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借鉴

纵览国外市民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农民市民化都是在符合本国实际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各自有其鲜明的特点。所以，对他国的农民市民化模式不能生搬硬套，必须从国际做法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期对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有所裨益。

3.3.1 农民市民化须以农业发展为前提

从本质上说农民市民化需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城市拥有充分的就业岗位和生存资源，二是必须有可靠的农业基础。因为农民迁移到城市，脱离农耕而从事工业或服务业，可靠的农业基础可以负担城市和市民的粮食需求等生存必需，能够有大量剩余农产品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3.3.2 城市化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

很多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过度城市化是病态城市化。过度城市化既不能改变落后的农村面貌，又不能带来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还会导致严重的“城市病”。另一种情况是滞后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则是发育不全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利于实现城市现代化。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与良性循环。发展城市化需要有产业的支撑，通过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产城协调发展。以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为动力，走内涵式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通过集聚人口和产业，奠定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发展的良好产业基础，完成城镇化的良性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型，注重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协调联动，通过信息化、高新技术的使用和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水平；为工业化、产业化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人力资本。

3.3.3 形成多极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建设取得的经验，发挥都市圈经济对我国城市化可持续的推动作用。选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经济作用明显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发展若干新的都市圈，承接现有城市群地区结构升级和优化整合后转移出来的产业，承接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自然保护区转移出来的人口，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经济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将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结合，优化城市布局、增强城市功能，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重点，促进不同区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

3.3.4 注重政府扮演的角色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根据国际经验，政府在城市化推进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由此形成这两种市民化过程。一种是美国的自由迁徙式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强调的是市场机制、内生变量的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但是需要相应的法律、政策、制度来引导、辅助和支持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市民化过程。另外一种是日本的政府有效干预型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强调发挥政府的政策主导引领作用，通过调整、优化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农民组织，政府通过利用这些组织，引导农业生产方式向“龙头企业+基地”及“农协（市场）+基地”的方式转变，促进农业逐步融入工业循环的生产体系之中；大力发展工业，为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涉及诸如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城镇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市场化的基础上适度加强引导，对城镇化的健康协调发展非常必要。综观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很多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或城市危机，大多归咎于政府在公共政策引导方面的欠缺。所以，要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在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发展方向、区域统筹协调、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3.3.5 重视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

为了合理安置迁徙人口，政府在发展中心城市以外，需要重视卫星城市、城市经济带、城市圈（群）等周边建设，重视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可以选择集中型的城市化；让人口适当分散到中小城市，让大城市人口适当分散到郊区和卫星城的分散型的城市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越多越好。而城市过少、过小、过于分散，又会影响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应采取中性的城市化规模政策，既要考虑大城市较大的人均产出，又要考虑大城市较高的劳动力、土地和居民生活费用，提高土地的使用率。

3.3.6 正确应对过度郊区化和过度逆城市化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也是城市地域扩大、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普及的过程。不过，一味追求大城市向郊区等周围地区扩张，在郊区形成星罗棋布的住宅区，而人们工作、学习的场所和商业服务机构等却仍然位于城市中，这便导致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分散，社会成本的增加。

3.3.7 消除城乡融合障碍

城市化进程的最高水平是文明一体化，所以农民城市化提高的前提应当以城乡融合为主。保证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顺畅流动，使得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居民在就业机会、商业经营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实现统一。城市化进程就是消除居民之间不平等的过程。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纠正传统的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在城镇与农村发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消除城乡融合壁垒，这是统筹城乡发展、协调有序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动力。

3.3.8 正视“城市病”和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农村人口迁徙动向随势而动，虽说会带来经济快速发展，也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经济差距和政治不稳定。比如，迁往中心城市的农民成为既得利益者，取得巨大财富，与迁至中小城市和留守农村部分的农民相比，二者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越发明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农民都往利益最大化的城市迁徙，会造成特大城市人口过度密集，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之中，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空洞化”的农村等边缘地带，也使得城市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在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并破解“城市病”，必须坚持“先治病、后发展、边治病、边发展”，积极探索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