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学四十年
北京史研究四十年
王岗[1]
摘要：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已成立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里，历史所的同仁一直坚持着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面向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坚持和深入，也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关键词：北京史 历史研究所 通史 断代史 专史集成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已成立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里，历史所的同仁一直坚持着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四十年的时间仅仅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却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历史所在四十年间已经换过几批人，虽然不断有老同志退休、新同志上任，但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回首这个历程，有多少研究工作中的艰辛和刻苦，又有多少成果问世后的喜悦和欣慰。面向未来，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在今后的四十年、四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能够有更多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佳作问世。
一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这个研究对象就是北京历史文化。显然，这个对象的内容太宽泛了，在研究之前必须要加以界定，即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的界定。就时间范围而言，从昨天往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皆是历史。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又要把时间加以大致界定，如史前史、远古史、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等，如果没有时间范围的界定，研究工作就很难进行。
就空间范围而言，则有三种界定方法。第一种是以自然区域的空间加以界定，如永定河流域、黄河流域、华北平原、蒙古草原、青藏高原等。第二种是以行政区域的空间加以界定，如北京地区、直隶地区、河北地区等。第三种则是把前两种界定加以融合而形成的空间区域，如幽燕地区、中原地区、辽东地区等。就从事历史文化研究而言，大多使用的是后两种界定方法。
在使用后两种空间界定方法时，又往往出现一些矛盾的地方。例如，北京地区和幽燕地区在核心区域上是大致重合的，但是在许多具体区域上是有很大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根据需要，会把政区的划分范围加以调整，出现空间的差异。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北京的政区范围在不断缩小，而行政级别则在不断提升。
在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人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生活在北京地区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我们研究的最主要内容。即以我们现在提到的“一城三带”为例，“一城”即北京城，“三带”即大运河、长城、西山及永定河三个文化带。在“一城三带”中，“一城”绝对是核心，是根本，是源头；“三带”则是附属，是末端，是流脉。
在“三带”中，永定河的地位非常重要，人们称之为北京的“母亲河”。如果从物质角度来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水。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衍，那么北京小平原就是北京的“父亲”了。没有这个“父亲”，北京城往哪里建？但是，如果我们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人，没有生活在北京城里的人，还会有永定河吗？这条河已经在北京小平原上流淌了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它以前什么样，有什么变化，叫什么名字，谁能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至少，在乾隆皇帝称之为“永定河”之前，这条河的名字不是这样的。
不论是北京的山还是北京的水，绝对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如果这里没有人，为什么要修筑长城？为什么要开凿运河？为什么要建造陵墓和园林？正是生活在北京城里的人，创造了这一丰富多彩的文化带。没有人，永定河仍然是千年流淌的无名河，西山也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土石山。
当然，生活在北京的人很多，从北京猿人开始，就有了人类在此活动的足迹。但是，迄今为止，谁又知道北京猿人的后裔在哪里？在北京地区发掘的大量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文明遗址中，又有哪些是由北京猿人的后裔保留下来的？谁又能确定，遍及中原地区和江南各地的文明遗址中，哪些是由北京猿人的后裔传播过去的？人是活的，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是人类非常普遍的行为。因此，北京的空间可以固定，但生活在北京地区的人们是不停流动的，他们创造的文化也是在不断变迁的。
在北京地区的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活动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又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农耕区域的原始部落时期，生活在普通城市中的人们，其活动范围大致在百里范围内。而在统一国家形成之后，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区域中心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其活动范围更大一些，大致在千里范围内。而在全国一统都城中生活的人们，其活动范围也就遍及全国疆域。
这种现象在北京地区也延续了很长时间。在先秦时期，这里曾经出现了从黄帝后裔生活的蓟城到燕召公后裔生活的燕都的变迁过程，人们的活动范围在百里到千里的范围内。在北京成为金朝首都时，这里生活的人们的活动范围大致扩展到江淮沿线。而当元朝建立大都城之后，这里生活的人们的活动范围也就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扩展到域外遥远的地方。此后的明清时期，情况大致如此。
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就带来了文化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先秦时期，北京城市的发展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在周武王伐纣王之前，蓟城就是黄帝后裔居住的地方，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在百里左右。周武王伐纣王之后，分封召公子孙到此建立燕国，加强了这里与周朝都城镐京的联系，人们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作为“七雄”之一，这时的都城蓟城作为整个华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影响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了辽东一带。在这一片地区，人们的活动中心即燕京，而流传在这一带的，主要是燕文化。
自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这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从区域统治中心转变为中央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人们活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幽州城，而与之联系最密切的，则是中原王朝与匈奴、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由此形成的特色文化主要是边塞文化，其影响也主要是在华北及周边地区。
