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低生育水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国东北地区是低生育率国家中生育率最低的极低生育率地区，这种极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与西方国家性质不同，与中国其他地区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就全国而言，低生育率的形成首要原因是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生育成本的升高、传统生育观念的淡化、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结构的改变等。另外，对生育带来的婚姻风险、生活和工作风险的预估，均会对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造成影响，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可以说，最初的生育率降低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形成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真实降低造成的。
一 低生育水平产生的原因分析
中国东北地区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而正是这些鲜明的区域特征使得这一地区在全国低生育率的大背景下，成为生育率全国最低的地区。
（一）国有经济比重大，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力度大
东北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和“共和国长子”，区域内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过重，工业化早、程度高，计划经济比重大，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力度大。遍布东北三省的大型国企，给大批国有企业员工带来了“体制庇护”，也带来更加严格的生育管制。长期过重的国有经济比例除了降低了区域内经济活力，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外，还对区域内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婚恋观念、生育意愿、区域文化等均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般企业不必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但受计划经济影响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尤其是东北地区内较为密集的资源型国有企业则要承担较多的社会职能。很多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既有交通、水暖、住房等后勤服务，又有幼儿园、医院等机构，企业能够解决职工从住房到生育及生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区域内形成明显的独立小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非常强，而单位也对职工全方位管理和负责。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信任所在单位，具有很大的安全感，也服从单位对自己的管理，对更换工作单位具有很大的排斥性，对失去原有的工作也难以接受。
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内”人群对单位的认同和依赖，使其主观幸福感与“体制庇护”相关联，从而轻易不愿放弃这种体制庇护带来的安全感。计划生育政策对体制内人群的约束性更强，惩罚也更为严厉。一旦违反计生政策，除了面临经济上的惩罚外，体制内人群自身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还可能受到危及。因此，体制内工作人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本更高，他们的超生行为也更谨慎。[8]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的推进就顺利得多，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的生育问题直接与工作前途挂钩，导致绝大多数的体制内人员不会选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另外，中国传统生育观念中对生育数量的追求往往是受了“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而体制内人群对国家和单位的信任，“体制庇护”带来的安全感，使这部分人口“养儿防老”的观念也相对淡薄，没有儿子甚至无儿无女也没有太大的危机感，认为一切有单位、有国家。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度也比较高，不仅认为在客观上为了事业和前途不可以超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应该从主观上响应国家号召，少生优生。应该说，东北地区的人口由于种种历史、民族等原因，在整体性格上有着粗犷、豪放的一面，但与此同时，这一区域内的人口往往又是最容易牺牲个人主观好恶，响应国家号召，听从国家政策管理的。
（二）城市化水平高
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普查资料长表数据和2015年的1%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东北地区分城乡的出生率。总体上，普查数据显示的无论是全国、东北地区作为整体的数据还是分省数据，出生率数值均是乡村＞镇＞城市（黑龙江省2010年数据除外）。而按照2015年的1%抽样调查数据，则全国为镇＞乡村＞城市，而东北地区则为镇＞城市＞乡村（见表2-4）。整体上，人口出生率的城乡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表2-4 2000～2015年全国、东北地区和东北三省分城乡人口出生率
城市化的推进降低了孩子的效用而增加了孩子的成本，导致人们的主观生育率下降。市场经济条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的权衡，将使从生育中收益较小的家庭降低生育率。[9]通常情况下，生育率与城市化率之间往往是负相关关系，妇女总和生育率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降低。[10]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区，生育率往往就会越低。东北曾经是我国工业化与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化速度放缓[11]，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水平都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降低生育率的作用。目前，与全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不同，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工业化水平，属于超前城市化。[12]
城市化发展对生育率的抑制是通过多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实现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提高了育龄夫妇的受教育程度和育龄妇女的就业率，而育龄妇女文化水平提高和就业率的提高都会明显降低生育意愿。城市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城市住宅的需求，而且城市的居住方式与农村有着巨大的不同，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住宅面积、住宅位置均提出较高要求，增加了生育成本，经济压力的增加也会对生育意愿起到抑制作用。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人口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且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需要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这也是对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而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在原本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客观上必然造成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抑制，起到降低生育率的作用。
（三）生育成本过高
