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杨三姐告状案
杨二姐的不幸婚姻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句，几乎成了那个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的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在那个腐朽的旧社会里，几乎所有的行政与司法大权，都握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有人因为身后有权力撑腰，杀人放火、草菅人命，却依旧可以逍遥法外，无人追究。而那些普通百姓，连一口气的喘息之地都没有，纵使他们遭遇百般凌辱和伤害，也只能默默忍受，冤屈无处伸，只能打掉门牙，忍着血往肚里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常态，没人能反抗，没人能改变。
可这不代表一切，偶尔，总有一些例外。民国初年，便有这样一位女子，她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了旧社会的沉默与压迫，为亲人洗雪了沉冤。她就是年仅十六岁的杨三姐，为了替被人无端杀害的姐姐报仇，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告状之路，与有钱有势的杀人犯对簿公堂。
杨三姐的告状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前后历时一年半，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她被无数次威胁、陷害，甚至在途中遭遇重重阻碍，但她从未低头，始终坚定不移，凭着一股子倔强，与那个既有权又有势的凶手斗智斗勇。最终，她让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为姐姐报了仇，替家人洗清了冤屈。
此案发生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评剧作家成兆才听闻此事后，迅速将它搬上了艺术的舞台。《杨三姐告状》这一剧目在数十年间广为流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目，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深深感染了无数观众，令人为之动容。
然而，艺术虽源于现实，却并非现实的全貌。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终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那么，关于“杨三姐告状”一案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这得从清朝末年开始说起。那时，在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的主人杨玉清，是个待人和气、憨厚朴实的庄稼汉，整日里辛勤劳作，只为能让一家老小过上温饱的生活。杨三姐是他的小女儿，学名杨国华，聪慧伶俐，深得父亲疼爱。
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艰难，贫困如影随形，农田不多，收成微薄，家里实在是捉襟见肘。为了维持家计，杨玉清不得不带着儿子杨国恩到邻近的乐亭去打短工，弹棉花挣点微薄的工钱，勉强度日。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玉清按照传统习俗给自己的三个女儿都找了“娃娃亲”。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金家的儿子，二女儿则许配给了高家狗庄的高占英。这两个地方与杨家相距不远，几十里路程而已。
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个小贩，与杨玉清只能算是不相上下，双方对这门亲事都颇为满意。
但高贵章这个人并非等闲之辈，他虽家境平平，却是个精于算计、善于经营的人。几年小贩生涯，在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便将目光投向了瓷器这一行。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市场潜力，高贵章凭借积蓄开了一家瓷器店。生意越做越红火，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当地的小有名气的暴发户。
富贵之后，高家也今非昔比，开始注重子女的教育。高占英被送入滦县传习所读书，毕业后回村教书，俨然成了当地的小士绅。
高贵章家在村里办了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院里的厢房。十几个邻村的孩子每天在这里听高占英讲四书五经。高占英本就自诩读过几年书，教书时更是趾高气扬，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
转眼间，儿女们都长成了大人。杨玉清和高贵章按照早年订下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操办了婚事。高家如今已是富甲一方，婚礼自然办得风光体面，十里八乡的人都来凑热闹，夸杨二姐“真有福气”。杨二姐脸上挂着笑，心里也暗暗盼着婚后能过上舒心日子。
但婚后的生活却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高占英对她的态度冷淡得像是陌生人，动不动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没多久，夫妻俩的关系便跌入冰窖，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杨二姐起初还纳闷，直到从高占英嘴里听出端倪——他嫌弃杨家家境贫寒，觉得杨二姐配不上自己。
这桩婚事是早年两家定下的，高占英虽心不甘情不愿，却也不好轻易毁约。可他却解不开这心结，反而越结越紧。在他眼里，杨二姐就是个累赘，心里那股憋闷无处发泄，便常常对妻子大打出手。
杨二姐心里苦，却不敢声张。每次回娘家，她只报喜不报忧，生怕父母担心。只有杨三姐看出了姐姐的异样。她曾劝父母去高家看看，可老两口觉得女儿已经出嫁，不便过多插手。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忍让竟会断送了女儿的性命。
