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曾灿研究现状及相关思考
本书以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之一曾灿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经历、著述、交游情况、诗歌创作、诗学主张及其所编大型诗歌选本《过日集》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力图以曾灿个案研究为契机，揭示作家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创作实绩以及相关著述的文学史意义和精神品格，并回应、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为推进明末清初诗坛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曾灿（1625—1688），本名传灿，字青藜，又字止山，号六松老人，江西宁都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集团“易堂九子”之一。其父曾应遴，字无择，号二濂，崇祯七年（1634）与龚鼎孳同榜进士，官至兵科都给事中，一时权势显赫。然而对于曾灿来说，人生却是“富贵之日少，而贫贱之日多”[1]。甲申国难和家庭变故的相继袭来，使这个明亡前养尊处优、裘马清狂的贵介公子入清后不得不辗转依人、委屈求活。他曾三度岭南、三游长安，寓居吴地十余年，“终年道路，衣食因人”[2]，连连发出“依人谋食寸心违，回首云山隔翠微”[3]“只因谋食逢人短，愈觉浮生到处难”[4]“贫贱富贵我何有，胡为空向人乞怜”[5]懊悔和屈辱的呐喊。其遭际变迁、所思所感既彰显了个体之于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丰富细节和独特价值，又体现着明清之际遗民的普遍心路历程。
曾灿以能诗著称，其《六松堂诗文集》十四卷中有各体诗歌九卷，近千首。顾祖禹说：“止山先生年未弱冠为诗辄工，一时耆年尊宿、负重望者见先生诗，未尝不惊且异曰：‘有是哉！其才如是，乃玄黄易位，山川泪陈。’”[6]这样的评价并非虚夸，“耆年尊宿、负重望者”如钱谦益高度赞颂曾灿诗中的故国之思和恢复之志，称“其思则《黍离》《麦秀》也，其志则《天问》《卜居》也”[7]，对曾灿“诗书可卜中兴事，天地还留不死身”[8]两句更尤为叹赏，称“壮哉其言之也”[9]。“读止山之文可以得其经画”“读止山之诗可以得其性情”[10]，曾灿不仅才能卓著，其诗亦以情真意切见长。龚鼎孳称“其诗清真微婉，远追韦柳”。[11]钱澄之称“其为诗，直追太祝、龙标，咏叹性情而已”。[12]秦云爽称“其诗则言必由衷，情致绵缈，悃悃款款，沁人肝脾”。[13]
与其创作实践相一致，在诗学主张上，曾灿也倡导诗本性情，崇尚沉雄典雅的风格，反对分唐界宋。通过对诗坛流弊的反思，凭借诗坛声望与广阔交游的互动，历经十年筹备，他编成“价重鸡林数十年，传播海内”[14]的《过日集》。《过日集》二十卷，集名取杜甫“把君诗过日”[15]之意，收录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九年间佳作名篇，选入各地诗人1500余家，兼及遗民诗人、贰臣诗人、新朝文臣各个创作群体；诗8200余首，涉及咏史怀古、忠孝节烈、羁旅行役、酬赠送别等，“搜采宏博”[16]，题材内容十分广阔。龚鼎孳赞赏曾灿“旁搜博购，以己意毅然去取之”“惟取其性情之所近”[17]的选诗态度，称“青藜持此意以选诗，固有以正天下之性情，而天下之人得此意以读青藜之选诗，宜有以感发其性情，而一归之于正”[18]。指出《过日集》有感发性情和正性情的功能。沈荃说：“青藜是选，既本以质，而出之沉雄典雅，要使天下学诗之人，皆彬彬乎质有其文。”[19]陈玉璂称《过日集》“取体必高以浑，取词必正以则。宁简勿滥，宁朴勿华，而其意一主三百篇”[20]。都表明曾灿通过编撰诗选恢复风雅传统的意愿和努力。从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余于此窃有取焉”[21]及陈田《明诗纪事》“余此集胜朝逸民诗实得之过日为多”[22]的评价中，更可见该选本在当时影响之深远。《过日集》的编撰也拓展了曾灿的交游范围，提高了其文坛地位，令“其名尤著于公卿间”[23]。更兼久居人文荟萃的吴地，曾灿担当着僻处赣南的易堂诸子往来通都大邑的使者，使“易堂九子”文名远播。
总之，无论从考察明末清初诗坛，抑或从遗民群体、地域文学、作家个案、选本研究角度，曾灿都有其独特价值，其文学史意义都不容忽视。然而当今学界尚未见专门研究曾灿的著作出现，除了生平、著述绍介，对他的探讨还裹挟于“易堂九子”研究之中，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一 研究现状
（一）生平、著述若干问题研究
曾灿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康熙）江西通志》《小腆纪传补遗》《明遗民录》《清史稿》等文献和传记资料中。这些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且由于递相承袭，文字也大同小异。关于其抗清经历，《（康熙）江西通志》载：“岁乙酉，杨廷麟竭力保吉赣，应遴计闽地山泽间有众十万，俾往抚之。灿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去。”[24]《小腆纪传补遗》所载与之仅有个别用字的差异：“乙酉，杨廷麟起兵赣州，应遴以闽、峤山泽间有众十万，俾往抚之。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去。”[25]《明遗民录》完全依照《小腆纪传补遗》之说。《清史稿》除将“杨廷麟竭力保吉赣”记为“杨廷麟竭力保南赣”[26]外，其余文字与《（康熙）江西通志》和《小腆纪传补遗》并没有差异。对于曾灿抗清事败后的经历，《小腆纪传补遗》《明遗民录》均记为“寻祝发为僧，遨游闽、浙、两广间。已归宁都，以大母命受室，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后乃入易堂。少有诗名，选海内名家诗二十卷，号《过日集》”“侨居吴下最久”“客游燕市以卒”[27]。其他文献所记亦与之相差无几。
