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内圣外王”今义

随着学术史的流变，“内圣外王”在明清之后成为儒学之代名词而距庄学已远，即便是以之解庄，也是带着浓厚的儒学色彩来解释庄子的。特别是当代学者看来，“内圣外王”是儒学之特色已经是学术常识，如熊十力（1885—1968）先生、冯友兰（1895—1990）先生、牟宗三（1909—1995）先生、韦政通先生都认为儒家之学的根柢是“内圣外王”，且他们都近乎以此语契入来理解孔子之道和儒学。事实上，不唯儒家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实在能表现整个中国哲学的特色。梁启超（1873—1929）先生指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39]冯友兰先生亦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派哪一家，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40]可见，即使“内圣外王”的原始内涵并非是指“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王道实践”的关系，但却无碍我们以这个名相来表现中国哲学的特质，经过长期的诠释层垒和意义演化，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新儒家那里以这个术语为核心来诠释儒学甚至整部中国哲学已是当然，以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儒学接纳民主与科学之时，依旧声称是“旧内圣开出新外王”；冯友兰先生著述为儒家道统而起“贞元之会”，其关键词也依旧是“明内圣外王之道”。[41]

总之，当版权并无定谳的《天下》篇遭遇本身存在着意义模糊域的“内圣外王”，这样“谍中谍”式的循环不确定性更加剧《庄子》这个经典文本的开放性。但也正是“内圣外王”这个术语出现在《庄子》三十三篇之最后一篇中，也使得后代的解庄者不证自明地将之视为庄学之会归。换言之，“内圣外王”赐予解释者最大的解释空间，同时也将绝大多数解释者限定在这四字范围之内，此语或如璇玑之照，解释者若视而不见终究会失去方向；在其照耀之下却依旧可望而不可即。

就本书所论及的三位庄学注家而言，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应该说是儒与道、庄与孔之合一；船山则是以正统儒家意义上“内圣外王”之道解庄，当然他的解释资源既取于“六经”，亦结合了黄老道家、郭象玄学的诸多政治智慧，并以先秦儒家“天人之学”为参照系；太炎“内圣外王”之道则是在会通庄佛的基础上直接观照近代之启蒙，其对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揭示别具一格。他们的解释之所以精彩纷呈，正在于“内圣外王”的意义世界存在着模糊域和弹性域，具足充足的解释潜力。因此，当他们以“内圣外王”透视庄学时，一方面能提纲挈领，秉本执要；另一方面则可以充分发挥解释的权利，曲径通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