事实上，高占英早就与五嫂金玉勾搭成奸，觉得杨二姐碍眼。加上金玉挑唆，他渐渐起了杀心。某天夜里，杨二姐亲眼看见高占英偷偷磨刀，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跑到公公那儿求救：“阿公，占英想杀我！”高贵章却不以为然，只摆了摆手：“他不敢，你安心睡去吧。”杨二姐无奈，只能含泪回房。
然而，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在夜里暴毙。次日一早，高家派人赶到甸子村报丧，说是杨二姐得了“血崩”，不治身亡。当时，杨玉清和儿子杨国恩在外打短工，家中只剩下杨二姐的母亲和杨三姐。母女俩听到噩耗，如遭雷击，悲痛欲绝。
杨三姐陪着母亲去高家吊孝。她虽只有十六七岁，却是个心思细腻的姑娘。当母亲扑在姐姐尸身上痛哭时，杨三姐突然注意到二姐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血迹，右手的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她心里顿时起了疑：二姐若真是患了“血崩”，嘴里怎会有血，手上怎会有伤？何况，高占英与二姐平日里争吵不断，二姐回娘家时也曾向自己诉苦。这一切，不禁让杨三姐对高家的说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平冤屈誓不罢休
杨三姐虽满心狐疑，可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敢妄下定论。她极力反对高家草草将二姐入棺下葬，甚至不顾一切上前阻拦，却被高家人生生推开。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尸身被匆匆下葬，杨三姐心如刀绞，只能暗暗咬牙，将这份不甘和悲愤咽下。
几天后，甸子村举办庙会，四邻八乡的乡亲们都赶来看热闹。杨三姐在人群中遇到了几位从高家狗庄来的乡亲。几人闲聊时，又谈起了杨二姐的突然死亡，他们压低声音告诉杨三姐：“你姐死得蹊跷！那天夜里，有人听见高家院子里传出了哭闹声，折腾了好一阵子。”
这番话让杨三姐心里的疑团愈发深重。她几乎可以肯定，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得那么简单。回到家，她将乡亲们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家人，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随父亲回到家中。听完妹妹的叙述，他深感有理，兄妹俩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为二姐讨回公道。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二姐被害十天后，杨三姐骑着毛驴，揣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踏上了去滦县县衙的路。一路上，杨三姐心中既紧张又忐忑，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做得是对的，无论结果如何，她都必须为姐姐讨回公道。
到达县衙时，杨三姐被带到大堂。审理这起案件的是滦县的帮审——牛成。牛成的名声在当地并不算好，许多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自从坐上帮审的位置后，他也常常被传出许多勾结营私的事。牛成此时坐在堂上，摆出一副官威十足的模样，接过杨三姐兄妹递上来的状纸。看了一眼，随便翻了几页，又叫杨三姐说出案件的缘由。
杨三姐口齿清晰，句句铿锵，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怀疑，并举出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说法为证，她的说法显得有理有据。牛成听完，皱了皱眉，随即决定传唤高占英前来应对。
不一会儿，高占英被带到堂前，面对杨三姐的质疑，他一口咬定，杨二姐确实死于“血崩”，对杨三姐的指控矢口否认。大堂之上，杨三姐与高占英针锋相对，互相辩驳，高占英说杨三姐的推测“毫无根据”，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哭闹声”，都不过是无稽之谈。
牛成见状，只得宣布休庭，决定等进一步调查后再审。
几天后，牛成再次开堂审理此案。可这一次，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竟处处为高占英开脱。他对杨三姐的说辞充耳不闻，甚至斥责道：“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无端猜疑，杨二姐死于‘血崩’，这是有证人证明的。”说罢，他传上了一名证人。
杨三姐扭头一看，来人竟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高家狗庄的村医。高作庆一脸笃定，声称“我亲自给杨二姐诊治过病，她的死因确实是‘血崩’。”
杨三姐心中一紧，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关系密切，他的话未必可信。
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请求。此言一出，高占英和高作庆顿时脸色大变，不约而同地望向牛成。牛成略一迟疑，便冷冷地拒绝了，“现在人证齐全，事实也很清楚，不需要再进行开棺验尸。”
杨三姐和杨国恩看在眼里，心中怒火熊熊。他们断定，牛成态度突变，必定是高家暗中行贿，包庇高占英。
事情的真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为复杂。
杨二姐的死，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她的性命，是被高占英亲手害死的。高占英嫌弃杨二姐家境贫寒，觉得自己一个财主家的少爷，娶了她简直是耻辱，早已心生厌弃。而更深的原因，则藏在他与五嫂金玉那段见不得人的奸情里。
