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宋乡村管理制度的转变

自唐入宋，乡村控制体制中出现了由单一的乡里制向多样化的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制度的转变。唐代乡村社会控制方式，在实行乡里制度的同时，辅之以保伍制，[7]相关史料主要见于《旧唐书》《唐六典》《通典》等，其中《通典》卷三《食货三》表述如下：“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原注：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8]这一记载勾勒出中唐以前乡村管理体制的基本面貌，“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均是以民户多少划定的。学者或谓“乡虚里实”，或谓“乡实里虚”，但无论哪一种意见，反映“乡”是一级实际存在的史料[9]和反映“里正”实际执行乡村管理事务的文献，[10]都相当可观。终唐一代，很少看到有别于乡里制度的记载，即使在边远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实行的依然是乡里之制。[11]由此可见，唐朝乡里制之推行是持久的，并且是较有成效的。唐朝乡村管理体制中还出现“乡司”[12]“书手”[13]“所由”[14]等名称，但作为王朝的政治制度而言，这些并不明朗，现存文献的表述也相对模糊。

自隋唐到两宋，乡里制让渡于乡都制的情况，日本学者业已做过相当精细的考察。[15]两宋时期乡村管理体制，就目前所见即有乡里、耆管、都保甲等制度，多样化的特征相当明显。这一制度因时因地，各有差异，变化繁杂，日本学者丹乔二认为有以下诸种排序：（1）乡—里；（2）乡—里—保；乡—里—都；乡—里—都—保；乡—里—耆—都；（3）乡—都；乡—保；（4）乡—都—里；（5）乡—管，管—乡。柳田节子则指出，宋朝具有严密的乡都村制，形式表现为：乡—里，乡—里—村，乡—都—里—村，乡—保—村，都—村，保—村。[16]显然，上述排列并不足以展现宋朝乡村管理体制之全貌。王曾瑜所说“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17]概括全面，见解精辟。宋朝乡村管理模式的表述，尤其是与乡役制度的胶合缠结，需根据不同时空下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事实上，时人多会按照传统习惯的说法，标明自己的户贯或乡贯，其中省略或惯称的情况一直存在。《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丹徒县》载：“旧惟七乡，宋熙宁中，又益以故延陵县之一乡为八，每乡所辖都分不等，其中为里、为村、为坊、为保，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皆据其土俗之所呼以书”，无疑是传统中的“名”和现实中的“实”胶合难辨的。这虽是元朝人对于前朝现象较明确的追述，但也足以表明传统习俗确实在起作用。随着都保制的长期实施，南宋中后期，都保的名称逐渐为士人乡民所接受，尤其在官方文献中，取代传承已久的乡里制称呼方式之趋势已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