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命维新：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中国实践
周光辉[1]
导言 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关切
（一）关切之一：现实关切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国家形态演进史上的一般进程，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为什么能够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中国既克服了政治学者亨廷顿关于“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问题，同时也消解了比较政治学者艾森斯塔特提出的“现代化中断”问题。那么，为什么西方此起彼伏出现的“中国将要崩溃”并没有发生？
这一远远超出西方学者预期的重大现实迫使我们及时关切。
（二）关切之二：理论关切
中国属于什么类型的现代国家？
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既是世界现代化历史的组成部分，又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新的实践探索对既有的国家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构成了巨大的解释性挑战。
对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进行合理性阐释，这种合理性阐释，实际上就是国家身份的理论建构。这是全球化时代获得国民忠诚和族群认同的重要途径。这需要政治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是一种尝试。
一 复兴吸纳启蒙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
（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认识论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中国接触外部世界开始的，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在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交织、内部与外部的矛盾交汇中进行的。如何理解中国国家形态的古今之变，这里有一个认识论问题：既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能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要基于中国的历史与变革实践，发展出既能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态变革，又能打动人心的理论。
（二）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崛起”而是“复兴”
中国的历史学家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见罗志田教授的文章“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读书》2014年11期）。仅从当代的时间段看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快速的崛起，但从长时段看，中国曾经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处于发展前列，只是近代欧洲率先开展了工业革命，中国才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近代落后之后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实现民族复兴做出的努力。
如果仅把中国视为一种崛起，一是会忽略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更不能理解中国历史性变革的深刻含义；二是会把当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变革看成是一种“异端”，只有从复兴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古今之变，才能理解，中国的古今之变是一种基于文明内生性的变革实践，是世界多元现代性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复兴吸纳启蒙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
近代中国在外部冲击下，接受了中国已经落后于列强的事实，并发生了“天下”观向“世界”观的转变，但中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国家，依然保有了国家的主体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正是因为具有主体性，又承认了落后，中国才开启了“中体西用”，以学习外国理念和技术为途径的“自强”之路，也开启了通过“变革图强”实现民族复兴道路。这一复兴之路，从总体上一直注重吸纳国外的文明成果。从晚清的自强之路，到20世纪的革命之路，再到改革开放之路都注重吸纳人类文明创造成果。当然，这里说的“启蒙”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新的理念，如民主、科学，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念。共产党的创建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产物。而共产党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复兴吸纳启蒙是外来文明中国化的道路，既与中国兼收并蓄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又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完成了从天下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即近代中国完成了从一个自我的世界（天下）到国际体系一员（主权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仅以海关建立为例：从海关建立到海关自主权（海关关税自主权和税款保管权）的完全获得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二 构建新型现代国家是克服近代国家重建危机的历史命题
（一）国家形成的标志：治理机构权威化
权威的本质性功能，即确保一个联合起来的群体的联合行动。
“权威原则：只要一个共同体的福祉需要一种共同行动，那么此种共同行动的统一性就必须通过该共同体的一些更高级的机构来加以保障。”（参见[法]耶夫·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
（二）理解国家
国家的内在属性就在于族群聚合，即国家是非亲缘关系群体组成的作为一种按照地域划分居民的政治组织。国家面临着规模大和内部居民的差异性两个内在性问题。“国家是人类通过合作达成基本认同的共同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参见[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
维系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条件：一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承认并接受的作为公共规范的价值信仰体系，二是以正统的公共权力为基础的共同的纷争处理机制。
（三）文明与权威：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
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是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精神权威是象征性权力，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早期控制暴力方式表现为王权与神权。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作为城市文明的代表，它在城市建筑中的两个典型建筑是神庙和王宫，分别象征着神权与王权。古代形成人口规模后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维系秩序。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三星堆文化窥见当时的两个部落首领，其中一个掌管政治、军事，另外一个掌管宗教。
（四）文化认同：认知心理学基础
1.人是有意图的
人希望达到某种目的打算。人们在做出行为选择时，都含有做出某种行为意向。意图作为动机是推动人去行动的现实力量。
2.集体意向性
个体意向性来源于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intentional behavior）是一切群体社会活动的基础。
3.文化认同可以通过提供信念有效塑造集体意向性和偏好，极大地降低治理成本
如果没有文化认同，不论是宗教文化认同还是伦理文化认同，那么大规模群体的思想维系的难度就非常高，也很难持续。文化认同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是形成超越血缘群体的共同认同感，二是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同价值观。
（五）中国古代国家的精神与政治权威
1.精神权威
中国自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天”的信仰观念，皇帝封禅的核心思想观念应是“天命”。其后帝王皆自称是天之子、是奉天承运，即奉天命而治理天下。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2.政治权威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体制中，“皇帝”不仅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国家整合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作为人主，皇帝是世俗的权威；作为天子，皇帝是神圣的权威；作为君父，皇帝又是伦理的权威”。（参见陈旭麓《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六）天朝秩序瓦解
19世纪末“天朝”坍塌，兼有信仰体系和知识体系功用的“天命”观念与“儒家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下，渐渐不再能够承担意识形态的重任”。（参见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晚清以来直至辛亥革命后，当传统的“皇帝”权威逐步瓦解和崩溃之际，就必然在使近代中国难以进行有效的国家整合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危机和权威危机。
（七）历史中国构成了现代化变革的结构性初始条件
变革中如何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即保国问题；变革中如何保持文明的延续性，即保教问题；变革中如何维护社会的有序性，即建立秩序问题。如果这些初始条件不能实现，中国的国家转型、现代国家构建就会面临危机。