可见，曾灿奉杨廷麟之命招抚十万游勇和其父曾应遴的病卒，上述文献均系年于顺治乙酉（1645），经考察发现或与《明史·杨廷麟传》所载时间有出入，或与曾灿诗中所记不符，对此后文将详述。上述文献亦简要描述出抗清事败后曾灿一度薙发为僧、云游四方，既而奉祖母命还俗娶妻，偕易堂诸子躬耕隐居，后又长期寓居吴地，编选《过日集》，卒于京师的经历。
记述曾灿生平行事最详尽的，是在他死后为其抚养幼女的杨宾[28]所作的《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宾“抚青藜一女，而与奉世最密，故知两人深”[29]，《合传》中因此记载了一些上述文献未曾提及的事迹，如说他“与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里李腾蛟、丘维屏、魏祥、魏禧、彭任、魏礼，皆读书宁都金精峰之易堂，以文章气节相推重”[30]。再者，又更详细地叙述了曾灿的英雄壮举和抗清事败始末。其中相关内容与邱维屏所撰《兵部右侍郎曾公家传》和上述诸文献相互印证，展现出顺治初年汀、赣山泽间有十万散兵游勇，“分前、后、左、右四大营，一营中又有前、后、左、右四小营”[31]，为联合更多力量共同抗清，兵部尚书杨廷麟和太仆寺卿曾应遴“遣传灿入峒尽招之”[32]的情形和“传灿激以忠义，四大营皆听命”[33]，一举将之招安的过程，充分显示其人的骁勇。好友钱澄之以“单骑入贼垒，抚定数万之众，成盟而还”[34]描述曾灿这一壮举，赞叹之情溢于言表。随后有人因“忌传灿功”[35]而挑唆事端致使军心涣散，四营兵作战能力因此遭到严重削弱，于是“再战，再败，遂逃散”[36]的兵败过程在《曾青藜姜奉世合传》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父执钱谦益曾以“独身搘拄溃军，渺然一书生，如灌将军在梁楚间”[37]歌颂突围过程中曾灿舍身驱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尽管与抗清经历相比，杨宾对于曾灿抗清事败后经历的记载要简略得多，但却包含了诸如“以笔舌糊口四方，乐苏州之光福镇。买一妾居之。偕莱阳姜寓节为邻。光福在元墓山下，多梅”“灿既广交游，又邻寓节，四方之探梅者莫不至。两人更迭为主”[38]等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尤其是既提到曾灿“尤负经济，为其父所喜”[39]，又提到他“褊急，不能容人过。又使酒，善骂座”[40]的性格并认为他“以是游辄困”[41]，甚至“人多畏而避之”[42]。还叙及其“子三，伯尚侃，仲尚倪，皆嫡出，季则妾所生，名尚伣，寓节抚之长。乃归赣，归四年而夭，虽娶无子”[43]。凡此，皆未见于任何其他文献，是为曾灿研究极其珍贵而重要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曾灿的生卒年，有清一代传记资料包括《曾青藜姜奉世合传》皆不载，但从其好友顾祖禹“岁甲子，先生（指曾灿）自吴门走燕赵，还过家山。南指岭粤，抚膺叹曰：‘予始生乙丑，至今六十年。犹视息人间’”[44]的叙述可以得知，曾灿生于明天启乙丑即天启五年（1625），康熙甲子（1684）时年六十。又，曾灿卒后，易堂友彭任所撰墓碑文云：“公讳灿，字青藜，号止山，行二，明岁贡生，以功题授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生明天启乙丑年六月初一日辰时，殁康熙戊辰年十月十九日子时。”[45]明确记载了曾灿生于天启五年（1625）六月，卒于康熙戊辰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曾灿去世后，曾经的“易堂九子”只剩下魏礼和彭任。而当康熙三十四年（1695）魏礼病卒，在《祭魏和公文》中，彭任又说到：“戊辰，曾止山以疾卒于京师，柩归，予同君（指魏礼）哭之江干。”[46]由此，曾灿康熙二十七年（1688）客死京师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曾灿的著述和编集情况，主要见于诗人卒后其次子曾尚倪为《六松堂诗文集》所作之序。曾尚倪说：“先君所著，集名不一，有《啽中草》《游草》《西崦草堂集》《壬癸集》《甲子集》《三度岭南诗》，皆纪地编年，不无多寡，未免错杂。今分其类而编次之，厘为十四卷，总名《六松堂诗文集》。”[47]从中可知，曾灿生前有《壬癸集》《甲子集》《三度岭南诗》等多种编年小集流传于世，诗人卒后其子分类编次抄录，厘定为《六松堂诗文集》十四卷。然而令曾尚倪遗憾不已的是，“《六松堂》所录，仅十之三四，至末年所作一无存，不知遗失何处”[48]。末年所作无存的原因曾尚倪序并未交代，今见《六松堂文集》前所收毛际可序云：“青藜又曰：‘年来以贫窭故，寄人庑下，往往代为属草，丈夫以七尺躯，何至以臂指供人驱役，故尽弃其稿不复存。’”[49]可见个中原由曾灿曾向毛际可说起。曾灿为维护尊严而遗弃自己末年作品，两百多年后，江西胡思敬将《六松堂诗文集》收入《豫章丛书》时，欲削去其中部分作品，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胡思敬说：“甲申之变，青藜尝从杨文正起兵保赣。文正既殉，乃橐笔四方，碌碌依人者几二十载。观其与周计百、丁泰岩、吴留村、丁雁水、王山长、刘映藜诸笺，晚节颓唐，亦可悲矣。予初欲削去集中书牍二十余首，用存易堂家法。岁莫返里，宛平刘剑伯来局襄校，匆匆检付手民，遂忘其事。越岁再检视之，则书已告成矣。把玩再三，盖不能无憾云。”[50]这些他欲削去而未及削去的书牍，随处昭示着曾灿晚年乞怜于人的生活，或营求幕席，或乞请钱财，着实可悲可叹。曾灿也曾反省说自己“已颓唐废弃，如秋落霜枯，不能自振”[51]。
