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2.1 理论基础

2.1.1 贫困理论

贫困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问题。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一个绝对贫困的概念，主要是指收入贫困，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水平低，或者福利水平低于可接受水平。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指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用来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最低需求，这种最低需求包括食物、衣物、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即收入贫困（Macpherson & Silburn, 1998；冯贺霞等，2015；张昭等，2016）。在此基础上，学者对贫困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它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虽然能够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不足以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准，仅能维持最低生存要求的状况（Townsen, 1962、1979）。随着学者们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贫困的内涵从狭义的收入贫困逐渐转向广义的贫困，收入只能反映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能充分反映其他维度的贫困（Fisher, 1992）。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贫困定义为生产资料的贫困、生活条件的贫困以及精神贫困三个方面，即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发展经济学理论从“能力”的角度出发，认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即能力贫困（Sen, 1983；岳映平、贺立龙，2016；段世江、石春玲，2005；方黎明、张秀兰，2007）。社会学理论从相对贫困理论出发将贫困视为一种社会排斥现象，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被排斥在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之外，即权利贫困（Vizard, 2011；马新文，2008；汤夺先、王增武，2011）。心理学理论表明贫困是依赖福利、怠于工作的状态，及形成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自卑感和无助感，即心理贫困（Lewis, 1959；丁凤琴、王勇慧，2011）。由此可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贫困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以下将系统梳理与贫困相关的主要理论。

2.1.1.1 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初的诞生到后来的成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贫困理论的年代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代，当时的工人阶级在从事大量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仅能领到微薄的工资，而马克思本人也往往都是经济债务问题缠身，一生几乎都在贫困中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经验观察和亲身的实地调研，对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探索，而这一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也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起点。随着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严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凸显，恩格斯认为对这种对抗的解释应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是最早从制度层次上揭示贫困产生根源的理论，其贫困理论的逻辑路线起点是异化劳动转入雇佣劳动，这一思想写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从哲学思辨的视角切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贫困问题，针对当时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重点从劳动异化角度/方面论述了贫困的产生。他认为，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因为“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阶级仅仅分到了劳动所得，而资本家将产业收益的绝大部分占为己有，随着资本家财富的累积，工人的贫困也在累积，最终导致“劳动作为异己的东西和工人对立”，资本家越是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引起工人超负荷劳动，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越是失业、越是陷入贫困，这必将导致“工人持续不变的贫困”。在马克思的观点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来自劳动的异化，也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从上述阐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中的“底本批判”原则植入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分析之中，认为异化劳动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工人劳动越多反而越贫困。如果说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贫困问题的看法还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和思考，那么在以后对贫困理论的探讨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解释已经完全立足于自己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马克思在1846年批判普鲁东，提出“私有财产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这一论断时，指出只要改变一下工人的收入水平就可以改善工人的贫困状况这种看法是在故意模糊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根源，事实上，只有将争取工资的斗争上升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由此，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贫困彻底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起来，将在资本主义下对贫困问题的分析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沿着前期确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在《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贫困产生的根源，认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仅仅获得一定报酬，而在获得的报酬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而恰恰是这些被资本家剥夺走的部分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同时，伴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增长速度会快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最终会导致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需求相对降低，由此带来的相对资本增值所需要额过剩人口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差，这是在资本积累发展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对此总结道：“正是这一规律确立了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之间必然相适应的关系，因此，在一级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立的一级，即在生产资本本身的阶级方面，是贫穷、劳动折磨……的积累。”至此，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并基本定型。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的角度，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本质以及发展趋势，并且也指出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贫困的根本处理在于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工人的贫困化，并且其贫困理论没有具体涉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问题，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面临的贫困问题。但马克思关于消除贫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思想对于我国在转轨经济中如何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2.1.1.2 能力贫困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的贫困突出的是个人或家庭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强调收入对贫困治理的重要性。其后，以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k Sen）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则通过将自由、民主、发展引入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贫困理论，改变了传统贫困理论的基本内涵。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只是一种表象，贫困背后的实质是个人能力的不足和社会权利的剥夺。能力是获得收入的重要手段，如果个体拥有了能力就拥有了发展和致富的机会，使个人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增大，从而降低贫困的概率；反之，没有这种可行能力或者这种能力被剥夺就会丧失发展和致富的机会，从而导致贫困，而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都是能够提高个人摆脱贫困能力的重要因素，疾病、人力资本的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缺失、社会歧视等都可能会造成个人收入能力丧失。因此，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丧失，更确切地说是“可行能力”丧失的状态。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这种可行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即能够使得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可行能力，个体可以实现有价值的功能，它标志着个体想要做的事情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Sen, 1992、1999）。只有提高可行能力，个体才能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

