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乱世风流：魏晋六朝时期的侠文学
《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但任侠行为，成为一种个人特质，仍时常见于史书中。随手撷取就有：
《魏书·王卫二刘列传》：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1]
《魏书·武帝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2]
《北齐书·金祚传》：性骁雄，尚气任侠。[3]
《北齐书·张保洛传》：张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家世好宾客，尚气侠，颇为北土所知。[4]
《北齐书·卢叔武传》：叔武少机悟，豪率轻侠，好奇策，慕诸葛亮之为人。[5]
《周书·莒庄公洛生传》：莒庄公洛生，少任侠，尚武艺，及壮，有大度，好施爱士。北州贤俊，皆与之游，而才能多出其下。[6]
《周书·梁士彦传》：少任侠，好读兵书，颇涉经史。[7]
《陈书·周敷传》：性豪侠，轻财重士，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8]
《陈书·周炅传》：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9]
其中有帝王、武将，也有名士儒生。可见在这一时期，侠虽然不再作为独立阶层为史家收录，但侠的行为及精神却作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被记录，进而与当时人物品鉴风气结合，成为评价人物优劣的标准之一。
《晋书·祖逖传》先概括了祖逖“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性格，然后记录了其闻鸡起舞、击楫中流二事，都充满豪侠之气。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父武，晋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该、纳等并开爽有才干。逖性豁荡，不修仪检，年十四五犹未知书，诸兄每忧之。然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以是重之。后乃博览书记，该涉古今，往来京师，见者谓逖有赞世才具。侨居阳平。年二十四，阳平辟察孝廉，司隶再辟举秀才，皆不行。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就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达泗口，元帝逆用为徐州刺史，寻征军谘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帝乃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10]
祖逖少年时不修小节，过着轻财好侠、悲歌慷慨的生活，当国家危难时，“怀振复之志”，散家财以御敌。这样的义举，虽未列入游侠传，却可当得上后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评。
正史之外，三国时期私修史书《魏略》[11]，有《勇侠传》一篇。记录了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四人事迹。全书今不存，《魏志·阎温传》注释中引用孙宾硕、杨阿若、鲍出片段。孙宾硕，名嵩，汉桓帝时人，家贫。二十余岁时，曾经救助了被奸臣迫害的名士赵岐。孙嵩不顾危险，将赵岐带回家，烹牛备酒款待。一两天后，又将其藏在了别屋的墙壁夹层中，小心保护，最终赵岐得以脱险。
杨阿若，字伯阳，凉州酒泉（今西北甘肃、青海一带）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人物。少时任侠，常出入市井，以报仇解怨为事。建安年间，豪强黄昂起兵作乱，斩杀酒泉太守，并悬赏追捕杨阿若。杨阿若为太守报仇，单骑走入羌地，招到一千余名骑兵，直指酒泉郡城。黄昂弃城而逃，途中被杨阿若率领的羌兵所俘虏。
鲍出，字文才，京兆尹新丰（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人，汉末三国时期人物。少时游侠，与兄弟一起奉养老母。汉兴平年间，三辅大乱，鲍出兄弟出门采野菜，回来时却发现，母亲已被一群穷凶极恶的食人贼绑架。鲍出将衣衫打结、挽起袖子，独自追赶。最终凭一腔骁勇，杀得贼人四散奔走，不得不将他母亲放回。而这时，被关在一起的老妪向鲍出求助，他又返回贼营，继续作战，直到将这位老妪也救了出来。之后，鲍出用篮筐将母亲一步步背回家，在他的孝养下，母亲活到了一百多岁。
这几位“勇侠”时代、地域各异，共同特点是具备极高的道德操守，而这正是魏晋史家所看重的。《勇侠传》结尾处有鱼豢的按语“昔孔子叹颜回，以为三月不违仁者，盖观其心耳，孰如孙、祝菜色于市里，颠倒于牢狱，据有实事哉？且夫濮阳周氏不敢匿迹，鲁之朱家不问情实，是何也？惧祸之及耳，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犹贵其竟脱季布，岂若二贤厥义多乎？今故远收孙、祝，而近录杨、鲍，既不欲其泯灭，且敦薄俗。至于鲍出，不染礼教，心痛意发，起于自然，迹虽在编户，与笃烈君子何以异乎？若夫杨阿若，少称任侠，长遂蹈义，自西徂东，摧讨逆节，可谓勇力而有仁者也”[12]，可以看出立传目的，是褒扬“勇而有仁”者，即在侠的武勇之外，还需要符合“仁”“忠”“孝”等儒家道德标准。
需要补充的是，从《乐府诗集》中可见，魏晋时期也是咏侠乐府的繁荣期。一大批吟咏侠客行迹、表现其精神气质的乐府题目，如《游侠篇》《侠客行》《侠客篇》《壮士篇》《壮士吟》《刘生》《长安少年行》《结客少年场行》《白马篇》等逐渐固定内容，形成了代代相承的题材传统。此外，《轻薄篇》《公子行》《长安有狭邪行》等描写都城游冶之作以及《从军行》《塞上》《塞下》等描写从军生活的题目，都可以见到侠的身影。魏晋时期是文学变革的时期，诗歌代替了辞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咏侠诗（主要是乐府）也成为这一时期侠文学的主要承载者，取得了远超其他文学体式的成就，为唐代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之，魏晋时期侠文学的一大发展趋势，就是从史传入于文学。作者的创作意图，从记录史实改为构造情节；其评判标准，从征实转为尚虚；创作手法，则从史家之笔转为诗人之笔、小说家之笔。因此，诗歌小说中的侠文学较史传而言，更具传奇性、虚构性、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