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四十年
孙冬虎[1]
摘要：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在最近四十年取得了显著进步，传统的沿革地理继续发展，区域环境变迁、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方兴未艾，《北京历史地图集》的整体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未来需要主动融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适度拓展研究范围，并注意增强研究论著的地理色彩。
关键词：历史地理 北京 四十年 沿革地理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心中油然涌出那句“名词”——天才词家的名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由于应朋友之邀帮忙参与教学，2009年前后，我以1949年为起始，写过《六十年来的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之类的综述，在课堂上介绍相关进展，也登在刊物与文集里以广宣传。尽管学术流变往往并不与政治史的分期合拍，但在需要划定一个年代断限时依旧不能免俗。现在，承蒙《北京史学》主编的美意，对最近四十年来的学科进展略做检讨。局限与肤浅同在，仅供同道批评指正。这里所谓“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是指以当代北京市所辖区域为基本范围或适当兼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探索，与研究者是否身在北京毫无关系。
一 沿革地理的继续发展
早期的历史地理基本上是以历史学方法、依据历史资料研究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在现代地理学迅速发展之前，主要是以考订历代疆域及政区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沿革地理。1934年3月创刊的《禹贡》半月刊，英文刊名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大体可译作“中国地理之沿革”。1935年3月改作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译为“中国历史地理”，但刊发的文章依然是以传统的沿革地理为主，这是学术发展的时代性使然。1950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侯仁之先生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1962年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强调历史地理学应当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倡导重视野外调查与地理学研究手段的运用，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尽管如此，沿革地理毕竟是历史地理学者最起码的看家本领。伴随着历史地理图集编纂、地名普查等大规模活动，北京地区的沿革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1988年版，2013年修订版称“政区城市卷”），实际上就是沿革地理成果的集中展示，卷末的后记还指出了暂时不能解决的若干问题，涉及政区沿革过程、治所迁移、名地关系等方面。尹钧科先生的《北京历代建置沿革》（1994）与《北京建置沿革史》（2008），成为这个领域的基本文献。但是，北京政区沿革与地名古今定位的疑难仍然不少，历史上政权频繁变动时期的问题尤其复杂，还需要后来者继续探索。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政区变迁的影响因素，揭示政区演变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联，将有助于区域历史政治地理的逐步完善。
二 空前巨制《北京历史地图集》
《北京历史地图集》三卷本在2017年5月问世（2013年9月试印），无疑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按照一般事理推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同类作品出现。如果再谨慎一点的话，这部图集未来何时能够修订恐怕也难以估计。
正如图集前言所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出版，标志着侯仁之先生所设计的《北京历史地图集》整体研究计划的完成。”[2]这部图集由政区城市卷、文化生态卷、人文社会卷构成，前两卷分别是在1988年版第一集、1997年版第二集基础上的修订增扩，人文社会卷是全新的创编。关于这部图集的编纂过程与个中艰辛，已有图集前言、后记以及参加者见诸报端的介绍，其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则有同行专家的评价在。
这样一部空前巨制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65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重要意见：能否以绘制不同时代地图的办法表现北京城市和郊区的前后变迁。[3]即使从1979年召开图集编纂筹备会开始到2017年三卷本真正面世，其间也已历38年之久。政府、高校、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的勠力同心，无疑是完成图集的重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方的力量正是由于侯仁之先生的社会地位、学术声望与人格魅力才凝聚起来的，更不要说他为此进行的人才培养、学术指导与大量组织工作了。正如第三集前言所云：“像以往一样，《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绘，仍然是众多专家学者合作的结果。参加工作的人员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这些专家学者间的真诚合作，已经成为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优秀传统。”[4]而今斯人已逝，造就新一代学术大师的环境却远未形成。与此同时，2013年版图集的编纂者绝大多数年事已高。仅以成稿最晚的“人文社会卷”承担者为例：“在侯仁之先生确定了图集的基本内容、表现方式、图组选定等基础问题之后，编委会进行了具体的分工。