此后，历经辽、金、元时期，北京地区一直是在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范围内，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题就是民族融合。到了元朝，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民众已经融入汉族民众之中。这个时期的北京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阶段。从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辽南京，到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都金中都，再到全国统治中心的元大都，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速度之快，空前绝后。因为这个时期进入了都城发展时期，人们主要生活在都城，由此形成的文化就是都城文化，而其产生的影响也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与之对应的城市发展也出现了极大变化。辽南京城基本维持了汉唐幽州城的规模。金中都城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拓展很大，基本上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格局。元大都城又在金中都城东北另建新城，不仅城市规模更加扩大，而且形成了新旧两城并存的局面。此后的明北京城先是压缩了北面的一部分，又向南拓展了一部分，其规模一直保持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的发展变迁，应该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内容之一，但我们的研究还较为肤浅，仅仅编著了一部五卷本的《北京城市发展史》，对北京城市的发展也只是梳理出一个粗疏的脉络，还有许多重要的、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辽、金、元时期又是北京城市居民发生较大变动的时期。早在辽朝占有幽州之前，这里就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民众与中原汉族民众交往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从先秦时期的山戎，到秦汉时期的匈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到隋唐时期的突厥、契丹和奚族等，各少数民族民众在这里的活动已经构成民族融合的主旋律，只是这个旋律还没有传遍大江南北。
从辽代开始，这个民族融合的主旋律越来越清晰，传播的区域越来越广泛。辽南京已经有大量契丹少数民族民众迁到这里定居。到了金代，特别是海陵王扩建中都城之后，又有大批女真族民众迁居到这里。到了元代，更是出现蒙古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民众（当时统称“色目人”）迁到这里，此后世代居住于此。除此之外，又有一大批中原及江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到这里定居，另有一些域外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前来大都居住，使这里真正成了一座世界性城市。
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城市人口变化仍然是最突出的标志。明朝初年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锐减，大量江南民众北迁，是城市人口变化的直接原因；而清朝初年八旗进京、占据内城，更是城市人口发生突变的直接原因。居民人员的变动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比城市格局的变化要大得多。但是，迄今为止仅仅编写出版了两种《北京城市生活史》（其中一种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另一种为“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部专史），尚无一部全面研究北京城市居民变迁的多卷本著作问世，也就是说，在这个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白区域，亟待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来加以填补。
综上所述，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简而言之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城，另一个是北京人。北京城是固定的，有些变化也大致是在相同的空间范围内，因此，许多需要研究的东西相对简单一些。而北京人是活动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大，有些是北京本地居民向外活动，大多数还会回到北京；而更多的是外来人，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会聚到北京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来到北京后就定居在这里，经过几代人的繁衍，最终成为北京人；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最后告老还乡。
这些外来人，在北京成为首都之前，还是少数人，而在北京成为首都之后，这些人就成为大多数人。不停流动的人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并且在北京加以交流、撞击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北京文化。而那些从北京出走的人们，则把北京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乃至域外。因此，在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很难用界定的空间区域来加以限制，判定哪些是北京历史文化，哪些又不是。而要强行加以限制，不仅不可能，而且不科学。因此，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要以生活在北京，或者曾经生活在北京的人为主线，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够得到准确、科学的结论，而不必受到空间范围的限制。
二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种形式
历史所在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四十年里，做了多种形式的尝试。第一种形式是北京简史。但当时没有标出是“简史”，而是称为《北京历史纲要》。当时历史所成立不久，院领导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联系，组织历史所的同仁做了“北京古今十讲”的系列讲座，在当时的反响还是不错的，于是在“十讲”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细化，完成了《北京历史纲要》的撰写工作。当时同类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当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写的《北京史》最好。《北京历史纲要》一书发行量很少，目前很难见到了。
撰写完成《北京历史纲要》之后，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历史所开始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卷本《北京通史》的撰写工作，这是第二种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这部书的撰写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作为地域性“通史”的撰写，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没有现成的东西作为参考，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工作。其次，这部通史上起北京猿人、下迄新中国建立后的四十年（1989），确实是一部纵贯古今的区域性通史。而这样一部在当时堪称巨著的作品，历史资料的积累工作太薄弱了，因此也就给撰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历史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钻研，这部《北京通史》终于在1994年得以问世，成为第一部出版的区域性通史著作，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部通史的出版，实际上只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起步。
在此前后，历史所的科研工作以个人的专题研究为主，并推出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其中，已经出版的专著类的科研成果主要有王灿炽先生的《燕都古籍考》《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尹钧科先生的《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的《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北京农业经济史》《北京漕运和仓场》，袁熹女士的《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近代北京的城市管理》，孙冬虎先生的《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地名发展史》等。