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体能力来避免或脱离贫困，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这些现象仅仅是贫困的表象，而导致贫困的内在根本原因是个体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的低下与短缺。森认为有五种基本的工具性自由可以来帮助个体更加自由地选择有价值的生活并提高可行能力，这五种工具性自由分别为政治自由、经济条件自由、社会机会自由、透明性保证自由和防护性保障自由。由此可见，可行能力要受到个体自由空间的限制。个体的自由空间会受到外部和内部条件的限制。外部条件限制具体表现为个体所处的制度、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些外部条件会对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内部条件限制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决策和行动。外部和内部条件限制会不断修正个体的自由空间以及相应的行动。当外部和内部条件限制越来越强烈时，个体的自由空间就会缩小，可行能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能力贫困（Sen, 1993）。

由能力贫困理论可知，机会的缺失、疾病、糟糕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等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并陷入贫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用这一理论审视我国贫困人口的特征，开发式扶贫为何难以奏效就不难理解了。开发式扶贫政策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被扶贫人群有能力、有机会从扶贫项目中受益，这就要求贫困人群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积累以及劳动能力，能够很好地利用扶贫项目实现收入的稳步增长从而脱贫，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贫困现状和形势下，这些前提性假设基本无法满足（方黎明、张秀兰，2007）。能力贫困理论的核心意义是必须考察个体在实现自我价值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能力的扩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的提高，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因此，消除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提高个人的能力，而并非单纯依靠政府的干预。

能力贫困理论的提出，拓展了传统贫困的内涵，其创造性地从能力的视角来考察分析贫困的本质，深化了人们对贫困的根本性质以及导致贫困产生的深层原因的理解，这一理论为研究贫困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并且对其后学者和政府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贫困识别方法的改善上。但实际上，阿玛蒂亚·森（1976）本人最初对贫困的测度也只是针对收入水平而定的，他认为贫困的测度需要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贫困人口的识别；其二是将贫困人口的总体特征聚合成一个用于测量贫困程度的综合指标。通过收入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即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条件下，根据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来设定贫困线，如果个体的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那么他将被界定为贫困人口。对于聚合问题，阿玛蒂亚·森（1976）批评了两个相对粗糙的贫困指标，即贫困发生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和收入缺口比率（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比率）。他认为这两个贫困指标不能满足贫困指数两个合意的特征——单调性，即任何一个穷人收入的减少应导致总贫困水平上升和传递性，即如果穷人发生净转移支出则会导致总贫困程度增强。贫困发生率显然不满足贫困指数两个合意的特征，而收入缺口比率也违反了传递性。接下来，阿玛蒂亚·森（197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组定理，并构造了Sen贫困指数来说明如何设计更加令人满意的贫困测量标准。但是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发展到后来，大量的学者包括他本人在内在Sen贫困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综合度量贫困的指数（Sen, 1985、1992; Takayama, 1979; Blackorby & Donaldson, 1980; Kakwani, 1980; Clark et al., 1981; Chakravarty, 1997; Foster et al., 1984; Thon, 1983; Shorrocks, 1995；陆康强，2007；陈立中，2008；江娟丽，2013；洪兴建，2005）。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贫困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问题，它是一个多维概念，同时囊括了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为此，学术界对贫困的识别和度量也开始从单维的收入角度转向多维的福利角度，同时，世界各国改变了原先单一的贫困测量方法，开始利用包含非货币因素的综合性指标来测量贫困，比如人的年龄、性别和社会角色、居住环境等。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6年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由三个指标构成的能力贫困指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基本生存能力、健康生育能力、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的能力，用来衡量个体能力缺失的程度。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框架下对能力贫困指数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 HPI），从体面的生活标准、教育普及率和预期寿命等三个维度来反映人类生活标准的剥夺。可以看出，能力贫困理论对贫困的理解和分析视角是人类对贫困认识的一个质的飞越。

