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作为俄罗斯文化镜像的俄罗斯文学

第一节 文学源文本中的文化要素

俄罗斯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由于时代的历史语境不同和提问者的立场不同，文化的核心要素自然有所差异。19世纪，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核心是“教育、专制和东正教”[1]，这其实只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但思想家和文学家则赋予了俄罗斯文化核心另一种内容和意义。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便是19世纪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很早就受到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对文化的理解可从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看出，比如他于1860年发表的《前夜》中，有一个片段描写的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尔森涅夫弹钢琴的画面。

严格说来，他并不爱音乐这门艺术和它的表现形式，如交响乐、奏鸣曲，甚至歌剧都使他感到沉闷，他爱的只是音乐里的诗。[2]

“音乐里的诗”中的“诗”在俄语中其实是стихия，中国人把стихия 翻译成“诗”（Стихи），以为这样就能兼顾该词的艺术魅力以及与大自然相似的巨大能量，但实际上стихия与стихи的外形相似，内容并不相同，стихия的基本释义是явление природы，обнаруживающееся как ничем не сдерживаемая сила（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3]，即自然力。屠格涅夫崇尚的是俄罗斯民族思维里这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它是民族精神诗意的表达，但具体到文化核心要素，屠格涅夫并没有直说，他通过《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一生来暗示，俄罗斯文化的明天不太可能由平民知识分子来引领。巴扎洛夫空有一身的“自然力”，却只能站在“未来的门口”。作为一个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平民知识分子的暴力主张，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局限性。所以，在他发表具有自传性质的《阿霞》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一文里，对屠格涅夫进行了批判，指出像“恩先生”这样与“多余人”有亲缘关系的人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4]尽管偶在生命个体的呢喃能否承担人民伦理大叙事这样的伟大任务值得怀疑，但至少在19世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眼里，文学就是生活的教科书，负责将“美是生活”的理念完整地展示出来。然而，为什么单单是俄罗斯存在这种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呢？为什么俄罗斯的文学能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要的表现和支撑手段？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从俄罗斯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概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何单向度的阐释都可能使人们陷入直觉主义的误区和以偏概全的陷阱。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动态的尘埃乍起的现实和尘埃落定的历史之结合。文化既可以呈现出民族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风貌，也可以寻找到其中相对稳定的元素；既能看到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对文化的影响，也不难窥见偶然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的塑形。因此，立足于今天的文化生态，没有谁能为俄罗斯文化、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思想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丘特切夫（Тютчев Ф.И.）式的“对俄罗斯只能信仰”的俄罗斯文化神秘主义论调可能是为了降低解释文化的难度，进而强调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观点，民族文化也没有想象的那般复杂，简而言之，“西方工业已经使其他文化的古老传统发生了变异”[5]。其结果是，无论文化曾经多么辉煌，传统如何悠久，文化最终都将成为被金钱所控制的浮士德文明。况且不论是斯宾格勒，还是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和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学者梅茹耶夫（Межуев В.М.），都极力表明“俄罗斯不是西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6]。中国知识界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认识还囿于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一段表述[7]，且往往夸大俄罗斯民族性中的亚洲因素。斯宾格勒对俄罗斯的认识更为客观真实，他指出俄罗斯文化的“假晶现象”，具体来说，“从1703年圣彼得堡建造之时起，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假晶现象，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首先是完满的巴洛克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8]。俄罗斯是否进入过启蒙运动的躯壳，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但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就体现出俄罗斯人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的尴尬位置，甚至给人一种投机主义的印象。西方人把俄罗斯当作欧洲的农村，俄罗斯人无法融入西方文明，尽管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位于欧洲，但广阔的亚洲土地和钦察汗国的历史也使俄罗斯的群体意识中不乏亚洲思维，比如官本位思想、等级意识等。高尔基对俄罗斯民族性的亚洲因素有一番颇令人吃惊的解释，他认为，俄罗斯有两种灵魂，一种来自西方，另一种来自东方；俄罗斯一直都在这两种灵魂之间摇来摆去，无法弃绝外来文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俄罗斯人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9]对俄罗斯性（Русскость）的诠释因诠释者的身份、时代语境、文本样式等的不同而不同，给出的答案千差万别。因此，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源文本，不失为探求俄罗斯文化的一条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