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要概念与研究问题界定

一 重要概念

与本书相关的概念主要包括“城市化”、“市民化”、“进城农民工”、“乡城迁移”和“城市住房”。下面结合书中使用这些术语的具体语境，分别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城市化”和“市民化”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一对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而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比重提高的过程（王桂新，2008）。而在本书中主要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强调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的城市化”。这种界定在当前中国特殊的城市化情境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农民工的“市民化”，即在中国特殊的城市化情境下，已完成空间上向城市集中、职业和产业上向非农转化，但社会身份上仍属农民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城市获得“安居乐业”的各种物质和其他保障，逐步由“城漂”转向永久定居的市民，并获得与市民同等身份和待遇的经济社会过程。市民化是针对农民工而言的，因而它也像农民工一样，是特殊制度条件下中国城市化的特有现象（王桂新，2008）。

就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联系而言，城市化本质上要求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市民化以城市化为前提和动力。就两者的区别而言，“市民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群体融入和群体的社会身份转变，而城市化则更强调群体在职业、产业特征和空间位置的“非农转换”。

本书所称“进城农民工”，是指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在城市长期就业、居住和生活，但在户籍上还属于原迁出地的农村户籍的劳动者。“进城农民工”与“离土不离乡”、就近转移和以乡镇为流入地的农民工相区别，主要指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的那部分农民工。如果按官方定义将农民工区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则“进城农民工”在外延中大致相当于“外出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及以此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特殊产物。他们是潜在的城市化人口，但处于“融入”和“半融入”之间，大部分人尚未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过程，以准城市人口的形式“漂浮”在城市社会；随时间周期在城乡间“候鸟式”地流动往返。

“乡城迁移”主要指农民工从原生产和生活地的农村迁移到城市，以寻求更好工作机会和获取非农部门相对较高工资收入的过程。这一术语强调农民工迁移是一种人口、劳动力流动及优化配置的经济现象，其直接指向是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劳动报酬，但在此期间形成城市新市民的过程也伴随着人口社会流动这一阶层重塑作用。在人口循环流动的情形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主要是一种以农村为归宿地的非永久性迁移，迁移并不等同于在城安居和人口的城市化，而仅仅在于劳动力在空间和产业上向城镇的转移。

所谓“农民工城市住房”，并不必然指农民工在城市拥有房产，而是笼统地指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住房形态，包括长期租赁私房、集体宿舍、工棚和棚户区、自有房产等多样化的居住形式。即使在市民化的情形下，农民工永久性的“安居”住房也并不一定以“自有房产”为主要形式；实际上，常态化、家庭式的租住是满足农民工市民化住房需求的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农民工拥有自有住房将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建立相关体制机制，使农民工能够便捷地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途径获得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具有宜居性、安全性和能为其城市发展提供支持的租房，则是现阶段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二 研究问题界定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包括“农民工城市住房的整体条件”和“农民工获得市民化所要求的住房”两个层面。前者是将农民工群体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析其在城市的住房条件和居住品质，以改善他们的住房状况为问题指向。后者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市民化能力和意愿较强”和“市民化能力和意愿较弱”的两个子群体，重点考察“市民化能力和意愿较强”的那部分农民工如何获得城市永久性“安居”住房的问题，即“市民化要求的住房问题”。

本书研究的议题是农民工乡城迁移及其城市住房问题，即分析和考察农民工乡城迁移的历史发展、动力机制，以及农民工城市住房的现状、影响及成因，探求改善农民工城市居住条件的途径和方法。之所以将农民工的乡城迁移和城市住房两大主题联系起来阐述，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特定的城乡结构和经济社会情境中，农民工乡城迁移的性质和结果——回流还是定居，主要是由农民工能否获得合宜的城市住房（条件）来决定的。这两个命题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民化的完整内容。同时，由于市民化是农民工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在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临时性城市住房条件改善”这一问题面向时，本书也注重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发展趋势对永久性城市住房的要求和挑战这一问题面向——市民化过程中的“安居”性住房问题。基于此，本书的研究议题并不侧重于暂居情形下的临时住房问题或市民化情形下的永久住房问题，而是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进行系统性考察和分析。这样处理的缘由在于这两类住房问题虽然有一定区别，但两者之间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唯有农民工城市住房的整体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条件得以提升，才能降低一般农民工城市化的门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化门槛降低也会进一步激发农民工市民化的信心，强化其市民化的行为，达到提高农民工群体整体市民化率的目的。这与特别强调“市民化要求的住房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