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苦难中的反思与新生

明代（1368-1644）中后期，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因素日渐显现。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日渐丰富，逐步出现多座规模较大的工商业城市。江南的苏州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一些作坊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工场。富有的机户实际上形同后来的资本家，雇佣工人充作机工。机工们按日领取工资，成为雇佣工人。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呼唤新的法律制度，但是这新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在中国产生。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考察中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后认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假如，中国在明朝就开启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大门，缔造新的制度和体制，那么中国将开创引领时代的潮流，成为世界的风向标。但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并没有改变制度，而是继续随着历史的惯性滑行。在北方生活的满族，在中国建立了清（1616-1911）的统治。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发生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传统的农业社会日复一日地重复，清王朝逐渐地走向腐朽衰败。

与此同时，英、法、美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迅速发展。

英国，在经历18世纪60年代兴起的工业革命之后，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工业产量急剧攀升，急欲寻找新的资源和产品销售空间。

法国，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840年前后，其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同时，作为新兴国家的美国也在不断发展，展现出勃勃生机。

俄国，经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飞速发展。

经济富有而制度落后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

不知何时，英国商人开始在广东沿海走私鸦片，日益猖獗。

1838年，清朝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到任后，查缴英国商人鸦片两万多箱，在虎门海口尽数销毁，沉重打击了英国走私鸦片的嚣张气焰。英国政府便以此为借口，做出决定，要派出远征军讨伐中国。

1840年6月，英国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到达广东珠江口外，对海口实施封锁。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8月20日，道光皇帝迫于英军压力而批答英国书，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大臣琦善南下广州谈判。

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为首的主战派被革职，后来林则徐还被发配新疆。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师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与英国。随后，英国军队占领了香港岛。所幸《穿鼻草约》始终未经皇帝批准，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成为中国苦难曲折的民族抗争史的开端。

1842年8月29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条约》原件之一由英国政府保存，另一份正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英《南京条约》共13款，该条约宣布结束中英战争，将两国关系转入和平状态。中国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这也就是史称的“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圆，其中包括600万银圆用于赔偿被焚烧的鸦片，1200万银圆用于赔偿英国军费，300万银圆用于偿还商人债务。中国的赔款分4年交纳，如果未能按期交足，则按每年5%的利息承担迟延责任。同时，中国割香港岛给英国。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拉萨条约》《烟台条约》共掠夺中国战败赔款，折合银圆为19.53亿，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总收入的16倍，相当于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

庞大的战争赔款使中国政府不堪重负。1842年支付赔款426万两白银，占年度总收入的11.04%;1843年支付赔款350万两白银，占年收入的11.31%;1844年支付赔款350万两，占年收入的9.24%。

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际上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国内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面对如此的悲惨状况，中国的仁人志士励精图治，力求改革这一现实。他们不能不对传统的治国理政方式，包括人们心目中十分美好的德治进行反思。

首先兴起的是实业救国，于是洋务运动被发动起来。

1865年江南制造局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到19世纪90年代，卖出约13,000部译著。这些实业家并不是理论家、思想家，并不负有要进行文化传播、思想引领的责任。但是，他们以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为己任，本着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高瞻远瞩、无私奉献，实在令后辈感动，并为之击节赞叹。

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康有为、梁启超推动了戊戌变法，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宣传西方新学，推进了中国的思想进步。在1880-1940年间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其中一半是社会科学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西方的法学著作也随之进入。严复翻译了法国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的《法意》（也即《论法的精神》）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也即论《论自由》）等作品。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严复作为思想家和翻译家，而沈家本作为法学家、法律家，他们都是将西方法文化引入中国的先锋和冰人。

新兴工业经济的崛起、思想文化受西方影响而产生出的新诉求，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必须以新的姿态走向未来。历史正是为此，给了中国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勇士和值得后世永远敬仰的先驱，他们是沈家本、伍廷芳、孙中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