（八）20世纪上半叶三次现代国家建构的失败
20世纪上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经历了三次构建现代“国家失败”。所谓失败是指都没有实现国家内部的有效整合，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顺利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一是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但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导致军阀混战。二是国民革命（国共合作），推翻了军阀政府，建立了南京政府，但国共关系破裂。三是抗战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签订“双十协议”，建立联合政府没有成功，导致内战爆发。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开启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虽然建立了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但由于照搬西方的模式，导致水土不服，无法克服下面四大难题：一是中央权威弱化导致地方主义；二是军事力量军阀化，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三是分散主义，族群多样化问题引发的冲突；四是基层社会治理流于粗放，出现黑社会化，导致军阀混战、社会溃败（土匪横行）。
（九）克服国家重建危机的历史命题：构建新型现代国家
邹谠教授曾说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都被拿来试验过，而几乎没有一个制度和思想能够在中国社会得到满意的结果。”（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三次国家重建的失败表明：照搬西方治理模式导致水土不服，无法带来社会的稳定，而袁世凯倒行逆施试图恢复帝制更是死路一条。走回头路不行，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行，只有走构建新型现代国家之路才是符合国情的现代发展之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命题。
三 构建“三位一体”的权威体系是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
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较量中，特别是在军事力量主导争夺中国现代化道路领导权的历史条件下，最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新中国建立的历史意义
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讲，当代中国确立的国家治理体系既不同于以皇权为中心的传统国家体制，又不同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而是一种新型现代国家：党的领导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结合；单一制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结合，完成了高水平的国家整合。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现代性转变：一是实现了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形态转变；二是实现了从“天命”到“人民”的道德权威的转变；三是实现了从“皇帝”到“政党”的政治权威的转变；四是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治国理政方式的转变。
（二）新型现代国家的内涵
所谓新型现代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指按照民主集中制组建起来的政党领导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权威体系为鲜明特征的国家治理体制。
人民至上成为当代中国的价值信仰。当古代社会面临无法克服的内部危机时，维系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文化价值系统首先受到质疑直至瓦解。在原有的精神权威解体后，就是需要重建新的价值信仰来重构政治认同。人民至上作为一种道德权威，既是一种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抽象理念，也是一种道义性的符号。只有当它在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展示主体性地位，并能够展现出自身的主体意志和力量时，它才可能产生相应的道德义务以及引起人们在道德上的服从。
（三）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人民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是由整体、群体和个体组成的。人民作为整体，遵循人民至上理念，构成了道德权威；人民作为群体，需要依靠代表（管理者、执行者等各种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作为个体，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人民民主的国家形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人民作为整体是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来行使领导权；第二，人民作为个体和不同群体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将党的方针、政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四 新型现代国家的合理性分析
对中国的新型现代国家进行学理阐释，首先，要注重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初始条件，这不是承认历史决定论，而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个概念的演化进程。其次，要引入国家规模这一重要的分析变量。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与小国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不同的。
（一）内生性
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构建是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内生于中国式现代道路的历史中的，从而也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正如一位政治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反映了它的文化设计”。
（二）创造性
实行民主、法治是判断现代国家构建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重要标准。但民主、法治并不是仅有一种模式。中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成功在于：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创造性地内嵌于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发展人民民主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政治保障；通过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
党的领导地位是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由于宪法的明文规定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这种体制的生命力主要是来自于党的领导活动和实践过程要体现人民性的宗旨，只有站稳人民立场，在政策过程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三）有效性
有效性注重成本，注重结果导向，改革方案的设计更注重价值与成本的分析。中国新型国家构建的重要经验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民主结合起来；把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结合起来；把历史的连续性与变革性统一起来；把改革与开放统一起来；把国家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创造性统一起来。从而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既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又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
（四）有序性
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人类值得追求的共同价值。但现代中国上半叶长达几十年的战乱提醒我们，民主化进程不是一种浪漫之旅。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重组、再分配的过程，这其中充满了矛盾和风险，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当代中国发展人民民主，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成功奥秘，也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点，就是这一进程不是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而是在国家引领下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而实现了这一过程的有序性，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仅以推动人权保障事业为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从确立宪法原则到制定民法典，通过法治化进程实现了从保障一般人权到保障具体的个人权利。
五 结语
总之，中国的新型国家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发展人民民主，更好地改善民生，更充分地保障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继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完善各种有效的民主机制和保障人权制度，实现中华文明中关于美好生活和美好秩序的愿景：国泰民安。这是中国之幸！人民之福！世界之祥！
（本文主要来源于2023年1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命维新：中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道路与经验》）
[1] 周光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