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典型模式比较

3.2.1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典型模式

国外农民市民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均是建立在近代工业化的基础上经过260多年的历史不断演进的。市民化与城市化的模式与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人口、土地等资源密不可分，国外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亦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我们根据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演进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以及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推进与工业化、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同，大致将国外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的模式分为三种，即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的市民化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市民化模式以及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市民化模式。

3.2.1.1 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市民化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起步较早，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借助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引导城市化与市民化的健康发展。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城市化、市民化与工业化是协调发展、同步推进的，是一种同步型市民化与城市化。近代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方面制定各项公共政策，加大政府调控力度。例如1935年伦敦郡为了规范城市建设的合理性，减少城市建设对乡村环境和利益的损害，通过了“绿带开发限制法案”，由政府收购土地建设绿化隔离带，维护城乡协调发展。在中央政府成立城乡建设规划部，地方政府必须依法进行城市和乡村建设规划。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土地、人口、资金等各项要素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自由流动和配置。同时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制定城市化发展公共政策，加强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改善城市环境等手段进行必要的调控和干预，使城市化、市民化与工业化、市场化良性发展。

3.2.1.2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市民化

在美国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发展历程中，市场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城市规划及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没有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农民市民化与城市化的健康协调发展，进而导致了城市化和市民化自由放任的发展，呈现出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的趋势。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汽车的普及，许多城市人口流向郊区，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最初的紧凑密集型向多中心分散型布局转变，城市空间布局开始沿着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延伸。这种低密度的蔓延式扩展的好处是有效降低了城市人口的密度，进一步缩小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但低密度的蔓延式扩展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这种城市扩张会占用大量森林、农田、绿地，对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的距离拉远之后，在通勤时间上的耗费增加了，进一步加剧了能源消耗；城市扩张后人们的居住区过于分散，难以配套齐备的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设施，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人口的减少导致老城区设施破旧，得不到更新，商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城市规划人员、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市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空间紧凑，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通过鼓励、限制和保护措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3.2.1.3 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市民化

拉美国家由于长期受殖民地经济制约，其城市化和市民化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为：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当地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化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表现出缺乏产业支撑下的过度城市化与市民化。例如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这5个国家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大致同步，其比率均为10%～15%，但是到了1960年，工业化比率没有变化，但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比率却大幅上升，2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比重增至30%～50%。由于工业化落后，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发展缺乏产业支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城市贫民窟到处可见，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质量较低。拉美国家的过度市民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脱节，特殊的历史因素导致其对宗主国资本的依赖较大，政府忽略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忽视了改造传统农业，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差距加大，从而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的承载压力。

3.2.2 国外农民市民化典型模式比较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较为成功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模式。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模式基本上都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大中小城市群协调发展、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从扩大到逐步缩小、城市社会环境由乱到治、城市人口分布由集中到分散，依靠市场的力量进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必要调控。如前文所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与市民化发展模式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3.2.2.1 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

工业革命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兴盛和人口的集聚，推动了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人口集聚，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大增，增强了工业生产和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可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市民化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过程。

3.2.2.2 城市规模与空间布局多样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历史、资源等国情条件不同，其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布局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有的国家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如法国和德国；有的国家以发展大城市、大都市为主，如英国形成了以大伦敦市为首的六大城市群；有的国家城市分布较为均衡，有的国家的城市则分布在较有区位优势的地区。总之，各国的城市规模与空间布局没有统一的模式，呈现出多样化和动态化的发展特征。

3.2.2.3 城乡差别由扩大到缩小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和市民化发展的早期，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城乡差别普遍呈扩大的趋势。这在城市化发展的早期加速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市民化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城乡差别的逐渐扩大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城乡过度的贫富差距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和市民化推进的中后期阶段，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努力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3.2.2.4 城市发展由开放到政府调控干预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早期采取自由放任的城市发展政策。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人口的不断积聚，政府自由放任的城市政策暴露出种种弊端。城市发展缺乏规划，公共基础设施缺失，居住环境恶劣，城市居民生活相当贫困。如英国城市化和市民化早期，由于政府的缺位，城市人口膨胀、住房短缺、就业竞争激烈、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贫富悬殊等城市病突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和市民化推进的进程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民对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纷纷开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对城市化进行调控干预，建设城市发展规划，治理污染，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总之，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和市民化经历了一个由放任到干预、由乱到治的过程，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城市发展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社区与公共管理服务体系，提高了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