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中国古代经史之学和国家治理传统中，有关立国根本、宪章规模、经制成法、百代通典的探讨，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源。其中，宋儒对立国规模、政教机制的溯源和建构，形成了治体论的核心话语。他们倡导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有“国本”的自觉而先定“规模”。例如，南宋吕祖俭曾经奏称，“本朝立国之规模”不在于强大威力、权谋术数，而在于君子的“议论气节”能够培根本、支变故。[3]特别是在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中，以立国之道、根本规模、祖宗成宪为核心的治体论建构，有着深刻而精密的理论自觉，非传统事功学所能概括。其中，吕祖谦的政治思想特别能体现这种溯源立国根本、构造宪章规模的治体论视野。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治体作为一代立国的宪章大法和秩序基源，能够奠定国家的根本治道原理和宏观秩序架构。他将周代惇厚、宽大、温裕的治体当作历史政治中理想政教模式的典范，[4]同时追溯宋代立国的根本规模和政教文明传统，对“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的治体有着高度自觉，并由此倡导增益和振起治体之未备而爱护扶持宋代立国之本。[5]他认为，只专注于事功而不知道守护和夯实立国传统中宽大忠厚、礼逊节义的根本政治成宪，无法使得国家根基牢固而天命久远。

近年以来，学界以历史政治学视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倡导考察华夏政治体的立国源流而发掘其中的政治智慧。这种历史政治学视野以及治体论关切，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特质。在对南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任锋指出南宋浙东立国思想家群体，以宋代立国的政教传统和治体架构为视野，“由思考秩序精义而聚焦治体法度，以经世实践精神而维系其经制事功理想”，注重追溯和体认宋代立国精神和建构其政教秩序的结构模式。[6]他们着眼于宋代立国规模、立国根本而思考“国家根本宪制的构造及其演进特征”，将传统的变法、立国、保守都“置于文明秩序的宪制传统中加以审视检讨”。[7]这种基于经制传统来重构宪制架构和秩序根基的努力，形成了南宋浙东经制事功学派的治体论。吕祖谦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治体论具有德性规范与体制法度内外相维的二重性理论结构，[8]所蕴含的制度主义思路指示出近世儒家法度化的趋向。[9]

实际上，能够“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10]的吕祖谦，统合了南宋诸儒之学而表之于政治思想。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南宋学术中制度之学的地位和意义，认为南渡之学“一发枢机，系于吕氏”，肯定了吕祖谦集诸儒之成、将经史之学表之于制度的成就。[11]在吕祖谦政治思想建构中，他以儒家经制传统的历史演进和当代际遇为视野，思考理想政治文明体应该具有的立国精神与根本宪制、政教模式及运作机制，提炼出有关立国的规模、根本、体势等治体论的理论话语。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建构并不是为了南宋一代之中兴目标而发，而是既有着回溯宋代立国深层根基而审视根本秩序结构的宏阔视野，也强调作为理想的政治体应该有的宪制理念和政教机制，是对自三代以降的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提炼。吕祖谦重视经史典籍中蕴含的宪章规模、王道大法、百代通典。作为体现周秦之变间政治经验的重要典籍，《左传》为他的思考提供了纵向的历史视野，因而其《左传》学研究也具有浓厚的历史政治学理论旨趣。他的《左传》学三书[12]以作为治体核心要素的“立国规模”为视野，对理想政治体的根本宪章和政教模式进行系统构造，并提炼出中心治法架构与外围风俗教化内外相维系的秩序机制。吕祖谦《左传》学的此种学术创新鲜有表彰，目前学界仅从经学诠释[13]、王霸之辨[14]等角度展开论述。鉴于此，本文就其《左传》学研究而揭示他对宋代立国规模和政教系统的构造，以表彰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经史之学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