其中城市建设图组由唐晓峰负责；人口图组由韩光辉负责；经济图组由尹钧科负责；文化图组由尹钧科、李孝聪负责；社会管理与社会生活图组由尹钧科、李孝聪负责；村落图组由尹钧科负责；交通图组由尹钧科、岳升阳负责；军事图组由岳升阳负责；近代革命史迹图组由尹钧科负责。”[5]上述五位图组负责人，年龄最大又承担图组最多的尹钧科先生生于1941年，今年77岁；最年轻的岳升阳先生生于1954年，今年也已64岁。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像从前那样继续冲锋陷阵吗？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年青一代大多背负着沉重的经济生活压力，显然不能要求他们去为一件耗时太久又无甚收益的事情无私奉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绘制关于某个时代或某部文献（如《水经注》）的北京历史地图，依然会是若干研究课题的成果形式之一，但2013年版《北京历史地图集》注定会成为一座高高矗立却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学术丰碑。
北京专题历史地图或图集的编纂，有徐苹芳先生的《明清北京城图》（1986）、岳升阳先生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2008）等。北京古旧地图的选辑有《北京历史舆图集》（2005）、《北京古地图集》（2010）、《运河全图》（2011）、《北京通州历史舆图》（2017）等，都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方便。朱竞梅女士《北京城图史探》（2008），说明了国家图书馆藏古代北京城市地图的基本状况与学术价值。古旧地图研究是可望取得较大成绩的方向，唯其需要研究者就在藏图单位供职或与之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上诸种图集的编纂出版以及研究著作的问世，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条件。
三 亟待深化的环境变迁研究
在1980年前后，“环境变迁”成为自然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学者普遍推重的概念，并且逐渐扩大到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在侯仁之先生主持下，1983年以《北京历史地图集》编绘人员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希冀对全新世开始以来这一万年间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的环境变迁，先进行一些专题的研究，汇为丛刊，分期发表，借以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和地区开发，提供初步的参考资料。然后，期以时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为上述目的，做出关于环境变迁的规律性的探讨，当更有助于今后首都建设的实践”。[6]该会编辑的《环境变迁研究》，发表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学者的文章，显示了自然地理学方法与历史文献记载融会贯通的良好势头。但在1996年出版第五辑之后，大致因为某种人事缘故而中断，殊为可惜。
在这之后，尹钧科先生、吴文涛女士著《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2005），系统阐释了一条河流与一座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为解决当代区域环境问题提供了借鉴。岳升阳先生长期致力于通过考察建设工程的地基剖面与考古所得寻找自然环境变迁的线索，1996年在王府井工地发现了一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迹，关于金中都城、永定河水系的环境变迁研究也多次借助此类直接证据。历史上的北京自辽代作为都城以来的环境状况，我们有《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007）等论著予以初步阐释，其中也涉及某些历史人文地理问题。北京地区环境变迁依然是未来极为重要的学术方向，许多领域的研究有待开拓和深化。
自然科学手段的运用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精准程度，某些数据获取与分析工具更有提高定量研究成分之效。考古学的收获，往往能够使模糊不清或缺乏记载的历史疑团变得豁然开朗。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考古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随机事件，显然不能期望太高。自然科学手段也并非每个研究者都有条件使用，它们也未必完全适合历史地理研究。即使是广受推崇的碳14年代测定，±50年已是很高的精度，但放在动荡的北朝、五代或者强大而短暂的秦、隋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朝代的差距了。目前以自然地理学方法做出的沙尘、气候、河流变迁研究，大抵适合进行地质时期或古地理范畴的大尺度考察。至于其间建立的某些数学模型，似乎仅仅具有“震慑”其他专业人士之嫌，却从未见作者以此解决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向自然科学学习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但也不能因此失去历史地理学的本原。
近年来深受欧美学术界影响、最初由部分世界史研究者引入国内的“环境史”，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或环境变迁——具有天然的联系。目前对“环境史”概念的理解分歧迭出，即使是最基本的定义，某些英文著作的汉译本也存在着逻辑不通或语法错误。多种论著表示，环境史强调把“人”作为环境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将其放到环境的主宰者或与之对立的地位，更多地关注“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这样一来，似乎又与现代人文地理以及历史人文地理一直作为核心问题看待的“人地关系”并无二致。迄今为止，尚未看到足以作为中国样本的“环境史”研究范例，我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津冀地区环境史》也只能先沿着熟悉的路径做起来，希望能够由此获得一些新认识。从最浅层次的“顾名思义”出发，历史地理毕竟是历史的地理，环境史则是关于环境的历史，二者显然应该区别开来。作为普通研究者，我们暂且把“环境史”理解成“人与环境的关系史”或“人与环境的共生史”去展开工作，其他理论问题只好俟之来者或静待时贤了。
