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李世涛《话语的踪迹》序

杜书瀛

李世涛教授可谓我的忘年友，他小我三十来岁，可做学问比我勤奋、刻苦、认真，且涉猎面广。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在学问上也有交流；而且逢年过节，也不忘互通电话，或以电子邮件问候。我们的最初交往，始于二十多年前，世涛在搞一个当代百位学者的访谈项目，为当代美学、文艺学留下一些资料。我俩的访谈有四五万字（初稿），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后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又浓缩为三万言，题为《四十年学界见闻》，发表于《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作家网等多家网站予以转载，扩散面较广。我的许多朋友看后很感兴趣。

自此，我与世涛过往渐渐多起来。

前不久，世涛将新书稿《话语的踪迹——从文艺理论到文化理论》发来，并打来电话，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嘱我作序。开始，我有些犹豫乃至惶恐，因为世涛所研究的领域与我很不相同，他的课题、他读的书，有些是我所不熟悉的，难以置喙，怕写不好。但写序的事，有感于世涛的诚恳和多年友情，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我花了半个来月读完了世涛的书稿，受益良多。世涛近些年主攻中西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国当代文论等方面的研究。这部新著，反映了他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

该书从“回望”开始——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再现说”、“表现说”、文艺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讨论、20世纪西方诗学的语言追求、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接着论述和评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詹姆逊和伯曼为例），论述中国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和钱中文的文艺理论研究；然后则进入西方现代性问题的阐发——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用力，从阿里夫·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理论，到马歇尔·伯曼论西方现代性的分期，到阿格尼丝·赫勒对现代人精神状况的剖析，再到詹姆逊以意识形态为视角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和伯曼借浮士德的故事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世涛评述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

书稿中有关当代中国学者的部分我较熟悉，譬如朱光潜先生和钱中文先生，世涛能够抓住他们在学术上的特殊贡献和思想个性，论述得很有特色。

我的获益，特别表现在从中了解了许多过去较少接触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和学术思想。譬如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歇尔·伯曼、阿里夫·德里克，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佩里·安德森，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匈牙利学者阿格尼丝·赫勒等。特别是匈牙利这位马克思主义女学者阿格尼丝·赫勒，她曾是卢卡奇的助手，四年前才去世，享年九十岁；她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家，出版了40余部著作，获得过德国的“莱辛奖”和“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松宁奖”，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她对于现代人精神状况的分析，精辟深刻，足以服人。我很佩服。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学术思想大量涌入中国，有的人害怕，但有识者认为是好事。一个与世隔绝的民族是不能得到顺利发展和前进的。中国历史上，外来思想的传入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吴宓在1919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过他的好友陈寅恪当年在哈佛的一段话：

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吴宓女儿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陈寅恪当年的话，很对。拒绝有价值的西方思想传入是愚蠢的。

当然，西方学者是从他们所看到西方状况所作的理论思考，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国情，还要另说；而且他们的理论背景和理论立场也与我们有许多距离，他们的理论观点是否完全合理，也还要考虑，我们且不可盲目接受，照单全收。《诗经·小雅·鹤鸣》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话是不错的，然而，并不是无论什么样的“他山之石”，都能百分之百适合“攻”你家的这块“玉”。不能笼统言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们的理论中得到启发，作为参考，结合中国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丰富自己的理论思想。

世涛要我写序，虽然难为了我，但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或曰学术补课的机会。我在多个场合或一些文章中说过，我要终身做学生。你看，世界如此之大，如此复杂，如此多样，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知识盲点和思想盲点，到处皆是，所以必须不断学，随时学；向年长一辈学，向同辈学，向年轻一辈学；学一辈子。

今后愿从比我年轻一些的学者那里学到更多东西。

2023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