2.1.1.3 社会排斥理论

在提出能力贫困理论时，阿玛蒂亚·森专门提到个体可行能力的丧失可能是被社会剥削或排斥的后果。“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由法国的拉诺尔（Ren Lenoir）提出，用来特指法国当时不受社会保护的受排斥者所处的边缘化的贫弱境地。这种贫弱的状态已不同于传统的贫困概念，它包含了因日益增长的长期失业造成的个体与社会纽带的断裂（Silver, 1995）。这一概念在后来的传播和应用过程中，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新的定义，即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权利的未能实现，是对公民政治和社会诸项权利的否定。而这种社会权利的未能实现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来自国家、社会组织或社会利益集团等发动者的推动作用，致使个人或某个群体无法公平地享受到应享有的公民权益，导致他们的能力被削弱以及相应的机会丧失（皮埃尔，1997）。英国政府把社会排斥描述为“当个体或地区暂时处于失业状态、劳动技能低、收入低、住房简陋、犯罪率高、卫生条件差、离婚率较高时，就称为存在社会排斥”（王小林等，2009）。因此，从社会排斥理论角度考察贫困问题，实际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贫困，这一方面也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而其中阿玛蒂亚·森是从社会排斥角度研究贫困问题的代表学者之一。

实际上，阿玛蒂亚·森关于贫困的研究是一个双重的视角，除了前文提到的考察个体能力本身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其研究还包括考察权利对贫困的影响，而这种权利会最终导致贫困者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所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变量。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从“权利体系”这一基本方法出发对饥荒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剖析，深入考察分析了有关饥饿的一般原因和饥荒的具体原因。阿玛蒂亚·森通过对孟加拉大饥荒、埃塞俄比亚饥荒、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饥荒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些人会因为食物不够而挨饿？为什么是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控制了现有的粮食？阿玛蒂亚·森从权利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当个人免于饥荒的权利被剥夺后，即使粮食丰足，也有可能陷入饥荒的危机之中，因此要理解饥荒和贫困，就应当将二者放在权利体系中进行分析，权利体系下的饥荒是未被赋予取得足够食物权利的结果，“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阿玛蒂亚·森，2001）。最终通过在具体层面上分析了一般贫困与权利体现的联系，得出了“交换权利失败”是导致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去认识食物占用的实质。因此，要消除贫困首先要消除不平等，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贫困者的生存权利被剥夺了。

权利的剥夺实际上就是个人或群体被排斥在某些社会权利或者社会关系之外，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被排除在某些社会权利之外还可能导致其他权利的被剥夺，从而进一步限制贫困人群的生活机会以及其他方面的剥削，其他方面可以从政治维度、社会生活维度、福利制度维度、文化维度这四个维度来考虑。首先是政治维度，贫困人口的政治权利相对来说被社会排斥的程度更大，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更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始终处于被动的和弱势的地位，这意味着贫困人群难以通过参与和影响国家分配决策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其次是社会生活维度，社会生活包含很多方面，也可以具体到某个细分贫困人口不同的社会排斥方面上，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等方面，比如妇女往往要承担的家庭重担更大，从对外务工和就业的角度对其产生社会排斥。再次是福利制度维度，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可能会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最后是文化维度，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排斥上，可能由于地理位置、资金等原因，贫困人群无法享受教育资源，或者享受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无法达到社会平均水平，这将直接造成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在发展机会起点上的机会不平等。这五个维度互相强化、不断累积，再结合历史因素、自然因素、个体因素等因素的合力影响，加强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