四 历史色彩浓重的历史人文地理
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历史上的城市规划、平面布局、城市水源等重要问题的开创性工作，已经收入《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84）等多种文集。《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7]一文，是他在城市规划比较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成就。此外，韩光辉先生关于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与宋辽金元建制城市、尹钧科先生关于北京郊区村落及永定河文化、朱祖希先生关于北京规划建设的文化渊源、高松凡先生关于明清北京市场空间、岳升阳先生关于金中都城坊和宣南文化、赵其昌先生关于唐代幽州乡村聚落、唐晓峰先生关于北京长城遗迹调查、王培华女士关于都城粮食供应等研究，代表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迄今成绩比较突出的几个方向。历史自然灾害的形成原因、空间分布、社会后果、生态效应等，也是历史地理与地方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尹钧科先生、于德源先生、吴文涛女士《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1997），于德源先生《北京灾害史》（2008）等，代表了这个领域已有的研究水准。在北京社科院历史所2008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北京专史集成”系列著作中，举凡以交通、水利、经济、政区、民族、宗教、教育、军事、社会生活为主题的各卷，《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北京卷》（2013）等地域文化论著，尹钧科先生主编《北京城市史》（2016）的环境交通、历代建置、人口地理、元代京畿地理、城市规划等卷，都有不少内容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范畴。以史名篇的其他著作，如高寿仙先生《北京人口史》（2014），关于人口迁移与地理分布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人文地理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支持下的“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的历史演变研究丛书”（2015），分卷论述了元代及元代以前、明、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关于北京大运河、漕运仓场、城市供水、会馆、街巷等方面的论著，同样不乏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我们在《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纲要》（2016）中，总结了主要分支的研究进展，勾画了学科架构的基本轮廓；最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古都北京人地关系变迁》（2018），重点讨论了近千年来北京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谭其骧先生曾在1990年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8]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可能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资料更丰富最基本的研究途径更接近以历史学为主的传统做法，当然也需要某些现代技术手段的辅助。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人文地理领域的参与者远比投身历史自然地理领域的数量多，但他们的论著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区域史、专门史或者地域文化的浓烈色彩，本应成为核心问题的历史地理淹没在历史背景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形成历史与地理相互杂糅、学科界限难以区分的局面。就一般情况而言，历史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毕竟要以史料为立足之本，从历史学科跨入这个领域的从业者越来越多，最熟悉的研究路径当然来自原有的专业背景，论著的地理味道日渐寡淡也就成为无可如何的事情了。与此同时，某些以自然地理方法为标榜的工作，却往往由于史料不足而过于疏阔。跨入学科的门槛过低，也加剧了作者群体与论著质量的参差不齐。
五 兴趣与需要推动下的区域地名研究
严格来讲，地名学并不是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只是与它密切相关的一门综合性学问。地域的命名依据往往出自本地的某种历史地理特征，历史地名定位也经常需要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证。通过分析地名的语词含义、分布规律、变迁过程，有可能反过来对区域历史地理环境做出某些定性的推测，使之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证据之一。至于以语言属性为主的地名学的其他方面，则与历史地理的差异越来越大。地名研究历来是文史与地理研究的臂助，但最近几十年的进展有赖于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与国内地名标准化工作的推动。1979～1986年，为实现地名标准化而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引发了地名研究的热潮，历史、地理、制图、测绘、民族、语言等学科的人们开始关注其基本理论、方法、功能、价值等问题，最终凝聚为若干专著以及某位作者或某个会议的论文集。