20世纪六十年代，邓之诚先生以有清一代文献和传记资料为基础，对曾灿的生平和著述给予了关注。在《邓之诚文史札记》和《清诗纪事初编》中，他全文引述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介绍曾灿生平事迹，在《清诗纪事初编》中他还提到曾灿“康熙二十八年卒于京师。年六十四”[52]。实际上，“或劝之北游，遂没京师。年六十四”[53]是《曾青藜姜奉世合传》中所记，但曾灿卒年实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而非“康熙二十八年”（1689）。关于曾灿的著述，邓先生说：“有《六松堂诗文集》十四卷。其子尚倪所编。跋署戊戌，盖康熙五十七年。云尚有《啽中草》《游草》《西崦草堂集》，皆未见。今所能见者，《曾青藜初集》一卷，五七言分体，不知何时所刻。有禧序。又《文集》一卷，凡文十四首。旧抄本《壬癸集》一卷，《甲子诗》一卷，有丁卯康熙二十六年顾祖禹序；《三度岭南诗》一卷，有戌辰康熙二十七年徐柯序。其诗文皆已录入此集。灿尝刻兄畹诗八卷，弟炤诗一卷，合己作六卷，为《金石堂集》。附于《过日集》之末。”[54]可见，邓先生据曾尚倪《六松堂诗文集序》梳理了曾灿的著述，交代了序中提到的《啽中草》《游草》《西崦草堂集》三种小集皆已散佚的事实，介绍了序中未曾提及的《曾青藜初集》《曾青藜诗》[55]和《曾止山文集》三种刻本的大致情况，揭示出《曾青藜初集》《甲子诗》《三度岭南诗》三种小集的序作情况，对曾灿著述的交代简明扼要而不失全面、细致。但白璧微瑕之处在于，书中记反了《金石堂诗》中曾畹和曾灿诗的卷数，按国图庋藏《金石堂诗》十五卷实为《曾庭闻诗》六卷、《曾青藜诗》八卷及《曾丽天诗》一卷。另外，《金石堂诗》前有顺治十六年（1659）钱谦益序[56]和曾灿自序的事实书中也未曾提及。
21世纪初出版的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也论及了曾灿的著述。其中一些说法如“旧钞本《壬癸集》有顾祖禹康熙二十六年序，《三度岭南诗》载徐柯康熙二十八年序”[57]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出入。首先，旧钞本《壬癸集》前未见序，顾祖禹序是为《甲子诗》而作，其中有“岁甲子，先生自吴门走燕赵，还过家山。南指岭粤抚膺叹曰：‘予始生乙丑，至今六十年。犹视息人间’”[58]之说；其次，据《三度岭南诗》序末“戊辰夏五吴郡同学弟徐柯拜撰”字样，可知徐柯序作于康熙戊辰即康熙二十七年（1688），而非柯愈春先生所说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实际上，这在邓之诚先生已经厘清。此外，“曾尚侃编《宁都三曾诗》，辑入《曾青藜诗》八卷，顺治十六年刻”[59]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问题。《曾青藜姜奉世合传》载：“兄畹、弟炤，俱有诗文名，海内称之曰三曾。”[60]《宁都三曾诗》即是曾畹、曾灿、曾炤三人诗，亦即《金石堂诗》十五卷，该集附于《过日集》之后，版式字数与《过日集》完全一致。据曾灿《金石堂诗序》“某有过日集之役，伯子属在他方，未得与较定。仅录其诗，又不敢以三家村语，混厕黄钟大吕之间。爰命儿子侃编次，别录卷末”[61]所谈及的《金石堂诗》与《过日集》的内在联系，可知该集应与《过日集》同时刊刻，刊刻时间应为康熙十二年（1673）。柯愈春先生所说的“顺治十六年刻”，不知所本何据，或许是将《金石堂诗》前有顺治十六年钱谦益序错记为“顺治十六年刻”也未可知。至于《总目提要》所说“灿生于天启六年（1626），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62]错误就更为明显。
总体看来，已有研究大体勾勒出曾灿生平、著述概貌，尽管还不具备系统性、完整性，却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基础。
（二）曾灿与“易堂九子”研究
近几十年来，随着作家、群体、地域成为研究的热点，“易堂九子”这一文人集团也逐步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21世纪，随着学术专题三则、随笔一部、十余篇论文和一部学术专著的相继问世，“易堂九子”研究日益丰满。其中赵园的“易堂”研究影响最为深广，但她始终着眼于群体而非个体，探讨的重点也并不在于曾灿。她甚至认为“曾灿是九子中较为游离的角色”[63]。总的来看，与“易堂”领袖人物魏禧相比，曾灿研究所占比重和涉及的内容仍很有限。
赵园在其学术专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附录《易堂三题》中，选取“用世与谋身”“策士姿态”“豪杰向慕”三个侧面考察了易堂士人“在历史剧变关头自我认同与追寻人生意义的艰苦努力”[64]，颇有启迪意义。作者由曾灿“不仕清而从事实际政务或提供咨询”[65]即与幕主雇佣关系的角度谈起，论及曾灿的“职业痛苦”[66]，即其激切地表达着的辛酸愤懑、屈辱压抑，指出他“痛感人格的被贬低”[67]，对他来说最严重的“是尊严而非待遇（即薪酬）问题”[68]。从现存作品看，这些的确是曾灿反复倾诉的话题，其中更充斥着诗人懊悔与自责的情绪，值得深入探析。作者又从“易代之际有参与抵抗的经历”[69]而后来成为“清人幕客”[70]角色转换的角度说开去，认为“由遗民的角度看去”[71]，曾灿“由明亡之际的参杨廷麟幕，到清初的为幕宾”[72]，“发生在其间的，是道义目标的丧失”[73]，并提出曾灿所要承受的“道义上的痛苦”[74]。她说：“曾灿曾说：‘半生空结三千客，一错难销十六州。’结客固为救明之亡，‘错’则在终于成了清人的入幕之宾。”[75]除了这样的分析，作者并没有正面论述她所提出的“道义上的痛苦”，实际上，曾灿的确很少直接表述，而是与其故国之思紧密交融在一起。正如曾灿所说：“半生空结三千客，一错难销十六州。耳热酒酣壶口缺，挥戈心事老来休。”[76]亲身投入抗清斗争使诗人始终心系故国，终其一生，他在对故国的追忆中体味现实的痛苦，在现实的痛苦中更加怀恋和眷念故国。杜桂萍说：“对于遗民，人格是最高贵的丰碑。对遗民人格的坚守程度以及遗民人格所彰显的多种形态，昭示了遗民文学深邃而丰富的内涵。”[77]因此，相对于那些“守身如玉”的遗民，曾灿的人生选择和心路历程更彰显了人性的丰富和生动，其创作更体现了遗民文学的深邃内涵，值得深入挖掘。
赵园不仅谈到易堂士人在历史剧变关头如何追寻人生意义，在其随笔《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中，她也“叙述”了这个士人群体的聚合与流散，写出了这个士人群体的人际关系。她揭示出易堂九子的聚居“以避乱为机缘”[78]，又注意到诸子聚居翠微峰并非同时，据魏禧《哭吴秉季文》“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间关避乱来易堂”[79]指出曾灿因抗清事败后一度薙发为僧，顺治五年（1648）始到易堂[80]，为考察曾灿的行迹提供了一个重要时间依据。对于顺治九年（1652）的翠微山难，她说：“令诸子聚居的动机已渐渐失效，‘山难’不过为酝酿中的解体提供了一个时机而已。”[81]又说，“‘山变’导致了易堂在事实上的解体，同时开启了其象征化的时期”[82]。这样的分析不无见地。关于曾灿与群体的关系，赵园说：“在易堂中，曾灿似乎从来不是主要角色，对此堂的态度也不像有多么积极。曾灿珍重与叔子的友情，却并不即以易堂为性命。”[83]这类感悟性的文字也为曾灿研究提供了一定思路，既富有启发意义，又需要辩证分析。
