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大辩论

80年代是制度变革的岁月，也是思想转型的节点。

旧有的规矩被悉数打破，新的规矩还没有建立，形成了一片空白的地带。

无论是在讲究“惟有读书高”的古代，还是在高呼“德先生”、“赛先生”的近代，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是走在人民群众前头的人。

到了这个时期，他们也自认为该肩负起重新“启蒙”国人、重建思想价值标准的责任。

所以，他们一天吃饱了没事干，就琢磨问题、写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那个标准应该如何确立。文学界、思想界一时乌暄暄的，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总的来说有五场辩论。

一个是朦胧诗之争。

一派觉得朦胧诗晦涩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背离了传统美学伦理，甚至把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批判这是“资产jj自由化”。而另一批学者却肯定它作为“新的美学原则”的价值。

第二个，是人道zy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是思想界的核心议题。

简单来说，就是一派认为马克斯zy也包含人道zy，强调人的自主地位；另一派却觉得这是在宣扬超越阶j的人性，不符合社会现实。

第三个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讨论。支持者主张文学应该尊重人的自主价值，强调作家创作的自主性、作品中人物的独立个性，以及读者的主观感受。

这一理论，挑战了传统上把文学当成反映社会现实工具的认知。换句话说，文学就是文学，不是用来照出社会现象的镜子。

第四个是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围绕着要不要借鉴西方现代主义那套东西展开。

一些学者认可现代派文学对资本zy社会黑暗面的揭露，但批评它那种打破一切信仰的倾向。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发展适应本土情况的现代派。

大家争来争去的关键问题是，怎么看待现代派里那些丑陋、荒诞的内容，说白了就是，作品里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像屎尿屁或者下半身的事儿到底该不该往上写。

第五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的浪潮。

“寻根”，顾名思义，就是要寻找我们自己文化的根，主要讨论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韩少功、阿城这些作家觉得应该挖掘民族文化的根脉。

应运而生的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批评者却说，他们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过重，还有就是，向传统文化里的糟粕妥协了。

从这些思想辩论可见，当时对各类事情的评判标准还没个定数，桩桩件件的争议都不小。

那会儿的文学界、思想界就像一个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炸了。

但杨百川也着实没想到，一篇为了提高自己知名度的文章，竟也能引发一场辩论，阵仗还挺大，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1982年农历新年后不久，厂区里还随处可见火炮炸过的红纸渣，冷飕飕的空气里，还裹着呛人的硝烟味。

杨百川收到了一封从蓉城寄来的挂号信，信封上的名字正是李小棣。

从青年作家联谊会回来后，杨百川还没跟李小棣联系过。

收到信的时候，他心里还有点惭愧。这段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都没想起来跟朋友汇报一下。

但也不能全怪他。

他太忙了，厂里厂外的事儿把人缠得脱不了身。

先是紧赶慢赶编厂报的抗战专号，紧接着送幺妹去汉大，再然后就是接受采访、做报告，忙得脚板心起火。

《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投出去后，杨百川才迎来一段比较空闲的日子，但又一门心思改那篇《红花椒》，把先前那两篇稿子给淡忘了。

偶尔想起来，埋怨两句怎么还没有消息，但转念一想，《十月》和《巴蜀文艺》都是大刊，审稿周期长也正常。

他也懒得专门写信去问李小棣。听天由命吧！

杨百川接到那封挂号信时，心里盘算着，该是那篇《雾镇》和文学大赛的消息了吧。

他当着老孙的面，撕开了信封。

“杨老师，写的啥子哦？”老孙抻着脖子，往杨百川手里瞄。

自从半年前收到市作协的信，老孙就一直喊他“杨老师”。

刚开始这样喊，杨百川还客气地推让几句。后来觉得确实帮了老孙的忙，就心安理得地应下了。

《一个人的中国》发表后，当真隔三岔五就有小学、中学组织学生来探望他，送来米面油。

另一方面，抗战专号在筹备的同时，贺萍这边也在打造自己亲工爱民的人设，打算给老孙安排个新岗位，好显得她关怀老兵。

但老孙就是不肯离开那间小屋子，说守门、收发信件挺好的。

他还冒出了一句很有格局的话：“我以前守国家的门，现在守人民财产的门！”

说这话时，酒厂的几个领导都在场。他们面面相觑，心想，这话是谁教他说的，听上去太伟大了，赶紧鼓起掌来。

贺萍就依了他的意愿，只是把那间门卫室从里到外装修一新，还给添置了一张结实的新床。

老孙的日子好过起来，心里满是对杨百川的感激。

杨百川去取信时，瞧见墙上挂着一面锦旗，新崭崭的红布上，“人民护卫”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他拆开信封，草草扫了几眼。

大半篇幅都在讲那篇《谁在偷走我们的故事：一个工人作家的观察》（杨百川直接照搬了先前那篇社论的标题，就添了个副标题），说这文章已经在蓉城的文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蓉城作协还召开了一次作家代表会，专门讨论改革背景下的文学走向。

就光看文字，也能感受到李小棣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字迹有点龙飞凤舞的。

李小棣讲，过去文学界讲伤痕、讲改革，一门心思要打破旧的，却没考虑过该往哪里走。杨百川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人们开始思考未来的走向问题。

这评价不可谓不高，基本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视角，给这篇文章定了个位。

杨百川自己读着，胸膛里也跟着朴朴地响动起来。

直到信的末尾几段，李小棣才提了先前那个文学比赛，说征稿已经截止，还在审稿阶段，结果预计在七月底出。

杨百川将信折好，塞回信封，跟老孙简单讲了川渝文学界眼下正在进行的这场辩论。

老孙脸上茫然，可还是眯着眼，笑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杨百川笑了笑，跟老孙道别，往家走去。他心里依然激动，感觉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些。

脑海里乱哄哄的，各种念头像烟花一样绽来绽去。

“我不能只做一个挑起辩论的人。”

“我还要成为一个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