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因父亲安排去了唐山瓷器店当掌柜，常年不在家，寂寞难耐之下，从唐山一家妓院买了个叫金玉的女人做小老婆。金玉生性放荡，没有缠足的她在高家如鱼得水，不久便与高占英勾搭在一起。高占英本就嫌弃杨二姐，如今又与金玉有了奸情，越发觉得眼前这个妻子碍眼，心中渐渐起了杀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高占英自以为杀人灭迹，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杨三姐一眼识破了他的阴谋，还直接将案子告上了县衙。高占英慌了手脚，私下贿赂了牛成几千块大洋，求他为自己开脱。牛成拿了钱，自然要替高占英“消灾”，这才在大堂上公然偏袒他。
可杨家兄妹并非轻易放弃之人。他们虽看穿了牛成的贪赃枉法，却依旧坚持告状，誓要为杨二姐讨回公道。高占英见杨家兄妹不肯罢休，便多次托人上门说和，提出用二十亩地和一头牛作为赔偿，想以此息事宁人。但杨三姐和杨国恩毫不让步，将来劝和的人一一拒之门外。
高占英的这些举动，非但没有让杨家兄妹松口，反而让他们更加坚信杨二姐的死另有隐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高占英心里有鬼，姐姐的死绝非高家说的那么简单。尽管牛成一再拒绝开棺验尸的请求，但杨家兄妹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决定继续上告。
杨三姐和杨国恩的勇敢举动，赢得了众多乡亲的支持。门庄村的杨姓族人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出一块大洋，资助杨家申冤。在滦县告状无果后，杨家兄妹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检察院人员看过状纸，迅速判定此案有冤情，接受了他们的开棺验尸请求，并决定由院长亲自指挥。
真相水落石出
中国人的传统讲究“入土为安”，开棺验尸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消息传开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高家狗庄周边的客店都被住满，甚至有不少人提前两三天就赶到现场，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幕。
验尸当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仿佛在为杨二姐的不幸哭泣。为了维持秩序，官方在坟地旁搭起了凉棚，旁边还有一锅煮沸的酒精，用于消毒。围观的人太多，挤得水泄不通，喧哗声越来越大，直到现场的法警不得不用马鞭将前面的人群驱赶开。
终于，杨二姐的墓被掘开，棺材盖被打开，现场一片肃穆。随着一声轻响，负责验尸的人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检查尸体。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在杨二姐的阴部，竟然被插入了一把尖刀。更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在杨二姐的裤内，居然塞满了白灰，显然是高占英用来止血的。有知情人回忆，杨二姐被害那晚，确实有人看见高占英在磨刀。杨二姐也曾向公公高贵章哭诉，说自己预感要被杀害。可高贵章只是敷衍一句：“他不敢，你安心睡吧！”结果，当晚便发生了悲剧。
至此，杨二姐的死因真相大白。高占英的狡辩再也无济于事。
然而，事情并未因真相大白而画上句号。在那个时代，一桩案子想要得到公正的判决，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杨三姐和杨国恩心中依旧忐忑，他们深知高家财大势大，生怕高占英能够凭借金钱再次逃脱法网。于是，开棺验尸后，兄妹二人再次踏上了去天津的路，决心紧跟案子，直到亲眼看到高占英伏法为止。
杨国恩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语气里仍带着几分辛酸：“验尸后，我们兄妹俩又追到天津，生怕高家用钱财打通关系，把人放了。为了糊口，我只好去洋人开的牛奶厂做苦工，一个月挣四块洋钱。那段时间，我们在天津过了个年，连家都没敢回。几个月后，终于听说高占英被处死了，据说是绞刑。等我赶到刑场，人早就散了，现场只剩下一些闲谈的百姓。”
1919年10月6日，天津的《益世报》刊登了一则短讯：“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这条简短的消息，对杨家兄妹来说，却是一年多苦等的结果。为了这一天，他们甘愿在异乡受苦受累，连春节都不敢回家。如今，案子终于有了结果，兄妹二人百感交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既为姐姐的冤屈得报而激动，也为这一路的辛酸而悲伤。
案子告一段落后，杨国华嫁到了本县双柳树村一户姓薛的富裕人家。这家人虽是庄户小财主，但性格软弱，娶杨国华进门，是为了让她“顶门户”。杨国华婚后生育了三子二女。她出身贫寒，深知穷苦人的艰难，因而总是心怀善意。据曾在薛家打过长工的人回忆，杨国华心地善良，经常为长工缝洗衣物，嘘寒问暖，还不时接济他们的家庭，深受人们的敬重。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听说了杨国华的事迹，特意带着刺刀去试探她，想看看这个名闻乡里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胆量。面对侵略者的恫吓，杨国华面不改色，毫不畏惧，俨然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解放战争初期，她还利用自己的名声和经济条件，保释并营救过多名我方村干部，为革命事业尽了一份力。
新中国成立后，杨国华被定为富农分子。在“文革”期间，她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才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了她应有的关怀和照顾。晚年的杨国华担任了唐山市政协委员和滦南县政协委员，继续为地方事务贡献力量。1982年春天，滦南县的领导探望了她，表达了对这位曾经的讼案英雄的敬意。1984年1月7日，杨国华病逝，享年83岁。
在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评剧创始人之一成兆才将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搬上了舞台，创作了经典剧目《杨三姐告状》。剧本初稿有70余场，涉及100多个人物，虽然后来经过多次修改，但始终保留了原作的基本情节，成为评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