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综述

一 民国时期的中国航运业研究

航运业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特殊的行业，较早受到外国资本的侵袭，也是较早出现民族资本的行业之一。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开始关注航运业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但是对航运业本身的研究一直呈现薄弱的局面。著作方面，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研究中国近代航运、航政和航权相关专著：《中国航业》[9]《中国航业论》[10]《现代航政问题》[11]《航业与航权》[12]《各国航业政策与收回航权问题》[13]《扬子江航业》[14]《招商局轮船公司》[15]和《四年来之航政》[16]。另外一部重要资料书是民国时期的《交通史航政编》，该书共六册，主要包括邮政、航空、航政、路政、电政和总务等各编。其内容包括总务、航业、航务、工程、涉外事项和外人在华行业六章，保存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17]

该时期轮船航运业研究呈现的特点：一、主要侧重从整体视角来研究航运业；二、外国对中国航权掠夺着墨较多；三、这些研究大多是浅层次概述。不过当时学界已经开始关注航运业，这些成果为以后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原始史料。不足之处：一、重视国家整体宏观性研究，忽视了各地区各港口的微观性研究，未能凸显各地航运发展的差异性和地域特点；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一般以简单论述为主，缺乏系统论证；三、航运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比较薄弱；四、研究的内容和主题也显得颇为单一。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轮船航运业研究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近代航运业的研究开始迎来一个高潮，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学术相当活跃。最典型的研究成果当属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运史丛书”系列。这套丛书包含了以下几个门类：一、综合性史书，包括《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中国运河史》；二、各省、自治区、市的内河航运史，如《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河南航运史》[18]《吉林航运史》和《长江航运史（近代部分）》[19]；三、各海港史，包括沿海各主要港口的论著、相关数据统计和古今数据汇编，如《青岛海港史（近代部分）》[20]《秦皇岛港史（现代部分）》[21]《黄埔港史（古、近代部分）》[22]《南京港史》[23]《温州港史》[24]《珠江航运史》[25]《上海港史（现代部分）》《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和《镇江港史》[26]；四、专题性史，如《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和《武汉长江轮船公司史》。这是一套大型航运业方面的丛书。既包括了各省市的航运业，又综合了航运业的内在发展规律。这套丛书既保存了大量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同时不是单一的史料集结，包括了作者的论述、评论以及研究心得，为进一步研究近代航运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资料参考的基石。

聂宝璋主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分帝国主义、轮船招商局及民族资本轮运业三个部分，辑录了1840—1895年中国近代航运的相关史料，资料的来源十分广泛，包括了中文报刊、档案、笔记、函牍、奏章、条例之类，又有英文、日文、外交档案、专书和报纸杂志等等。聂宝璋与朱荫贵合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辑录的是1895—1927年中国近代航运史的相关史料。虽然是资料汇编，但编者并非将史料简单地整理排列，而是根据中国近代航运业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时代特点，有意识地将一些问题集中反映。[27]这套资料汇编不仅为近代航运业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而且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

樊百川的专著《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主要是对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兴起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指出外国势力对民族航运业的干预，再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呈现出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兴起的艰辛历程。虽说是航运业的专著，但是也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外文参考资料。既是一本学术专著，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书，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28]朱荫贵的《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是研究中国近代航运业的论文集，按中国民族资本航运业、外国在华航运业、轮船航运业、轮船航运业的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经济等五类内容收录。重点研究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近代中国出现后的发展演变概况，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这些探讨深化了对中国近代航运业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9]

胡政主编招商局历史系列丛书，目前出版的有《招商局与上海》《招商局与重庆》《招商局与深圳》《招商局与台湾》《招商局与中国港航业》《招商局与中国近现代化》《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招商局创办之初》《招商局新考——外资航运企业与晚清招商局》《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和《招商局与上海》等，还有一些亟待出版。这套丛书重点介绍招商局的发展史。招商局成立于上海，作为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典范，近代最早、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与上海结合在一起，在近代史“叱咤风云”，造就了一部独特的航运兴衰史。这套丛书旨在充分挖掘史料，展示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为进一步研究近代航运业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