马将伟研究“易堂九子”用力甚勤，近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易堂九子研究》和发表的相关论文，从总体上考察了“易堂九子”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等，文献完备、论证翔实。在曾灿生平研究方面，马将伟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他通过对易堂邱维屏所撰《兵部右侍郎曾公家传》和《明史·杨廷麟传》的考察分析，论定曾灿招抚“四大营兵”是在顺治三年（1646）而并非清代诸文献所记的“岁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又以曾灿《戊戌三巘峰拜先生大夫忌日兼示五弟煇》“丁亥降鞠凶”[84]为证，进一步论定其父曾应遴病卒于顺治四年（1647）而不是曾灿“既行”即前往招抚“四大营兵”之际，指出清代诸文献之误[85]。曾灿抗清事败后逃禅的具体时间，自有清以来，各种文献均没有明确记载，马将伟通过深入研究与曾灿相交甚深且同样有落发为僧经历的钱澄之先后为《六松堂诗集》所作两篇序文[86]及钱、曾二人的赠答诗，考证得出曾灿于顺治四年（1647）其父病卒后落发南京天界寺，顺治十年（1653）底还俗的结论[87]，令人信服。
在“易堂九子”人际关系考察方面，马将伟也用力颇深。在研究过程中，他是在将“易堂九子”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就其与他所胪列的江右、岭南、皖中、闽中、吴中、越中遗民和贰臣、仕清文人的交游情况，逐一梳理考释[88]。但实际上，“易堂九子”并非一个整一的“九”，而是九个各具独立性的“一”。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就他所胪列的交往对象而言，每个人物交好的易堂诸子必然多寡不等；另一方面，就易堂诸子来说，对于他所胪列的某一特定对象，诸子要么涉及与之有无过从，要么关乎与之往来疏密、交情深浅。作者所胪列的江右宋之盛、欧阳斌元、杨益介、徐世溥、傅占衡、涂斯皇、涂酉，闽中余思复，吴中归庄、冷士嵋，越中汪沨等人，与曾灿或未见往来，或不过属于其诗文之中仅一见者。显然，如若将他们作为曾灿的交游对象来讨论，则未免有失偏颇。此外，与赵园关注“九子与易堂的关系”[89]不同，马将伟是将“易堂九子”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外界的往来，而“九子”之间如何交往，关系怎样，并不在其讨论范围。因此，曾灿与易堂诸子的交往自然无从得到揭示。总之，交游研究必须从诗人自身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展开，并回应、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
此外，在《易堂九子研究》中，作者还设立专章考察了“易堂诗学与诗风”。他以“情本论”“品格论”“感兴论”概括“易堂诗学”的总体特征。实际上，所谓“易堂诗学”，所论者无非魏际瑞、魏禧、魏礼与曾灿四人的诗学主张。其中大段引述曾灿《依园七子诗序》《复金曾公》《张文一松斋诗序》《霁园诗序》《吕御青诗序》《邵其人吴趋吟序》《龚琅霞诗序》原文作为论据支撑。从具体内容看，其所论者不外乎曾灿反复提倡的真性情与恢复风雅传统。在“情本论”中，他引述曾灿《依园七子诗序》“不喜而笑，不悲而啼，而欲求为真诗，难矣。是诗之盛，盛于今日；而诗之衰，亦衰于今日也”[90]而后说“曾氏以性情论诗，认为‘今日’之诗虽盛，几于人人言诗，甚至于人人为诗；然而如此诗歌之盛，实亦诗歌之衰的表征。何以言之？不喜而笑，不悲而啼’中，无实情而矫以为情，故无‘真诗’”[91]。在“感兴论”中，他引述《吕御青诗序》“是故喜而笑、悲而哭者，性情之正也；不悲而啼、不喜而笑者，性情失其常也”[92]及《邵其人吴趋吟序》“诗作者必得其性之所近，虽出入众作，要皆自成一家。如杜之老朴坚厚，韩李之奇崛峭厉，王孟高岑之闲秀，莫不有规模气度，足以轶越古人”[93]，得出了“凡是情真者，皆为性情之正。至于诗歌，则因情之不同而自成面目”[94]的结论。“感兴论”中又引述《龚琅霞诗序》“诗之为道，本于言其性情，故里巷歌谣思妇征夫之言，亦悉登于《风》《雅》，盖其性情有独至，则其诗为可传也。然何以古者里巷之言有当《风》《雅》而今者不然？岂今之性情有异于古之性情欤”[95]后说：“（曾氏）以为今诗之不如古，非在性情有异。”[96]总之，作者在“感兴论”中引用的论据和得出的结论都可归纳为曾灿提倡的“诗以道性情”[97]，仍是“情本论”。“品格论”也大抵如此，不外乎肯定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和真性情的抒发。如作者引《霁园诗序》“自《陟岵》《北山》诸篇，载于《风》《雅》，而知古之忠臣孝子，未有不能诗者。夫古人之诗，视其志之所向，发于自然，不求其工而自能工。故虽田夫野老、闺妇游女之辞，皆可登之庙堂之上，而况忠臣孝子乎？汉魏以降，学者争尚声律，属对比事，字以炼而精，句以琢而巧，遂失古人兴观群怨之旨。……岂古今之才质有异同，抑四方之风气有升降欤？盖其作诗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98]而后说：“在曾氏看来，后世之诗远不及古人，并非才质有异同，也不在于四方风气有升降，而在于‘作诗之志’迥异，而溯其缘由，就在于诗人之本心、性情失其正。”[99]显然，“品格论”中所引所论与“感兴论”“情本论”又互有交叉和重复。总之，作者对曾灿诗学主张的概括既不够准确，又缺乏提炼，引述过多而论证不足，仍有待继续深入。另外，在“易堂诗歌创作述论”中，作者从“故国故君之思”“咏史寄寓之怀”“山水田园之咏”“游历羁旅之情”四个方面探讨了易堂诸子的创作，涉及了曾灿相关题材的诗歌，但数量还很有限，分析也较为零散，还不能很好地展现曾灿的情思与创作。
总的来看，进入新世纪，学界在“易堂九子”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曾灿研究也随之丰富起来，其生平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其人格心态及与群体关系得到了一定的阐释，其诗学主张、诗歌创作也得到了一定的探讨，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不足与前瞻
