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国在世界强国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从来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体系曾含有一个具备如此压倒性实力的国家。随着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世界舞台上的太多地方都覆盖着美国权力的影子，以致很多学者认为它算得上是一个“帝国”了。但是，伴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席卷伊拉克的混乱让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这类观点随之归于沉寂，关于美国权力边界的讨论则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许多分析人士开始比较美国和20世纪初的英国，后者是一个过度扩张的、衰落的、“在过于巨大的命运之球的重压下蹒跚行进”的“疲惫的巨人”。

是什么导致了对美国实力评估的突然转向？大多数观察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就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提及的：“不管用我们能够设想到的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在世界能力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都要大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他的这个陈述放在1991年到2006年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准确的，他所描述的美国的首要地位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那些关于美国经济、军事和技术竞争力的最悲观的预言都能实现。对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在2003年之后实质改变的是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的评估。突然之间，学者们都深刻地感受到物质上的优势并不总是会转化为需要的结果。对许多学者而言，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遭遇的挫折，证明了美国力量受到的约束，这个判断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

在过往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内，大量国际关系的理论知识都被用于说明国际环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行为的。当下，学者们应用每一个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识别那些损害美国首要地位的价值的外部（或者说，体系）约束，这就大大限制了美国可以追求的安全政策的范围。学者们强调国际关系体系中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各种要素：国际制度、动态平衡、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合法性。他们的简单结论预测了未来数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美国力量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会被削弱乃至否定，这是由国际体系长久以来的属性决定的。

这本书的目的是对学者们所强调的外部约束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价，从而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这就需要回答四个问题：美国是否面临着自身力量被其他大国的制衡联盟所抵制的紧迫局面？既然美国受到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它的安全政策是否会更容易受到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在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中，美国是否牢牢地受制于维持良好的整体声誉的需要？美国是否需要通过坚守现有的规则来保持其合法性，从而维护当今的国际制度秩序？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一发现颠覆了解释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有力要素的传统知识。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美国前所未有的力量集中总体上导致长期处于国际关系研究核心位置的“体系属性”失去了约束效力。

鉴于美国的首要地位可能长期存在，这一总体结论对思考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书的终章，我们勾勒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用于处理美国首要地位对国际关系分析所形成的挑战，并明确一个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性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的替代性的大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