三 国内对香港轮船航运业的研究

根据目前搜集的相关论著资料，大陆学界没有一本关于香港轮船航运史的学术专著，也没有系统对香港轮船航运业发展兴衰作出专题性研究。但是有关香港航运业发展的记载，一般散见于香港史方面的著作里面，尤其是香港经济史著作。广东史学界对于香港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当时仅有个别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进入80年代，广东的香港史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并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成立于1983年，最初由金应熙教授主持，该研究室曾经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20世纪香港史”的研究，并完成和出版了《香港史话》等著作。1987年，研究室由邓开颂研究员主持，当时共有5名研究人员。另一研究机构为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1年9月成立，由许锡挥、雷强两位教授主持。他们梳理广东地区研究香港史的情况，提出两点看法：（1）研究课题的范围较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具有广东地方的特色，表现在近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方向向粤港澳关系史方向发展。其表现出的弱点也较为明显，突出地表现在研究人员分散，队伍人员少且不成熟，掌握资料也不足，等等。[30]

刘曼容对香港政治制度演变方面研究最为卓著，可谓是该领域精深研究的典型代表。[31]张丽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总结了大陆学者的香港史研究成果。一方面，梳理了60年来内地香港史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指出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内地的香港史研究从无到有，确立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从中英关系视角下的香港、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本地史研究三个角度，分专题详述了香港史各重大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全面展现了60年来内地香港史研究的学术成就。[32]从文中可知香港航运业付之阙如，关于香港转口贸易研究可能间或涉及航运业。笔者系统梳理近80年以来国内外的关于中国大陆和香港轮船航运业的论著，加以整理和分类，以1930—1980年为界限划分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的研究概况作出整体梳理。（1）构建航运—贸易二维经济体系。航运业与香港近代化之间关系，从近代化的角度来探讨香港航运业对经济变迁的影响。轮船航运业与香港经济之间关系，尤其是对香港经济崛起的探讨和香港转口港地位的确立。（2）轮船航运业的双轨发展模式：一轨是香港华资轮船航运业；另一轨是香港外资轮船航运业。总结香港航运史研究概况，由此看出香港航运史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从而提出几点建议与展望。（3）轮船航运业的衡量之标准，从船只数、吨位数、造船厂数和以轮船为载体的贸易繁荣程度等因素来量化和考察其地区航运业发展，纠正轮船与帆船之间的比例失衡问题，帆船业并非在轮船航运业的面前不堪一击，而是呈现顽强的生命力。（4）通过深度挖掘未被学界关注的有关香港方面史料，包括档案、海关资料、报纸中相关信息，从中探寻历史真相。力图为当前香港航运史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和经验。（5）是跨学科研究，采用历史学、统计学、经济学和交通运输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如何灵活用也需要锤炼。[33]

首先，关于香港航运史的相关资料统计，主要是报纸方面：《香港船头报纸》、《香港航运录（1855—1857年）》、《德臣西报》、《孖剌报》、《香港船务统计》、《循环日报》、《香港华字日报》、《遐迩贯珍》、新加坡《叻报》和《中兴日报》、马来西亚《槟城新报》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和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有关大量香港九龙关进出轮船和帆船等方面的资料。这些统计资料记载早期香港航运业的发展，有些是对香港航运业的直接记载，比较翔实，有些是间接记载，很简略，但是都从不同层面描述了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发展概况。

其次，涉及香港轮船航运业的相关著作。张晓辉的《近代香港经济史（1840—1949）》全书共20章，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近代香港各个时期的经济及相关政策、货币金融制度、具体税收、实际贸易、交通运输、通信设施、城市基础建设、城市商业、制造业、农渔业、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就业及工资、市场状况、人口及工商团体活动等方面，对近代香港经济发展进行了全景式的探析。[34]方振鸿的《香港经济概论》，对于香港航运业采取“积极不干预主义”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阐述。[35]卢受采、卢冬青合著《香港经济史》和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的《广东通史（近代上、下）》部分章节有关于近代香港航运业的描述。[36]此外，《广东通志·船舶志》《广州市志·远洋运输志》《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和《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等，对香港航运业都有涉及。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史方面著作，不同层面的论及近代香港航运业的发展，如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严中平的《中国近代史经济统计资料选辑》，等等，这些著作是较多描写香港航运业方面的。