与此同时，历史所同仁已经开始小范围合作展开科研工作，也获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科研成果，主要有尹钧科、于德源、吴文涛著《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尹钧科等著《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尹钧科、吴文涛著《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戚本超主编《整合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袁懋栓主编《北京风俗史研究》，吴建雍主编《北京历史专题研究》，吴文涛主编《永定河历史文化研究》等（见附录1）。由此，历史所的科研工作一步步走向深入。
自2001年开始，历史所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进行各项专史的研究，这是第三种形式。这一年，历史所的同仁申报了两项“北京城市发展史”的课题。一项是以断代为基础的五卷本《北京城市发展史》，申报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另一项则是以专题为基础的七卷本《北京城市史》，申报的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这两项课题皆获得立项申请。另外还有一部三卷本《北京文化通史》，申报的也是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也获得了批准立项。经过十几年的艰辛研究工作，《北京城市发展史》和《北京城市史》皆已完成并出版，《北京文化通史》也已经撰写完成，并在出版过程中。
研究北京专史的系列工作是从2006年开始的。当时由历史所向院里申报了“北京专史集成”的科研项目，共计36种，得到了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当年共申报了5项专史，院领导又指定2项专史，故而共立项7部专著。2007年，再立项4部专史，这项研究课题又得到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被立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此后，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11项科研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此后，又有两批共计7部专史得以立项，这些专史的研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已经完成并出版的有16部专史（见附录2），预计其他2部专史在2018年内出版。
“北京专史集成”项目的设立及顺利进行，使北京史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更加全面，更加细致，在研究工作中发掘出了许多新的史料，据此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向前发展。今后，系列专史的研究工作还将不断立项，继续深入。这套系列专史皆为一卷本，多则50余万字，少则20余万字，只能算是专史的系列简编。今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编写和出版多卷本系列专史，将是历史所科研工作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标志。
历史所在从事“北京专史集成”项目研究的同时，又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和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立项了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北京断代史”工程，这是第四种形式。因为此前完成的十卷本《北京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断代史体例的研究著作，自出版后，由于种种原因，在整体格局、史学理论、史料发掘等方面，皆有进一步修订的必要，但诸多原作者或者已经退休多年，不再具备修订能力，或者已经故去，于是重新撰写一部《北京断代史》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科研工作。
原《北京通史》（以下简称原《通史》）的整体格局为：隋唐以前为第一卷，隋唐五代为第二卷，辽南京为第三卷，金中都为第四卷，元大都为第五卷，明北京为第六卷，清北京前期为第七卷，清北京后期为第八卷，民国北京为第九卷，当代北京（1949～1989）为第十卷。在这十卷中，第一卷、第五卷至第十卷的内容非常丰富，仅用一卷的体量显然是不够的。例如，隋唐五代的幽州只是北方军事重镇，而元大都和明北京都是全国的统治中心，却同样只有一卷的容量，是不合适的，必须加以调整。原《通史》中的当代北京一卷，内容非常丰富，仅写一卷，缺漏很多。而且马上就要到新中国成立70年的节点，如果只写40年是不合适的，而要写70年，难度更大，关键是很难写好。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新的《北京断代史》对整体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原《通史》的第一卷被分为两卷，即“古燕国”（先秦时期的北京）卷和“古幽州”（秦汉魏晋北朝时期的幽州）上卷。原《通史》第二卷则为“古幽州”下卷。原《通史》第三卷和第四卷不变，仍为“辽南京”卷和“金中都”卷。原《通史》第五卷“元大都”卷被分为两卷，内容扩充1倍。原《通史》第六卷“明北京”卷被分为三卷。原《通史》第七卷和第八卷“清北京”卷被分为四卷，内容也扩充1倍。原《通史》第九卷“民国北京”卷被分为两卷，内容扩充1倍。而原《通史》第十卷“当代北京”不再列入“断代史”。新调整的《北京断代史》共计十六卷，自元大都以后的内容皆扩充1倍有余；而“当代北京史”部分，在今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加以撰写。
这部《北京断代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几年了，正在顺利推进，预计在今后的两年到三年时间内完成。经过这次调整，全书的格局更加合理，各卷的分工进一步明确。如清代北京的四卷，不是按照前期两卷、后期两卷的格局来安排的，而是每一卷皆从清初到清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着手研究，把清朝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对待。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科、新的史料（包括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和被发掘，都为《北京断代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所同仁在完成《北京断代史》研究项目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开展真正按照通史体例撰写的《北京通史》大型科研项目。相信在有了系列“北京专史”和“北京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之后，新的、更大规模的《北京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将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 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趋势
在今后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中，历史所同仁将会遇到更高难度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只有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够在研究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对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而言，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我们的祖先就特别重视历史经验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建立了悠久的史学基础。历代史官记载了大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为此后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代的历史学家比起古代的史官来，有着太多的优势。不论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对古今中外历史学家总结出来的历史理论的了解，以至于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的把握，都远远超过古代的史官。