要在概念之内或概念之间不自相矛盾或相互矛盾，那这种概念本身就是正确的。
3.它奉行“非此即彼”二分法思想方法论。思想方法本身绝对地机械化教条化，要么是A，要么不是A，坚持僵硬化思维，绝对地排斥异见。
4.由于各自坚执僵硬化思维，绝对地坚持己见，因而必然导致哲学界内各个学派之间一场又一场混战，把整个哲学论坛弄得乌烟瘴气，暗黑不见阳光。
从以上四点分析来看，独断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十分突出主体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了，达到了极致极致的地步。它原本是一切旧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巴门尼德、柏拉图创立以来的唯理论学派所唯一奉行的思维方式。它横行于欧洲整个中世纪。至近代初期，它所包含的严重缺陷才日益暴露出来。正是因为它极度地夸大了主体思维的能动性，达到狂妄荒唐的谬误程度，终于把旧形而上学助推到了败亡的境地。
康德对于独断思维方式有精到的了解。他深切地知道，传统形而上学在过去的哲学史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扩展，依靠的就是独断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旧传统形而上学是一个极为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一种极为得当的支撑体。康德同样深切地了解，旧形而上学在近代之所以败落，也正是由于过分玩弄了独断思维游戏之故。所以，康德认为，要进行哲学革命，要批判旧传统形而上学，也就需要批判独断思维方式，铲除纯粹理性僭妄地夸大理性认识能力、无限地夸张主体思维能动性作用所造成的一切恶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说，康德进行哥白尼式革命还要去进一步突出独断思维方式的主体能动性，而不是抛弃它，清除它？
所谓“认识论大革命”论云云最大问题之四，就在于这个理论本身。前面已经讨论到这个理论明显地缩小了“哥白尼式革命”所涉及的范围，从而贬抑了这种革命的实质性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只确认哥白尼式革命仅仅进行认识论大革命，而没有确认它同时并且更主要地进行了存在论方面革命。这实际上也就抹杀了康德进行过这个方面的革命，否定了康德对旧传统形而上学作过全面性、总体性批判。
这种情况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康德是否进行过这方面批判？二、有否必要进行这种批判？关于头一个问题，其实前面讨论康德的哲学基础理论时已多少涉及，明确地指出过，康德二元论哲学就是在批判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派的存在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关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讨论。现在主要来讨论第二个方面问题。
这就有必要认真讨论旧传统形而上学两派在哲学存在论方面的理论观点，它们是否已经完全陈旧不堪，把哲学拖进到败亡的境地？从而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之进行批判，从哲学理论基础方面加以清除彻底？
当时历史已经进入近代中期，西欧大陆正酝酿着和进行着大变动。历史时代要求结束中世纪神权与政权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而旧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唯理论学派，却与历史潮流相反，不仅仍然仿效中世纪僧侣哲学，而且更以一种近代新哲学的形式，打着认识论变革的旗号，进一步论证和宣扬上帝的存在与统治是合理合法的，不可反抗的。而它们所主张的哲学存在论正好构成它们种种做法的最大理论支柱。
在存在的本原问题上，唯理论自出现以来，就一直主张存在是观念的存在，理念的存在。到近代时期，它们的某些说法虽然略有所改变，但根本观点并没有丝毫松动。
在西欧近代大变动时期，哲学界也跟着动荡不安，各种不同观点激烈争论。笛卡尔自称不满意于这种情势，但对此却希望于在安静不受干扰的环境中去进行哲学沉思。他写出了《第一哲学沉思录》，宣称要对全部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显然，这种“清算”涉及哲学的全部范围。因为他宣称对于世间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存在着的东西，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哪怕是可以找得到一点点可疑的东西也要予以抛弃。显然，这种看法就不仅仅牵涉到认识论的问题，也涉及存在论方面问题，牵涉存在物是否确实存在，存在着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会存在的。
笛卡尔的独自“沉思”得到“一种方法”“一条总则”的伟大成果。
所谓“一种方法”，这即怀疑一切的方法。它要对哲学的全部见解下手，拆掉它们的基础，让哲学大厦的其余部分倒塌。笛卡尔说：
“直到现在，它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觉是人的；为了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绝不完全加以信任。”5
笛卡尔举例说，有些东西远看小得很，近看却大得很。这就是感官对人的欺骗。笛卡尔认为，感官所造成的假象使他对通过感官而认识的客观外在的物质性存在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不相信感觉到的事物的真实存在。很明显，笛卡尔在这方面是以偏概全。固然感觉绝对论是错误的，感官在一些方面的确会造成不少的假象，但这只是个别偶然的现象，这与人身的生理结构与活动范围的局限性、狭隘性有密切的关联，但是，从一般存在上来说，人类正常健康的感官普遍地具有共同一致性，能够确切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笛卡尔由怀疑感性直观认识的真实性而得出的一条认识“总则”：“凡是想得清楚、理解明白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他详细地解释说：