再次，集中大篇幅论述了香港航运业的著作，聂宝璋主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37]《香港94年工商航运全纪录》对香港轮船航运业作出相关的研究。[38]目力所及，后者未能找到，但是《中国旧海关史料》关于九龙关历年船运和贸易的统计，或可弥补未找到这本书的缺憾。

论文方面：张晓辉的论文介绍了近代广东航运业当时的情况，粤港航权被外国轮船公司攘夺，近代民族航运业遭到压制。19世纪70年代，广东等地商人要求集资购办轮船，被李鸿章禁阻。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设广州分局，由唐廷枢兄弟长期控制，垄断广州至港澳及北方各口岸的沿海航运。[39]

目前学术界关于航运史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研究多侧重于平面铺叙，缺乏较深层次的研究；二是从史料保存而言，尚未保存大量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为进一步研究提出挑战；三是在方法上略显单一，一般采用单一史学方法，亟待寻求新突破。轮船航运业属于经济史，而经济史属于交叉学科，需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运输学等方法，方能概括出航运业的全貌。

关于近代中国航运史研究的反思：一是要拓展研究主题，延伸研究时段；二是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交通经济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结合；三是加强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四是加强学术界之间的成果交流和总结。因此，近代航运史研究不仅需要加大第一手资料的引用和跨学科的结合，而且需要转换研究视角和拓展研究内容与主题。

随着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发展，必须转换研究视角，拓宽研究广度。目前学界没有对近代香港轮船航运业作出系统深入研究，一般是作为经济史的“附庸品”在部分章节涉及，而相关论文仅仅是研究某一时段香港航运业。因此，近代香港轮船航运史研究，总体上呈现出非常薄弱的局面，亟待加强深入研究。

四 国外对香港航运史的研究

著作方面，关于涉及香港航运史的有一部分，如刘广京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年）》[40]，郝延平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41]，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42]，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43]。范岱克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中论述珠江航道引水制度、粤海关管理体制以及中国帆船贸易。[44]日本学者松浦章对东亚航运史研究颇为精深，成果卓著。他认为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从事远洋航行的船舶主要是中国帆船。在当时的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最为先进，其海洋政策也相对宽松，这使得中国帆船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当时的海上交通事业。[45]他在明清时代东亚海域文化交流、清代帆船、中国海商海盗方面均有十分精深的研究。日本另外一位学者村上卫详细考察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他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1）“近代”之始；（2）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和贸易秩序的构建；（3）华南沿海地区社会管理的情况；（4）英国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将晚清华南沿海地区的许多问题加以专题性的讨论，得出结论是无数民众自行采取的零散行为，将中国推至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甚至还摆弄和牵制了列强。[46]日本学者上田信在东欧亚空间下，以“合散离集”的角度诠释元明清时期东欧亚之间白银贸易、贸易类型、物质交换和海洋环境变迁。[47]松浦章、村上卫和上田信的研究颇具创见和启发性。

论文方面，有哈维兰的《香港珠江早期轮船业》[48]。另外松浦章在《中国帆船研究回顾》一文中，详细介绍中国古籍中记载的航海帆船图像资料，梳理19世纪中叶以后各国学者对中国帆船的初期研究成果，关注20世纪两次研究“高潮”及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展示中国帆船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广阔前景。[49]尤其所作附录，基本上罗列了19世纪帆船研究相关成果。包乐史论述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组织垄断市场的行为，探讨荷兰在亚洲海权的升降。[50]由于目力所及，并未见到专门研究香港航运史的著作，只有在不同的论著或多或少涉及香港航运方面的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