曾灿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挟裹于“易堂九子”研究之中也使其受到诸多局限，仍有很多不足和可拓展的空间。
首先，诗人家世、生平、著述研究还很薄弱。曾应遴是崇祯朝的著名人物，在当时军事斗争和战略部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邱维屏《兵部右侍郎曾公家传》交代了其生平事迹和人格个性，但后世却没能以此为基础深入考察，自然无从揭示其父对曾灿人生道路和思想性格的影响。显然，家世的考察是当前研究的盲点，却是将曾灿研究引向深入的前提条件。生平和著述是曾灿研究的基础和起点，两者又紧密相关。清人杨宾交代了曾灿的生平事迹，但由于后来无人继续深入下去，其抗清后的经历仍然不够清晰，因此不能更深地揭示出诗人由青年到壮年、晚年所历经的变迁及其心路历程。另外，杨宾所说“性褊急，不能容人过。又使酒，善骂座。以是游辄困。而畹、炤相继死，益愤懑无聊，骂座益甚。人多畏而避之”[100]已经揭示出曾灿的精神性格，但已有研究只偏重他作为性情中人的一面，而回避了性格缺陷与他一生到处碰壁、困顿失意之间的因果关联。不能看到一人的多面、一面的多变必然影响到对人物的正确认识，更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问题的揭示。曾灿著述情况邓之诚先生已交代清楚，遗憾的是太过简略，马将伟学术专著附录《易堂九子著述考录》中的考述也大抵如此，未能涉及《曾青藜初集》《曾止山文集》《壬癸集》《甲子诗》《三度岭南诗》《曾青藜诗》几种小集和《六松堂诗文集》作品收录、起讫时间等相关问题，亦未能探究几种小集之间及其与合集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不能反映出曾灿的创作轨迹。《六松堂诗文集》十四卷中可系年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壬癸集》《甲子诗》《三度岭南诗》[101]三种“纪地编年”的小集之中，是考察曾灿晚年行迹的重要依据。《曾青藜初集》中的作品具体作年虽难于考订，但可以确定是曾灿早年所作。因此，只有深入研究著述，才能更好地了解诗人的生平；只有准确把握诗人生平，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作品，二者交互为用，才能相得益彰。
其次，交游研究应有的放矢、强化问题意识，并回应、解决相关学术问题。尤其应注重发掘曾灿与重要诗人的交往并将考察的重点放置在文学上。马将伟在考察“易堂九子”与钱谦益、周亮工、曹溶、龚鼎孳、王士祯等人的交谊时捎带提及了曾灿，但一方面篇幅有限，另一方面多罗列引述双方的赠答诗文而缺乏应有的论证分析，问题意识也不够明确。曾灿交游广阔，与其父执钱谦益、龚鼎孳等清诗大家关系密切，钱、龚二人对他颇多奖掖提携，曾灿对二人诗歌也有较为深刻的体察和认识。他在《过日集》凡例中说：“虞山才大学优，作宋诗而能不蹈宋人鄙俚浅陋之习。然喜摭拾故实，刻画古人，又未免为学府书厨所累。至其七言绝句，风流蕴藉，一唱三叹，则纯乎其为唐人诗矣。”[102]他对钱谦益诗的评价与《过日集》七言绝句以钱谦益为卷首的选诗实践是相一致的。又说，“和韵诗最不宜作。集中和诗，惟合肥龚芝麓无用意之迹，且能各肖体裁”[103]。相应地，《过日集》五言古诗和七言律诗均以龚鼎孳为卷首。显然，钱、龚二人对曾灿诗歌创作、诗学观念的影响，是曾灿研究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应予以密切关注的，还有曾灿与王士祯的交往。曾灿《六松堂诗文集》中有《长歌赠别王阮亭宫詹兼寄黄湄给谏》和《暑中夜坐读王阮亭宫詹蜀道集感而有作》，两首七言古诗分别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康熙二十四年（1685），其中曾灿有“邂逅先生十四年，沧海几变为桑田”[104]之说。可见两人交谊匪浅。作为康熙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王士祯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诗学的基本走向，他对曾灿作为诗人和选家的影响是必须深研细究的。另外，曾灿与易堂诸子，尤其与魏禧的交往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赵园已指出曾灿“珍重与叔子的友情”，说“叔子去世后，曾灿不胜怆痛，最令他遗憾的，是自己未尽‘朋友终始之谊’”[105]，而这段“诚一专精、不可磨灭”[106]的情谊，何以落得个“始合而终乖”[107]的结局，从中反映出怎样的问题，无疑需要深入思考和探析。此外，曾灿与其前辈知己钱澄之和晚辈知己姜寓节的交往，或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或延续到其子女身上，同样需要深入考察。在曾灿陷入困顿时，周令树、丁炜、吴兴祚等雅好文学的新朝官员均屡次施以援手，使其文学才华和经世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与他们的交往也是曾灿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再者，诗歌研究作为曾灿研究的核心，亟待深入和拓展。曾灿以能诗著称，现存诗歌近千首，反映出诗人鲜活而隐秘的心路历程。马将伟称“在易堂诸子中以诗胜者，首推曾灿”[108]。但由于从整体上考察易堂诗歌创作，涉及的曾灿诗歌无论题材、数量都十分有限。实际上，曾灿诗中不但有“故国故君之思”“山水田园之咏”，亦有由衣食之愁、稻粱之谋而滋生的苦痛和屈辱，这在赵园已经阐明；而故国之思、田园之咏、稻粱之谋正对应着从率军抗清、躬耕隐居到依人谋食，曾灿的艰难抉择与心路历程。其“游历羁旅之情”又往往与孤独寂寞、年齿衰残、思亲怀归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种种痛楚而深切的情感体验紧密交织在一起，描绘着曾灿因依人而随势浮沉、不由自主的现实命运。已有研究显然还不能揭示出曾灿的诗心，诗歌艺术也成为研究的盲点。