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功利”“重史”说的缘起及调和
与浙东学派相关的名词，以“浙学”出现最早，其源于朱熹之口。翻检朱熹的相关文献，他曾三次提及浙学：第一次在淳熙九年（1182）所撰的《香溪范子小传》中，朱熹评价婺州学者范浚：“初不知从何学，其学甚正。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3]结合当时的思想语境，朱熹标榜范浚的心性之学，正是对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浙东事功一派的强烈不满。第二次提到“浙学”，见于《朱子语类》。他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4]此处的“浙学”一词，具体年代无法考证。不过，当浙学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令人更多联想到的是吕祖谦及其婺学。朱熹在《答程正思》（淳熙十六年，1189）中第三次提及浙学时，便毫不隐晦地点出浙学所指及其弊病，“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5]。很明显，他所指摘的对象，即以吕祖谦的后学吕祖俭、潘景愈等人为代表的浙学。在朱熹眼中，以吕氏后学为代表的浙学专尚功利，最能引诱、误导士人，并隐隐指出这一病端源自吕祖谦。
除了痛斥浙学的“功利”色彩外，朱熹还将矛头指向吕祖谦、吕祖俭、陈亮、叶适等人的“重史”主张。
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胡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6]
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7]
朱熹、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宋儒均十分重视史学。但在经史关系上，他们观点迥异。朱熹主张读史以明“义理”为前提，经本史末、先经后史，将格物穷理作为治史的目的。而吕祖谦主张经史并重，在他的学术中，经与史的关系并非朱熹所谓的“本末体用”。陈亮、叶适也主张经史结合，认为《六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字记录，“名经，而实史也”。二人的经史观，颇有“五经皆史”的意味，开后来“六经皆史”的先河。可见，因为学术观点的颉颃，朱熹才对经史并重的浙学抱有微议。也由于朱熹的抨击与渲染，“功利”与“重史”成为浙学的两大标识。
南宋以后，吕学、永康及永嘉之学传承断裂，影响大不如前，逐渐淡出学者的视阈，对浙学“功利”的责难也归于沉寂。在元代朱陆合流的趋向中，不少学者也超越了门户之见，较客观地看待浙学。如江西人刘埙就说：“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当是时，性命之说盛，鼓动一世，皆为微言高论，而以事功为不足道，独龙川俊豪开扩，务建实绩。”[8]刘埙在朱学大盛的时代，崇尚陆学，将朱、张、吕、陆四人并提，视他们均为儒家道统的正传。依他看来，吕祖谦兄弟为浙学当之无愧的代表，陈亮的经世事功则有补于朱熹的性命之说。不唯如此，他还认为陈亮的事功学也内涵性理，深合伊洛之旨，“龙川之学，尤深于《春秋》。其于理学，则以程氏为本。……其于理学固用心矣，岂徒曰功名之士？”[9]在刘埙眼中，吕祖谦、陈亮等人的浙学是“事功”与“心性”的绾合，集内圣、外王之道，属于儒学的正统，而非朱熹所斥的“专言功利”。刘埙在元代陆学零落的境况下，有志于陆学的复振，对朱学排斥的其他学派抱有同情的理解，因而能以包容的心态评骘南宋学术，较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无疑更加客观。
与学术朱陆合流的同时，南宋以来对地方学术的关注在元代更为凸显，曾被朱熹诟病的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浙学代表，反而成为建构乡里传统的强有力资源。浙学一度成为浙东地方士人颂扬与借鉴的对象。如婺州义乌人王袆认为吕祖谦、唐仲友、陈亮各以性命、经世、事功显著：
尚论吾婺学术之懿，宋南渡以还，东莱吕成公、龙川陈文毅公、说斋大著唐公同时并兴。吕公以圣贤之学自任，上继道统之重。唐公之学，盖深究帝王经世之大谊，而陈公复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于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观之虽不能苟同，然其为道皆著于文也，其文皆所以载道也。文义、道学，曷有异乎哉？[10]
王袆指出吕祖谦、唐仲友、陈亮的道文合一，符合“文以载道”的旨趣。王袆同门戴良也自炫“吾婺文献之懿”[11]，将浙学作为乡学传统的重要内容。王袆、戴良等人均是“朱子嫡脉”北山学派的传人，但在他们看来，朱子学与浙学并非相悖，而是紧密融合，形成互补。可见，由于建构乡里传统的需要，浙东士人有意淡化朱学与浙学的冲突，转而强调二者的互补共通。在元代学者的视阈中，浙学虽以事功为主，但不偏废心性，在文学方面亦成就卓荦。
由朱熹挑起的浙学“功利”“重史”一说，经过元代学者以及浙东士人的洗刷，一定程度改变了“丑陋”的形象。但在明代前期朱学独尊之时，浙学又被贴上“功利”的标签，如成化年间的章懋就认为：“浙中多是事功，如陈同父、陈君举、薛士龙辈，只去理会天下国家事，有末而无本。……惟朱子之学知行本末兼尽，至正而无弊也。”[12]在他手上，浙学又成为有末无本的学说，只有事功而无心性，朱子学才是本末兼备的儒家正学。章懋是明代婺学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但他固守朱学，认为：“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于其门人语录，芟繁去芜可也。”[13]在他心中，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乡学虽有可取，但偏废一端，难与朱子学媲美。与王袆、戴良等乡贤相比，章懋考衡浙学的维度，虽非乡里情结，然更多涉及学术异同，亦难免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