2.1.1.4 多维贫困理论

多维贫困理论（Multidimensional Poverty）是贫困研究领域内应用非常广泛和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导作用的重要理论，多维贫困的概念也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的一个概念。从前文对一些贫困理论的介绍可知，一般的贫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绝对贫困是指个体或家庭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其基本生存的需要；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而言，个体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不能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全部资源；社会排斥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断裂。从贫困概念的发展可以发现，衡量贫困的标准已经越来越超出收入这样的货币或者经济标准，从多个维度定义和识别贫困，越来越成为反贫困所必须依据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多维贫困的概念是伴随着贫困理论的不断研究和发展被逐渐提出来的。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源头应该追溯到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该理论把将“可行能力”的理念引入贫困理论的分析，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贫困是对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除了收入低下，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从而影响到真实的贫困（王小林等，2009）。一方面，这些功能或能力的丧失是贫困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些能力的本身状态就是贫困的表现。因此，在判断个人或家庭是否贫困，不能仅仅从收入这种货币性的单一维度指标进行判断，而是要考虑其他多维的因素对贫困的影响或者说贫困的多维表现。虽然，福利经济学家们早已认识到贫困和福利问题远非以货币表示的经济指标能够轻松描述并解决，但较早明确提出从多维角度来认识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者则是阿玛蒂亚·森，其“可行能力”理论被公认为是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的视角下，收入匮乏作为一系列“可行能力”的一种，职能作为衡量个人或家庭贫困与否的指标之一，而要正确衡量个体或家庭的贫困程度，就必须从多个功能性维度来考虑个体或家庭被剥夺的状况，构建多维贫困测度指数。

长期以来，受制于数据搜集和人们对贫困概念认识等方面的限制，人们习惯于用收入、消费或其他货币尺度来测度贫困。事实上，贫困是一种复杂而综合的社会现象。在阿玛蒂亚·森等其他学者发展了多维贫困理论后，对贫困的界定、测度和治理等研究开始超越单一的收入或消费等维度，而是扩展到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学术界和各国的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如世界银行认为，贫困是人们想逃避的一种生存状态，贫困意味着饥饿、缺医少药、失业、无上学机会以及权利和自由的丧失。可见，贫困意味着福利的丢失。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除收入外，还包括许多非货币的维度，如教育、健康、住房以及公共物品的获得等。有较高的收入并不一定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或其他公共物品。这样，如果仅从收入维度测量贫困，可能导致那些教育、健康或其他相关维度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得不到及时救助，并且，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货币贫困具有可逆性，而非货币贫困通常表现出不可逆的特征。例如，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少年，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可能终生丧失劳动能力；同样，一个处于辍学边缘的儿童，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教育救助，也会失去未来创造收入的能力，从而陷入长期贫困之中。因此，采用多维度的方法测度贫困，不仅可以拓宽和加深人们对贫困的认识，还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瞄准率更高、效果更好的分类救助措施。

对于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正在开发或是已经开发了国家多维贫困指数。如前文所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 1996、1997）先后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基于能力角度发布了能力贫困指数和人类贫困指数，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正式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目前，从多维的角度研究贫困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Alkire & Foster, 2011; Lustig, 2011; Ravallion, 2011; Ferreira, 2011; Alkire & Seth, 2015; Bader et al., 2016; Feeny & McDonald, 2016；王小林、Alkire, 2009；高艳云，2012；郭建宇、吴国宝，2012；张全红、周强，2015；杨龙、汪三贵，2015；郭熙保、周强，2016）。其中，如何从多维的角度来综合度量贫困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考虑到每个国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法律和制度关注重点不同，国家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指标构成也应该不一样。如墨西哥在制订多维贫困指数时，考虑到墨西哥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并且政府制订了公民法案来保证公民社会权益，所以墨西哥的多维贫困指数中就更加强调了社会权利。而对于我国来说，收入贫困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果要构造一个多维贫困国家指数，仍然需要将收入贫困放在比较重要的方面，特别是政府制订的产业扶贫政策等，其主要目的还是要瞄准就业、增加收入，在此基础上再同时考虑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其他维度，才可以构建适合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