曾灿才力深厚，各体诗歌都不乏佳作，如五言古诗凝练传神，七言律诗慷慨悲凉，七古长篇纵横腾挪、跌荡顿挫，其诗典故、意象也颇为丰富，而诗歌艺术研究的缺失无疑是很大的缺憾，亟待弥补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曾灿研究的深入须以全面、系统地考察其诗歌创作为基础，切忌以偏概全；同时要克服就事论事的不足，须将其诗歌置于文学史的链条上，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此外，对曾灿诗学主张的讨论也须深入下去。已有研究以《六松堂诗文集》中的相关序文为依据，尽管罗列完备、引述全面，但揭示的问题却十分有限，不外乎提倡风雅传统与真性情的抒发。究其根源在于，研究者未能明确选本的价值与意义，仅着眼于《六松堂诗文集》而完全撇开了《过日集》。《易堂九子著述考录》中提到了《过日集》，但作者显然忽略了，序跋和凡例作为《过日集》中最重要的副文本，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史料，如散金碎玉般体现着编选者的批评理念。曾灿对诗坛流弊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他在《过日集》凡例中说：“余所选诗，去纤巧，归于古朴；去肤浅，归于深厚；去滞涩，归于宛转；去冗杂，归于纯雅。不论其为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宋元明之诗，而要归于沉雄典雅。”[109]从“要归于沉雄典雅”的选诗原则出发，曾灿又进一步说：“今人论诗，必宗汉唐，至以道理议论胜者，斥为宋诗，虽佳不录。此亦过也。宋诗到至处，虽格调不及，亦自天地间不可磨灭。”[110]可见他反对分唐界宋，对宋诗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在清初宗唐宗宋之争的背景下，他既肯定唐诗的典范意义，又认可宋诗的最高境界，说“尚唐音者取声调，作宋诗者喜酣畅”[111]；在诗坛大肆批判竟陵一派时，他明确表示“宁为钟、谭之木客吟啸，无为王李之优孟衣冠”[112]，这都值得注意，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都可能将研究引向更深入更广阔的背景上去。
毋庸置疑，《过日集》是曾灿研究和明清之际诗坛研究一个亟待挖掘的重要课题。清人选清诗的研究已经进入当代学术视野，只是目前专注于清诗选本的研究者还不多，研究对象仅集中于《诗观》《遗民诗》《国朝诗别裁集》等少数选本，个案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作为清初最重要的诗歌选本之一，《过日集》对考察易代之际诗坛格局与士人心态具有重要意义。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113]和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114]、刘和文《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115]都提及了《过日集》，但也只是在使用《过日集》中的某些材料，而未能深入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选文主体，自然无从揭示其所展现的诗坛风貌与诗坛格局，以及选本的独特价值和批评意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诗人与选本互动关系的角度，如考察选本的编撰对诗人交游范围、诗坛地位的影响，选文本生成与诗人生平经历的关系，诗人创作与其诗学主张、选诗实践三者间的内在联系，《过日集》研究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曾灿不仅是“易堂九子”中独立的“一”，更是清初诗坛典型而独特的“一”。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说，必须将其置于文学史的视野下，考察其与清初诗坛的互动、共进关系，才能更深地揭示曾灿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达成其人其诗尽现，其时代尽在的学术目标。
曾灿手札（一）
曾灿手札（二）
曾灿手札（三）
曾灿手札（四）
曾灿手札（五）
[1] 曾灿：《分关小引》，《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三，清抄本。
[2] 曾灿：《与李元仲》，《六松堂诗文集》卷十四，清抄本。
[3] 曾灿：《甲寅夏五雨中怀吴伯成明府》其四，《六松堂诗文集》卷七，清抄本。
[4] 曾灿：《赠南康吕邻秩明府》，《六松堂诗文集》卷七，清抄本。
[5] 曾灿：《长歌赠别王阮亭宫詹兼寄黄湄给谏》，《六松堂诗文集》卷三，清抄本。
[6] 顾祖禹：《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7] 钱谦益：《金石堂诗序》，《金石堂诗》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8] 曾灿：《奉赠钱牧斋宗伯》，《六松堂诗文集》卷六，清抄本。
[9] 钱谦益：《与曾青藜书》，《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5页。
[10] 秦云爽：《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11] 龚鼎孳：《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2] 钱澄之：《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13] 秦云爽：《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14] 曾尚倪：《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15]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6] 陈田：《明诗纪事》辛籤卷二十八，陈氏听诗斋刻本。