生育成本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交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等。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优生优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而生育子女的成本则节节攀升。生育子女的成本逐年升高，一个新生命的成本投入基本从备孕就开始了，整个成本投入从孕期一直持续到子女成年，从中国目前的代际关系看，这种对子女的经济和时间投入甚至可能持续到子女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东北地区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对优生优育的追求也更为强烈，一个孩子的培养不仅仅是衣食住行，教育始终更是重中之重。按照现阶段东北地区普遍采用的教育方式，一个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包括各项正常的学费支出，还包括择校费、各种课程辅导班费用、兴趣班费用等，另外在为了孩子的教育不遗余力的整体区域氛围下，经济支出还包含很多的灰色支出和隐性支出。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习惯在不停地转变。随着城市越来越繁华，城市环境也越来越复杂，每天接送就读的子女上学和放学已经成了家长的固定工作。这种每日固定的接送，一方面给父母经济和时间上增加了很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影响了正常工作，降低了整体的工作效率。边工作边照顾孩子在很多方面变得很不现实，于是隔代人照顾孩子成了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也就是生育子女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不仅仅是育龄夫妇，还包括育龄夫妇的父母。除了正常上学的接送，绝大多数学龄儿童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同样需要接送，甚至有的辅导班还要求家长全程陪同上课。这种情况下，除了课外辅导班的学费支出外，有时间的家长（包括隔代家长）就要增加时间上的支出，而没有时间的家长就要增加经济支出，支付他人接送甚至陪同子女上课的费用。
按照现阶段区域内总体的培养模式，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父母巨大的经济投入、精力投入和时间投入。而这些投入往往要以牺牲必要的社交，降低正常的工作效率，甚至损耗健康和降低育龄夫妇正常的生活品质为代价。在各种压力下，培养子女也会给婚姻带来很多新的矛盾，对婚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成本的巨大投入，在生育一孩的时候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远不及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对于相当大比例的家庭而言，生育一孩是必要的，不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而生育二孩是可以选择的，所以生育成本的节节攀高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但子女的生育和培养成本却很高，这种高成本的预期，有效降低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从总体上降低了区域内生育数量。
（四）传统生育文化在区域内影响力低
东北原是满族聚居地，近代以来，国际、国内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东北。在朝鲜、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同时，俄罗斯、蒙古等东北亚国家向中国东北的小规模移民，也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日本的移民侵略，朝鲜、俄罗斯、蒙古向东北地区的移民，还是国内人口的“闯关东”，各种移民行为的结果，使得东北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结构、文化特征均因此被彻底改变。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农耕社会的独特结构方式，东北的农耕社会是自南而北地嵌入的，嵌入的方式又是分散的、自发的。东北的农耕社会是在游牧渔猎社会的包围下逐渐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受到游牧渔猎社会的影响。[13]
持续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使东北地区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聚居区，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东北地区以多元性、兼容性、包容性、开放性为特征的移民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最初是以个人或者核心家庭的方式进行的，而非整个家族的迁移。与迁入地文化的融合，与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人口的混居，最终使东北地区的血缘关系和家族统治比中原地区要薄弱得多。这种社会结构特点使东北人的家族、血缘观念淡化，受传统的束缚较轻[14]，家族性弱化、人际关系松散。在这种家族观念淡漠的背景下，传统生育文化在区域内影响力低，无论是“多子多福”的观念还是“重男轻女”的观念都较淡。因此，为了生育儿子而生育多胎的比例就会降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起来的阻力相对于中原地区较小，生育率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生育意愿不高的结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也比较小。
（五）育龄夫妇受教育水平高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北地区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更高，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东北三省的文盲率均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在未上过学和小学阶段，全国女性人口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东北地区的三个省份，而从初中阶段开始，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上东北地区全部或个别省份女性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在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东北地区女性人口的比例相对更高，即东北地区女性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全国。
育龄夫妇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既包括直接影响主观生育意愿，也包括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相应职业结构的改变导致客观上生育时间的推迟和生育率的降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城市化、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使低生育意愿人群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并且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较低年龄和较高学历人群。[15]东北地区育龄夫妇，尤其是育龄妇女明显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东北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也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明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内整体更低的生育意愿和相应的整体更低生育率的产生。
（六）育龄人口流动性大
流动妇女在生育高峰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十分显著地低于非流动妇女，这反映出处于流动状态会有效地抑制当前的生育。[16]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农村居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体现在意愿生育数量的下降、生育时间的推后和生育动机的现代化转变。[17]虽然，很多时候人口流动是一种临时状态，随着在新居所逐渐适应和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又或者结束流动返回流出地，这种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抑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总体而言，人口流动在全国层面及至农业户籍人口层面上都存在着降低生育率的显著影响，因此可以肯定人口流动的确是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18]