国际上对多维贫困指数的构建有多种方法，如模糊集法（Cheli, 1995）、公理化法（Bourguignon et al., 2003）、投入产出效率法（Ramos et al., 2005）、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 et al., 2009）以及得到广泛使用的“双界线”法（Alkire & Foster, 2010）。国内学者对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起步稍晚，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多维贫困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主要借助主流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中国的实际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陈立中，2008；王小林、Alkire, 2009；胡鞍钢，2010；邹薇等，2011；高艳云，2012、2013；郭建宇、吴国宝，2012；张全红、周强，2014；王春超等，2014；高帅等，2016）。他们通常是在A-F框架的基础上选取收入、健康、教育、生活标准等维度并采用等权重法来测度多维贫困程度，或者借鉴MPI指数并加以改进来测度多维度贫困程度。如王小林和Alkire（2009）采用Alkire-Foster（2008）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算了我国的多维贫困状况。又如邹薇和方迎风利用CHNS数据，从“能力”方法的视角，采用指标和维度等权重两种方法，对国内多维贫困做了比较分析。第二类是将多维贫困测算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如王艳慧（2013）采用A-F法对“县级-村级”的多维贫困测算，同时运用空间插值处理法系统分析了区域多维贫困状况的空间分布格局。另外，刘艳华等（2015）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县域尺度的贫困进行了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第三类是研究特定地域农户的多维贫困（郭建宇等，2012；石智雷，2013；刘小鹏等，2014；刘伟、黎洁，2014；杨龙，2014；崔治文等，2015）。例如，郭建宇等用调研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进行了研究；刘小鹏等构建了适用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的贫困测度体系。

首先，虽然相较于传统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更能准确把握贫困的本质和内涵，但是用于测量多维贫困指数本身却包含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学术界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各维度的权重选取方法依然存在缺陷，如等权重法暗含了各维度对多维贫困同等程度重要。此外，Decancq和Lugo（2013）总结了三种确定权重的方法：数据驱动法（Data Driven Approach）、规范法（Normative Approach）和混合法（Hybrid Approach），这几种方法也各有利弊。因此，如何合理评价指标权重是科学衡量多维贫困的关键问题。其次，现有研究对多维贫困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收入、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这些维度。贫困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多维性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刻画贫困，将维度仅仅限制在以上几个维度，仍然有违多维贫困的核心思想。无论怎样，对于多维贫困测量中各个维度指标选取以及权重确定的研究将对推进贫困理论的研究、改善现实中扶贫工作的有效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1.1.5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在他的著作《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纳克斯首次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从国家层面的角度出发，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并提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贫困的原因，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系列恶性循环造成的，而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缺乏以及资本形成不足。他分别从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两个方面来阐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恶性循环的过程。首先，从资本供给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资本形成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较低，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很少有闲钱用于储蓄，这样导致储蓄率低、储蓄能力低，资本难以形成，发生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导致整个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不足难以扩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而较低的生产率将导致产出较少，低产出又导致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周而复始，从而形成“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难→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的恶性循环。其次，从资本需求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一个资本形成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低收入意味着较低的购买力和较低的消费能力，导致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不畅，因而人们对生产缺乏信心，即投资引诱不足导致投资相对减少，进而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又将导致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生产的低效率不可避免会带来较低的产出以及形成较低的收入水平，又形成另一个“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的恶性循环（纳克斯，1966）。整个循环过程如图2-1所示。

纳克斯这里所说的资本，既是指物质资本，也包含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现代社会里从来就是高度相关的；物质资本是金融资本的外在实物形态，金融资本则是物质资本的内在货币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金融资本将逐步主导物质资本的形成（董积生、杨学锋，200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核心：资本的缺乏是导致一国难以走出贫困的重要原因，从供给和需求方面形成的资本不足的两个恶性循环相互影响，将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要反映的不是人均收入的降低这一贫困现象，而是要强调由于缺乏资本的形成从而导致人均收入很难得到提高。因此，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只有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才能摆脱贫困。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经济发展计划的重心转移到资本的形成上来，伴随着大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启动，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并未真正成功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因此提高，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吕晨光，2013）。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结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他们把环境恶化看作是阻碍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然后根据传统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得出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最终将导致国民收入很难得到提高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地以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换取社会财富的积累，进而达到国民经济福利提高的目标，终究会因为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而使发展受到限制，而且单从这一个因果关系来论证环境与贫困的关系，难免略显片面（吕晨光，2013）。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同时考虑环境的日益恶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理性地分析环境与贫困的内在联系（Barbier, 1999），这为贫困的恶性循环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2.1.1.6 贫困陷阱理论