[17] 龚鼎孳：《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8] 龚鼎孳：《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9] 沈荃：《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20] 陈玉璂：《过日集序》，《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2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七，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22] 陈田：《明诗纪事》辛籤卷二十八，陈氏听诗斋刻本。
[23] 徐柯：《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24] 谢旻：（康熙）《江西通志》卷九十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徐鼒：《小腆纪传》补遗卷六十九列传，清光绪金陵刻本。
[26]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18页。
[27] 徐鼒：《小腆纪传》补遗卷六十九列传，清光绪金陵刻本；（清）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十七，清代传记丛刊本。
[28]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浙江绍兴人，后迁居苏州。
[29]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0]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1]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2]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3]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4] 钱澄之：《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35]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6]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7] 钱谦益：《金石堂诗序》，《金石堂诗》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38]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39]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40]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41]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42]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43]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44] 顾祖禹：《甲子诗序》，《甲子诗》卷首，清抄本。
[45] 彭任：《曾灿墓碑文》，见于宁都临公路的草丛中，出自彭任之手，却未见收录于其《草亭文集》。
[46] 彭任：《祭魏和公文》，《草亭文集诗集》（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7] 曾尚倪：《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48] 曾尚倪：《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首，清抄本。
[49] 毛际可：《六松堂诗文集序》，《六松堂文集》卷首，清抄本。
[50] 胡思敬：《六松堂诗文集跋》，豫章丛书本。
[51] 曾灿：《与李元仲》，《六松堂诗文集》卷十四，清抄本。
[5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53]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5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5页。
[55] 《曾青藜诗》即邓之诚先生所说“灿尝刻兄畹诗八卷，弟炤诗一卷，合己作六卷，为《金石堂集》”中之“己作”，但《金石堂诗》中所收《曾青藜诗》实为八卷而非六卷。
[56] 钱谦益：《金石堂诗序》：“岁在己亥夏六月十八日虞山蒙叟钱谦益序”，见《金石堂诗》卷首。
[57]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58] 顾祖禹：《甲子诗序》，《甲子诗》卷首，清抄本。
[59]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60]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61] 曾灿：《金石堂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62]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63]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64]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65]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66]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67]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68]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69]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70]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71]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72]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页。