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的成果，在北京地区表现为褚亚平先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1991）以及每个区县分别编纂的一部地名志。褚亚平先生等著的《地名学基础教程》（1994）等学科基础理论著作，也形成于这个背景之下。大潮过后的机构变动造成地名工作者纷纷流失，只剩下对此仍然保持专业兴趣的少数研究者在关注地名问题。比如，我们关于区域地名的《北京地名研究》（2009）、《北京地名发展史》（2010）与《丰台地名探源》（2009），关于研究方法的《地名史源学概论》（2008），关于基础理论的《地名学基础教程》（修订版，2009），就是如此。当2014～2018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与地名志、地名词典编纂任务来临时，各地深感理论指导尤其是区域地名研究成果的缺乏，这当然是此前积年欠账过多所致。迄今所见若干关于北京地名的书籍，大抵以抄录各区县地名志的材料为主，再混之以某些似是而非的流俗传闻，这些正需要具有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训练的专业人士予以正本清源。即使不久的将来地名普查与地名志、地名词典编纂宣告完成，随着北京地域文化挖掘与保护力度的增强，区域地名研究也势必随之加强，可望成为一个相对活跃的领域。
六 学位论文显示的新兴力量
历史地理在任何年月都不会成为显学，从研究范围着眼划分出来的北京历史地理，更是需要以针对本区域的科研课题为支撑，参与者的来源也比较明显地具有地域集群色彩。即使在信息时代建立了各类数据库，也依然要以尽量充分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储存的数据则必须进行严格校核与适时更新。数据库是以耗费大量时日、经费、人力、智力为前提建成的信息资源库，为研究者提供了效率极高的工具，但它绝不能等同于历史地理学本身。利用数据库资源做出关于研究对象的精确分析，正是当代学者独享的便利，无疑应当高度重视。各部门建立的北京地理信息库并不算少，但能够为历史地理研究服务或历史地理内容相对充实的大体还无从谈起。
古都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毕竟是寻找历史地理论题的渊薮，很多高校的研究生，不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也不论身在北京还是其他省份，都不乏以北京历史地理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尽管他们可能还存在着资料、方法、经验、文字等方面的不足，毕业后也未必继续从事同类工作，但终究作为新兴力量关注过历史地理或城市史、区域史，这就为促进新人涌现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仅仅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博士、硕士论文，与北京历史地理尤其是历史人文地理相关的就有50多篇，未被收藏的当然更多，论题涉及从历史地理视角研究北京的政区、会馆、宗教、寺庙、灾害、饮食、庙会、民间信仰、香会组织、地域文化、名人故居、遗址公园、墓葬、长城、聚落、战争、建筑、城市空间、城市地图、休闲地理、都城选址、城市供水、传统中轴线、香厂新市区、宣南文化、永定河文化、金融业、近代建筑、古气候等方面。经过四十年的岁月洗礼，20世纪的青年有些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新一代肩负着未来的学术希望。不过，有些论文在崇尚浮华的当代风气影响下，喜欢冠以颇具“理论色彩”或“高度抽象”的正题，实际讨论的却是副标题中的“以某某为中心”或“以某某为例”的个案考察，数量寥寥的样本与左支右绌的论证完全不足以支撑前面那个“高瞻远瞩”的论题，反而不如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来得客观平实。
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最近四十年的发展，是在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开创者奠定的学术基础上不断拓展、深化与细化的结果。不论是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几十年前提出的问题尚未完全获得解决。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保护和利用，城市建设和郊区城市化，地方文化的挖掘梳理，新开发区域的规划及考古，历史地名保护与当代文化建设，将成为推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不断前进的社会动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社会需要相适应，北京的研究者也将主动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与天津、河北的同道加强协作，进而解决整个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在国内与国际学术潮流影响下，这些研究势必更多地吸收以地学为主的自然科学手段，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有望通过各方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除了历史地图集的编纂之外，北京历史地理研究在各个主要方向上都是任重道远，有待各方同道继续努力探索。
[1] 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前言，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第2页。
[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前言，北京出版社，1988，第1页。
[4]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前言，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第1～2页。
[5]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后记，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第184页。
[6] 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发刊词》，《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
[7] 侯仁之：《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
[8]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