大多数研究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引起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体现出这样几个转变：生育数量下降、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趋向现代化，但生育性别偏好仍较为明显。[19]东北地区是一个人口迁移流动非常活跃的区域，既有向内流入又有向外流出。整体上，东北地区作为人口净迁出地区，人口流动性强，且迁入人口男性较多，迁出人口女性较多，这种迁移流动又对区域内人口性别结构造成了影响。无论是对外迁出还是对内迁入，人口迁移流动本身均对这部分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客观的抑制作用。
二 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
人口问题在时间上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长周期性。在超低生育率初期，除了收获因此带来的种种好处——“人口红利”外，往往不易察觉到相关问题的出现。这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初期的超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以正面形式出现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超低生育率所隐含的某些问题逐渐显露出来。[20]东北地区极低生育率的影响重要而深远，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一）全国最低的自然增长率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区域内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地区内低生育水平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低自然增长率。纵观东北地区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是逐渐下降的，并陆续降为负增长。到2016年，东北地区三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全部降为负数，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18‰、-0.18‰、-0.49‰，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见表2-5）。
表2-5 全国及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对比东北三省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历年来的变化特征，可以发现东北各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特征相似度非常高，均呈现总体上逐渐下降的变化规律。相对而言，辽宁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三省中总体上最低，并率先进入负增长。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东北三省，并呈现先明显降低又于近年略有回升的变化特征。总的来说，东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规律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规律有着很大的不同，总体上数值更低，并呈现继续降低的变化趋势（见图2-2）。
图2-2 东北三省、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比
考察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全国的排序，可以看到因为东北地区是全国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区，所以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从2011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整体一直都是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地区。2011～2014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前3个地区即为东北三省，2015年天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进入前3名，在我国31个地区中人口自然增长率为第3低，而第1、第2与第4依然是东北三省（见表2-6）。极低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使东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成为负值，加上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现象，所以东北地区整体上成为人口负增长地区。
表2-6 我国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序（升序）
表2-6 我国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序（升序）-续表
（二）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逐年降低，人口结构迅速老化
东北地区超低生育率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即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则越来越小。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不断降低，意味着未来人口数量和未来人口结构的相应变化。人口数量的减少，对环境、资源的需求降低，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压力会降低。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降低意味着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逐年降低，也意味着已建成的很多基础设施将面临限制和浪费，社会商品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均会相应改变。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整体明显降低，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降低。对比2015年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可以发现亚洲部分中国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仅高于韩国和少子高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其他欧美主要国家中，仅有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低于中国。而再对比中国的东北地区少年儿童人口比重，2015年这一数值通过计算为10.9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表2-7中所有世界主要国家少年儿童人口比重。这意味着未来东北地区将面临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区域内的少子高龄化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表2-7 2015年世界各国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少年儿童人口比重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但从现阶段的客观情况看，这种作用比较有限。
（三）学校减少，部分学生入学半径加大
近年来依据教育部小学生入学人数间接估计的生育率获得了较大影响，并成为重要引证。教育部小学入学儿童统计与相应各年度公布的出生数看起来比较对应，被作为教育数据可信的证据之一。然而，事实上并不清楚这种对应到底是两者独立而一致地反映了事实，还是表明两者之间并不独立，存在某种相互参照的关系。[21]虽然在人口统计过程中小学生统计数并不是生育率估计的确凿根据，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人口的生育率会对中小学生的入学人数产生直接影响。
由图2-3可见，1996～2015年，东北三省的小学招生人数总体上呈明显的逐渐减少的变化规律。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小学招生人数分别从1996年的64.39万人、46.86万人和63.33万人，减少为2015年的32.55万人、20.60万人和24.91万人。
图2-3 1996～2015年东北三省小学招生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数据。
区域内小学招生人数总体的巨大变化，必然伴随着区域内小学数量的变化，低出生率导致的少年儿童人口减少，从而导致小学入学人数减少，进一步必然导致学校数量的减少。由图2-4可见，东北地区内的小学数量是随着时间推移，近乎匀速地逐年减少的。学校数量的减少不仅是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减少的一个结果，还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校园基础设施的闲置问题，再如偏远地区小学生就学半径加大的问题。由于区域内小学数量的减少，区域内无学校的生源不得不被重新分配到现存的学校中，这就使一部分小学生无法就近入学，不得不加大就学半径，而就学半径的增大又会增加部分适龄儿童的就学困难，从而降低入学率。