贫困陷阱理论（Poverty Trap）实际上与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贫困陷阱理论是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纳尔逊在1956年发表的《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用数学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增长，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考察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照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该理论把贫困看作是一种自我维系的循环过程，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比较相似，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因此，要想跳出这个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

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是在1957年提出的，该理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的贫困化问题，他认为社会、经济和制度现象具有内在依赖性，而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多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它们既是产生贫困问题的原因，也会影响贫困的程度，会呈现出“循环积累”的发展态势。因此，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改革方面涉及人口政策、教育改革等各方面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无论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比较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以获得维持自身健康的必要营养，身体素质低下；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的缺乏也使他们教育水平低下，在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下人们的生产水平难以提高，就业困难，这又必然会导致低收入的出现，由此而陷入新一轮的贫困循环。

从上述三种理论可以看出，纳克斯和纳尔逊的理论都把持续性贫困归咎于经济欠发展，强调贫困的存在是因为资本投资的缺乏，过分强调储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则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全面分析产生贫困的原因。如果说资本形成不足是导致贫困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如果资本和技术都是自由流通的，政策和市场都是有效的，根本就不会有贫困国家的存在，至少不会有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的存在，但事实上，对于贫困国来说，即便在没有体制弊端的国家，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显然不能将投资匮乏、体制弊端归结为贫困的根源（习明明、郭熙保，2012）。

大量的学者对贫困的动态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致力于解释为何某些家庭能够逃离贫困，而另一些家庭则落入贫困陷阱（Hulme et al., 2001；方迎风等，2015；王弟海，2012；张锦华，2007；邹薇、方迎风，2012）。实际上贫困陷阱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经历过贫困的个体更加容易再度陷入贫困（Thomas & Gaspart, 2014；何龙斌，2016；习明明、郭熙保，2012）。首先，某些家庭内在特征可能会使得他们更容易招致贫困，这种机制被称为“个体异质性机制”（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Mechanism）。例如，有限的社会关系网络、过重的养老负担和较低的教育水平等家庭内在特征都更有可能导致贫困。一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例如主观贴现因子、风险偏好或者生产能力等都在致贫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家庭内在特征不随时间而改变，那么由这些内在特征引致的贫困也将具有持久性。其次，当前的贫困对未来的贫困有真实的因果影响，这种机制被称为状态依赖性机制（State Dependence Mechanism）。当前贫困状态会增加个体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当陷入贫困时，贫穷的家庭经常被迫变卖生产性资产来维持合理的消费水平，从而恶化未来的收入前景（Barrett et al., 2006）。贫困也会导致动力丧失、社会排斥或者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又会降低未来收入的潜力，使得整个家庭更有可能再度陷入贫困。此外，贫困还有可能会激励个体规避风险的行为，从而降低个体获得长期收益的能力（Barrett et al., 2006; Gondard-Delcroix, 2009; Gubert & Robilliard, 2008；叶初升等，2012；王亮亮、杨意蕾，2015）。Bowles et al.（2006）将贫困陷阱理论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Critical Threshold），这种形成机制表明只有当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投资超过特定的门槛或临界值之后，传统的经济理论才能发挥作用，个体的门槛值或者临界值通常依赖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第二类是制度失灵（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导致的贫困陷阱，权力、财富、公共产品分配不公，以及产权保护的缺失等都有可能导致个体长期落入贫困陷阱；第三类是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群体中某个人的决策可能会影响或者扭曲其他人的决策，这种扭曲相互作用，最终可能影响整个群体的决策，产生同龄人效应（Peer Group Effect）与角色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