“我断定凡是我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事物都不能不是真的，虽然我不再去想我是根据什么理由把一切事物断定为真实的，只要我记得我是把它清楚、分明地理解了，就不能给我提出任何相反的理由使我再去怀疑它，这样我对这个事物就有了一种真实可靠的知识，这个知识也就推广到我记得以前曾经证明过的其他一切事物，比如推广到几何学的真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上去。”6
这是把人的思想认识、主观思维绝对真理化的一条“总则”。这同样是“主观性就是真理”的一条真理标准。这条标准比柏拉图的逻辑标准在主观绝对化道路上走得更远更远。它连逻辑的标准也抛弃了。只要想得清楚，想得明白的就是真理。这就为一切荒唐谬误、虚构幻灭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真实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在对这个标准的倚持下，笛卡尔从怀疑一切走到否定一切，先是假意承认物质性东西的存在，然后是完全加以否定。他说：
“虽然如此，我以前当作非常可靠、非常明显而接受和承认下来的东西，后来我又都认为是可疑的，不可靠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是天、地、星辰，以及凡是我通过我的感官所感到的其他东西。可是，我在这些东西里边曾领会得清楚、明白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别的，无非是哪些东西在我心里呈现的观念或思维。”
“如果再仔细地考虑它们，如果我像昨天考察蜡的观念那样考察它们，我认为在那里只有很少的东西是我领会得清清楚楚的，比如大小或长、宽、厚的广延；用这种广延的这几个词和界限形成起来的形状；不同形状形成起来的各个物体之间所保持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运动或变化；还可以加上实体，时间和数目。至于别的东西，就像光、颜色、声音、气候、味道、热、冷以及落于触觉的其他一些性质，它们在我的思维里边是那么模糊不清以致我简直不知道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仅仅是一些假象，也就是说，不知道我对于性质所领会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实在的东西的观念呢，还是这些观念给我表象的只是一些幻想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存在的东西。”7
笛卡尔的真理准则使他得以否定物质性东西的存在，从而也就否定了物质是实体，否认物质是存在的本原，进而也就可以大胆地确认思想观念是唯一的存在，上帝是存在的最高本原。
“因而只剩下上帝的观念了，在这个观念里边，必须考虑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来源于我自己的。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人的东西、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定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来说的，这些优点是这样大，这样卓越，以致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观念能够单独地来源于我。因此，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得出上帝存在这一结论；因为，虽然实体的理念之在我心里就是由于我是一个实体，不过我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而我不能有一个无限的观念，假如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无限的实体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的话。”8
这样，上帝这个观念变成了存在的最高最后、绝对无限的本原，从而也就比古希腊柏拉图主义、中世纪一切僧侣哲学大大地进了一步，从存在论哲学上做出了更深一层的新颖论证，把物质存在本原论完全变成了上帝存在本原论。
至于莱布尼茨学派自称与笛卡尔学派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莱布尼茨提出“理由充足律”以及“前定和谐论”之类的东西，并没有比笛卡尔哲学显得更确实可靠，不过，只是起了一些拾遗补缺的作用而已。
莱布尼茨提出一个所谓“实体”的新概念，企图以此作为论据进行新的论证。他认为，“一切真正是实体的东西只能是主动的。”但是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和智慧产生出来进行活动的因而够不上“实体”的称号。只有上帝是绝对主动的，真正称得上是实体。在莱布尼茨看来，一切运动变化只是一种现象，运动所归属的物体并不是实体。他说：
“我只是给物体一种实体和活动的影像，因为那由各个部分符合的东西确切说来是一个羊群一样不能被当作一个实体的；但我们可以说其中有某种实体性的东西，那使之成为一个东西的统一性是来自思想的。”
可见，莱布尼茨的说法在细微之处同笛卡尔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这即同样要否定存在的本原是物质实体，同样要为上帝存在本原论寻求新的阐释与论证。不过莱布尼茨做得更加露骨，更加不作掩饰而已。而笛卡尔倒比较收敛，他的某些说法倒可以推论出对上帝大不敬。
在那个历史时代，唯理论越是要用一些新的词语、新的概念为上帝存在论辩护就越显露出它的陈旧腐朽性，就越是表明它的哲学存在论与当时现实的诉求背道而驰。这就确定了“哥白尼式革命”主要是一场“存在论大革命”。这里所以要另加上“主要”两个字，那是因为只有首先在哲学存在论方面进行了“大革命”，在存在本原问题上有了根本性解决之后才能谈得到认识论上的“大革命”，因为认识是随存在而转移的。否则，那就是主次颠倒，在主观观念性上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