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卷中的长安少年

任侠主题最初出现在汉赋中，但其表现手法较为简单。只作为一种都城风貌或风土人情而存在，并不具有个性，更没有独属于个体的故事。如《西都赋》云：“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12]又如《西京赋》云：“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13]都是整体罗列，泛泛而言。较之史传文学，汉赋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侠客形象，但汉赋中的侠客更像是都城的文学符号，是衬托都城繁华的点缀，而非主要的描写对象。

这一时期，两京地区炽烈的侠风，也影响到诗歌创作。《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为《游侠篇》作序时，引《汉书·游侠传》：“战国时，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故后世称游侠者，以四豪为首焉。汉兴，有鲁人朱家及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里，皆以侠闻。其后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时萭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章。酒市有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14]可见正是战国以来的侠风盛行，催生了《游侠篇》等经典篇目，并形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东汉后期，献帝徙赵王刘珪为博陵王的历史事件，引发了诗人们的咏叹，形成《博陵王宫侠曲》的乐府题目，可以佐证时代风气、历史背景对文学主题生成的影响。可惜《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下存篇目皆自魏晋起，而无汉诗。这与早期文献多散佚湮灭有关，也与诗歌在汉代还并非主流文学体裁有关。

除了文人诗歌创作外，汉代可称得上侠文学的，还有零星散见于史传的歌谣。如《长安为尹赏歌》《颍川儿歌》等，都提及长安豪侠。

《长安为尹赏歌》[15]记录了东汉历史上著名的桓东场少年案。桓东场是游侠少年们的死刑场。《汉书·酷吏传》记载：

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党与，诏书召捕，久之乃得。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16]

这群少年行为恶劣，无法无天，是“以武犯禁”的典型。而尹赏则是汉代著名的酷吏，他任长安令时，挖了个数丈见方的大地窖，名为“虎穴”，然后搜捕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捕满一百人，就集中投入虎穴之中，用大石盖住出口，数日后揭开。少年们“皆相枕藉死”，尹赏命人将他们抬出去埋到东门外，百日后才通知死者家属来领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

当时长安百姓作了一首《长安为尹赏歌》，感慨此事：“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从这首歌谣可以看出，长安百姓对这群少年的下场既有拍手称快的一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同情。而尹赏设“虎穴”的执法方式，亦令人心惊骨悚，生动而具备传奇性，颇有后世笔记小说“尚奇”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