2.1.1.7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

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是从“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而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一个在西方具有较大影响的贫困理论流派，最早见于20世纪60年代，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父母将自己贫困的出身、地位、权利、资源等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境遇的现象，这是一种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的恶性遗传链。关于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和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穷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代代相传。简单来说，贫困代际传递就是贫困状态在代际间的传承和复制，贫困的代际传递不仅是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也是造成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是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在一个封闭型的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获得的受教育水平和努力程度，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在一个开放型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后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社会学中的代际流动理论认为，贫困的世代相传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中代与代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在一个社会流动率较高的开放型社会中，个人有较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穷人及其子女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摆脱贫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反之，在一个流动率较低的相对封闭型社会中，穷人的子女也成为穷人的可能性则大得多（Blau & Duncan, 1967）。

另外，从国家层面解释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就回到了前文介绍的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即产生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的原因是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使一国贫穷，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而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其结果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这是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刘易斯在1959年所著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并从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层面对其做了系统研究。他在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比较研究中，发现社会文化是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社会文化方面是相互隔离的。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穷人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如贫民窟中会形成特有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形成特殊的生活方式（如赌博、举债度日等）和行为方式（如自我控制力较弱、自暴自弃等）。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的后代产生影响。贫困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封闭的状态下不断复制着贫困。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引起贫困的价值观和态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仰和行为方式，以及对权威的不信任。当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他们难以进入社会的主流。贫困文化既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又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这种完全将贫困归因于有缺陷的亚文化价值体系的观点，忽视了造成贫困的社会结构力量的持续影响，已经开始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

英、美等国的一些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芬兰、美国等国家社会底层阶级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反贫困战略和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李晓明，2006）。而这种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已经开始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王瑾，2008）。从现有文献来看，绝大多数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都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且主要以美国为主。大量的研究表明，与富裕家庭的子女比较而言，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等方面都要相对弱势（Mayer, 2002; Blanden & Gregg, 2004; Currie et al., 2007），而上述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其未来的收入，并使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相比较而言，由于缺乏一个较大规模的纵向家庭调查数据，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非常有限，其中涉及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已有国内相关文献基本大多都以理论性分析为主（李晓明，2006；肖东平，2008；甘露，2010；韩春，2010）。

2.1.1.8 贫困脆弱性理论

贫困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随机的现象，即当前的贫困不等于未来贫困，同样，当前不贫困的家庭不等于未来不会贫困，可能在未来会因遭受重大冲击而陷入贫困。根据当前贫困状况无法识别未来存在贫困风险的家庭，据此制定的扶贫政策只能是亡羊补牢，不具有前瞻性，无法在贫困发生之前阻止贫困。因此，随着对贫困研究的深入，贫困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被提出，脆弱性是指未来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是对贫困的事前测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一概念是由世界银行在200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并迅速发展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一个研究热点。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贫困既包括没有能力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物质上的缺乏，也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其中，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是指家庭或者个人当前面临的在将来遭遇各种可能导致贫困的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从不贫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以及继续维持贫困状态。如果仅仅将我们的视野局限在传统的“贫困问题”上，那么研究对象针对的是所有那些生活和福利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个人或家庭；如果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贫困脆弱性问题”上，那么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但在未来应对冲击以后福利状况恶化并会很大概率陷入贫困的家庭，也应该涵盖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贫困脆弱性家庭或个人的统计比例会高于传统贫困家庭比例（Haughton & Khandker, 2009）。相比之下，贫困脆弱性概念不是事后的确定性的统计分析，而是一种事前的预判和测量，政府可以预先对发生贫困概率较高的家庭给予帮助，防患于未然，因而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各国学者广泛深入的研究。