随着当代数字化技术的飞跃发展，大量历史资料被不断数字化，而互联网络的发展，又为数字化的历史资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不同类别的大型数据库相继建立起来，为相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对于北京历史文化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相关的大型数据库建立，使相关的研究工作受到明显的影响。北京相关的研究机构有很多家，分别隶属于不同系统。如隶属于北京市文化局的首都图书馆，其下专门设有地方文献部和古籍部，皆有不同的数据库；又如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局的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及文物局资料室，也都保存有大量珍贵文物和历史文献、石刻拓片等宝贵资料；再如隶属于北京市地方志办的方志馆，也建有方志资料数据库；等等。如何把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数据库加以整合，使之能够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所同仁目前的工作，就是和这些拥有重要历史资料信息库的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互利共赢，为推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共同努力。
历史所在专业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为北京市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些学术支持。如近年来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合作，在文史馆领导的支持下，推出了一系列有较大文化影响的学术著作，已经出版的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北京卷）、《历史上的水与北京城》、《古都北京中轴线》、《北京史诗》等；正在研究和即将出版的有古都系列的《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和《清北京》，以及帝王系列的《金海陵王完颜亮》、《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朱棣》、《清康熙帝》、《清雍正帝》和《清乾隆帝》；此外，还为《北京文史》撰写了大量文章。
又如近年来受北京市地方志办的委托，撰写《北京历史文化（干部读本）》，这是一部面对全市广大干部的“北京文化简史”，虽然字数不多（约20万字），难度却极大。要用很少的字，把北京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以及丰富多彩的北京文化的主要内容展示给各位读者，是很困难的。历史所同仁在时间很短促、要求标准又很高的情况下，经过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科研任务，该书近期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近年来，历史所也为区县发展提供了一些学术支持。如曾为西城区文委撰写历代帝王庙历史状况及开发利用方案，为原宣武区撰写《大栅栏词典》，为丰台区撰写“丰台历史文化丛书”（共计5种，50万字），为昌平区撰写《昌平简史》，为朝阳区安贞街道撰写《安贞简史》等。这些专著的撰写工作，不仅为各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同时也使历史所同仁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特别是最近，受市委宣传部的委托，由历史所负责，组织各位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一套北京古都文化丛书。这个项目也同样是时间紧、任务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北京历史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市委书记蔡奇在总结北京历史文化时提出了“四个文化”的理念，而古都文化排在首位，也显示出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因此，搞好这套丛书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社会现实意义。
历史所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四十年了。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些成果，也还有许多不足。我们的研究工作还面临许多困难，我们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回顾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前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还在艰难前行，我们不会停止脚步。当十年以后我们再回首时，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附录1 历史所历年出版专著
1.王灿炽：《燕都古籍考》，京华出版社，1985。
2.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
3.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二集），北京出版社，1988、1997。
4.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
5.尹钧科、于德源、吴文涛：《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6.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
7.于德源：《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于德源：《北京农业经济史》，京华出版社，1998。
9.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尹钧科等：《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同心出版社，2002。
11.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同心出版社，2004。
12.尹钧科、吴文涛：《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13.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4.袁熹：《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1840～1949》，同心出版社，2007。
15.戚本超主编《整合北京山区历史文化资源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6.袁懋栓主编《北京风俗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7.吴建雍主编《北京历史专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8.吴文涛主编《永定河历史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19.于德源：《北京灾害史》，同心出版社，2008。
20.孙冬虎：《地名史源学概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21.李宝臣：《礼不远人》，中华书局，2008。
附录2 “北京专史集成”出版情况
1.王岗主编《北京政治史》（550千字），2008年10月。
2.尹钧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250千字），2008年10月。
3.李宝臣主编《北京风俗史》（350千字），2008年11月。
4.刘仲华主编《北京教育史》（450千字），2008年11月。
5.傅秋爽主编《北京文学史》（400千字），2010年1月。
6.郑永华主编《北京宗教史》（450千字），2010年12月。
7.章永俊著《北京手工业史》（520千字），2011年10月。
8.齐大芝主编《北京商业史》（500千字），2011年10月。
9.赵雅丽主编《北京著述史》（510千字），2012年7月。
10.孙冬虎著《北京交通史》（300千字），2012年12月。
11.吴文涛著《北京水利史》（300千字），2013年4月。
12.许辉主编《北京民族史》（510千字），2013年4月。
13.于德源著《北京农业史》（450千字），2014年11月。
14.王建伟主编《北京文化史》（450千字），2014年11月。
15.张艳丽主编《北京城市生活史》（400千字），2016年9月。
16.靳宝主编《北京军事史》（430千字），2018年8月。
17.董焱主编《北京园林史》，待出。
18.高福美主编《北京经济史》，待出。
注：以上“专史”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9月整理。
[1]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