[73]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74]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75]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76] 曾灿：《苏署长至次桑楚执韵》，《六松堂诗文集》卷七，清抄本。
[77] 杜桂萍：《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78]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79] 魏禧：《哭吴秉季文》，《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87页。
[80]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81]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82]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83]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84] 曾灿：《戊戌三巘峰拜先生大夫忌日兼示五弟煇》，《六松堂诗文集》卷二，清抄本。
[85] 马将伟：《清史稿·〈曾灿传〉及〈魏礼传〉史实考误》，《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
[86] 曾灿《六松堂诗集》前有钱澄之两篇序文。第一篇署称“同学弟钱秉镫序”，该篇未见收录于钱澄之《田间文集》，属钱氏佚文；另一篇署称“田间同学弟钱澄之漫题”，在钱氏《田间文集》中题名为《曾青藜壬癸诗序》。
[87]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5页。
[88]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254页。
[89]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90] 曾灿：《依园七子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1]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92] 曾灿：《吕御青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3] 曾灿：《邵其人吴趋吟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4]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95] 曾灿：《龚琅霞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6]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页。
[97] 曾灿：《汪西岩诗集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8] 曾灿：《霁园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二，清抄本。
[99]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页。
[100] 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杨大瓢先生杂文残稿》，丛书集成续编本。
[101] 《壬癸集》《甲子诗》《三度岭南诗》所收诗歌分别为壬戌癸亥（1682、1683）、甲子（1684），乙丑、丙寅、丁卯（1685、1686、1687）年作品。
[102]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03]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04] 曾灿：《长歌赠别王阮亭宫詹兼寄黄湄给谏》，《六松堂诗文集》卷三，清抄本。
[105]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106] 魏禧：《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五，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9页。
[107] 曾灿：《哭魏叔子友兄文》，《六松堂诗文集》卷十三，清抄本。
[108] 马将伟：《易堂九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
[109]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10]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11] 曾灿：《与丁雁水》，《六松堂诗文集》卷十四，清抄本。
[112] 曾灿：《过日集》凡例，《过日集》卷首，康熙曾氏六松草堂刻本。
[113] 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14] 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5] 刘和文：《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