贫困的脆弱性产生于贫困人口对多种来源的冲击缺乏应对能力，比如，严重的自然灾害会导致农作物的收成下降，对以农作物交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将造成极大的冲击，大大提高了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再比如，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无法工作为家庭提供收入，同样也很可能让原先不贫困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境地。实际上，导致家庭陷入贫困的冲击是很多的，包括自然灾害、环境因素、个人的健康与教育、家庭因素、制度和政策等权益性因素、社会福利因素以及经济因素等（Dercon & Krishnan, 2000; Chaudhuri, 2003; Adger, 2006），而从发生机制上来看，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以及经济危机的冲击（檀学文、李成贵，2010）。随着贫困研究以及减贫工作的不断深入，贫困和减贫战略的维度大为拓展：不仅包括物质和健康的缺乏，也包括各种内部、外部条件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而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的定义对于减贫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指导意义，贫困和减贫战略的维度进一步得以拓展：不仅包括当前，也包括可预见的未来。将脆弱性纳入减贫战略，不但有助于降低未来继续贫困的概率，同时也将有助于降低已脱贫人口或原非贫困人口返回贫困的概率，增强减贫的稳定性，有望引领政府减贫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将贫困脆弱性理论纳入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内，会发现标准的贫困指数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的。贫困是监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标准的贫困指数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静态地度量了家庭的福利水平却没有将家庭的未来福利或与未来福利相关的风险考虑进去，因此，依据一种事后测度制定的反贫困政策是有局限的。从贫困脆弱性理论出发可以克服贫困在测度未来个人或家庭陷入贫困上概率的不足。比如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2005）的报告指出，尽管拉丁美洲的慢性贫困问题很严重，但暂时性贫困问题比慢性贫困问题还要更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波动性较大且缺乏对劳动者权益的足够保护，处于就业中的个体面临的失业风险很大，导致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有限；同时，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也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健康卫生问题难以得到保障，同样也暴露在风险之下，即使平均收入没有落入贫困线以下的个人或家庭，其贫困脆弱性程度依然较高，导致一些家庭不得不增加借贷或变卖资产来维持生存。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贫困脆弱性的文献分别提出了三种测度贫困脆弱性的理论方法：期望效用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 VEU），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风险暴露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 VER）。

期望效用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 VEU）的测量方法是由Ligon和Schechter（2003）提出，他们选取了包含风险偏好因素的效用函数作为对福利的测度，再通过计算贫困线水平的期望效用、期望消费的效用、消费效用的期望等变量，将贫困脆弱性拆分为贫困和风险的组合，并进一步将风险拆分为加总风险、特殊风险、不能被解释的风险和测量误差。该方法需要计算出贫困线所代表的效用水平与人们消费的期望效用水平之差，若家庭消费的期望效用水平位于贫困线效用水平之上，则不存在贫困脆弱的问题；若家庭的期望消费效用水平低于贫困线所代表的期望效用水平，则家庭此时陷入贫困，二者之差为其脆弱性程度。此后，在这种静态脆弱性测量方法定义之上，学者们加上时间趋势，得到了动态的定义。

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 VEP）是由Pritchett等（2000）、Chaudhuri等（2002, 2003）提出，Klasen和Waibel（2014）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其基本逻辑是，用可观测到的变量和冲击因素对收入进行回归以得到未来收入的表达式，进而假设收入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到未来收入低于某一值（通常是贫困线）的概率，这个概率就被称为脆弱线。由于家庭之间存在异质性，因此需要考虑异方差问题。由于这个方法是在充分考虑了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特征后对未来贫困概率的估计，同时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风险暴露的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 VER）是由Dercon和Keishnan（2000）提出，其基本逻辑是家庭在面临风险时如何选择消费使得其效用最大化。在这一研究框架下，由于家庭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在风险冲击造成家庭福利损失的时候，家庭当期的消费水平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消费水平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家庭暴露在不确定性风险之下的后果，被称为风险暴露的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这种方法没有直接对脆弱性水平进行度量，而是通过反映消费水平对风险冲击下的收入变动水平的敏感程度来反映脆弱性程度，实质上就是用消费变动来反映负向冲击下的福利变动。风险对收入造成的冲击越大，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弱，消费水平下降得也越剧烈。贫困脆弱性预警有助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准确的贫困定位，防患于未然，便于从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开展精准扶贫。我国当前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进行扶贫、减贫，国内外有关贫困脆弱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以上的几种贫困理论主要是围绕着贫困问题本身——贫困的内涵、贫困的原因、贫困的测量——来探讨贫困并提出基本的解决思路，这些经典理论为我国有关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贫困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何有效落实扶贫工作，如何让减贫、脱贫目标真正实现是学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对贫困研究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