图2-4 1996～2015年东北三省小学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数据。
（三）家庭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问题和离婚率逐年攀升
低生育率使少年儿童抚养比降低，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短期内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人口结构的短期巨变，导致人口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相应变化，人口政策运行累积的负面效应也就日渐凸显。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必然会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如果说生育率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结果，那么随生育率下降的家庭规模减小和家庭结构变迁也是必然的。事实上，学者们所关注的并不只是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问题，而是家庭结构急剧变化之后的独生子女教育成长、家庭养老、家庭文化变迁等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其他社会问题。[22]随着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核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代际结构的变化，同时也引发教育问题、家庭抗风险能力降低和家庭养老能力降低等问题。
生育率不断地降低，家庭代际结构从金字塔形转变为倒金字塔形，这种倒金字塔形的家庭代际结构往往使未成年人成为家庭关注的绝对核心。备受父母和祖辈的关注和溺爱，缺乏与同龄人互动的成长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非常不利，对其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不利影响，并不利于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的培养。在这样的倒金字塔形家庭代际结构中成长起来的人进入青壮年，无论是从时间、精力还是从责任感上，都极大地降低了家庭的养老功能。无论是从主观意愿上，还是从客观的条件上，家庭的养老功能均会不断弱化，现阶段以家庭养老为主、以其他养老方式为辅的养老模式将不再适用。
另外，低生育率会导致家庭的抗风险能力降低，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大量失独家庭。随着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渐步入老年，失独家庭规模逐渐扩大，失独家庭作为社会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心理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失独父母进入高龄老年期，各种失独家庭问题日益严重。失独家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新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东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维持着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生育率，独生子女家庭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失独家庭所占的比例会更高，失独家庭问题更应得到重视。
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的执行力度明显强于国内其他地区，每年出生人口中东北地区新生儿的独生子女比例更大。这就意味着东北地区婚龄人口中成年独生子女所占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很多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父母甚至隔代人的宠爱形成了相对比较自我、个性强、不习惯付出、不愿迁就等性格特征，婚姻的包容性显著下降。又因为成年独生子女们的父母，在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已婚的成年子女生活干涉过多，夫妻两人的矛盾很多时候会上升为两个家庭的矛盾，矛盾升级后往往就会变得不可调和，最后婚姻难以为继。低生育率导致独生子女比例升高，进而导致区域内离婚率逐年升高也就是必然的。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生育率迅速而持续的下降，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婚姻市场压力骤增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后遗症之一。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婚姻市场将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23]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偏高，已经成为生育率降低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类严重人口安全问题。[24]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即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20～40岁婚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651.6万人，而用累计死亡率估算的这一差额可达1465.2万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直接估算2020年0～40岁婚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1007.5万人，而利用出生队列0岁组和累计死亡人口数据估算的2020年20～40岁婚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2088.7万人。所以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我国自198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累计的结果会导致到2020年婚龄人口性别比严重不平衡，过千万的20～40岁婚龄男性人口无法在这一婚龄女性中择偶。[25]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进行了6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期间大量迁入男性人口有着直接关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家属的迁入，东北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也逐渐下降。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口性别比与东北地区的人口性别比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东北地区的性别比下降幅度与下降速度都明显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正逐渐趋近于正常水平。在总人口性别比逐年趋近于正常值的情况下，东北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依然明显。从这种明显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可以看出，除去环境因素和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东北地区人为性别选择因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较大。
从区域变化看，近年来东北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仍较为严重。从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程看，这种性别比偏高不是一个短期的暂时现象，按照这种发展规律和惯性，出生人口性别比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正常水平。虽然通过年龄错层择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婚姻人口压力，但若未来人口出生性别比依然偏高，按我国目前的择偶年龄错层方式，只会将婚姻挤压问题延迟而不能真正缓解，而且会加剧未来人口婚姻压力。加之，现阶段大龄未婚女性与大龄未婚男性主体在我国现有择偶观下匹配度不高也会加大婚姻人口压力。所以总体上，东北地区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并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