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诗宋注研究的重新定义与补录

宋诗宋注的内涵相当明确，即宋人对宋诗的注释。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先入为主的泥潭。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诗歌注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他注，即一人为另一人的诗歌所作的注释；另一种是自注，即诗人对自己的诗歌进行的注释。他注是诗歌注释的主流，其流行的程度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都远大于自注，然而，自注终究是作为一种诗歌注释的类型而存在，并与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如影随形，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

诗歌自注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在唐代得以持续发展。中唐是诗歌自注勃兴与变革的重要时期，诗歌自注现象的普泛化、自注重点由背景说明向诗句解释的转移、自注与诗歌关系由意义层面向情韵层面的深化与推进、自注纪实性增强等一些深刻变化都始自或发展于中唐。[30]到了晚唐，始有了诗人对完整诗集的逐首注解，如周昙自注《咏史诗》。[31]进入两宋，这一特点渐成规模，诗人对自己所作的相对独立的组诗或单独刊行的诗集逐首进行注释，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选择。其中的不少作品，当时已有单独印行的记录，还有一些作品，虽今天不见于宋人的记载或著录，但在后世的书目中，一直以单行本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它们也应该是宋诗宋注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认为，宋诗宋注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他注和自注两个方面。本节即拟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从他注与自注两个方面，对宋诗宋注进行补录。

一 他注

1．苏诗“四注”。此为苏诗最早的集注本，所谓“四注”，即程縯、李厚、宋援、赵次公四家之注。元代李冶在其《敬斋古今黈》卷七中明确提到了苏诗有一个四注本，但没有指出四家注分别是哪四家。清代冯应榴、王文诰均认为四注的作者是程縯、李厚、宋援、赵次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集注东坡诗前集》残本可以证明这一点。《集注东坡诗前集》今仅存四卷，其中，第四卷是一个五注本，五位注家分别是程、李、宋、赵与新添，由此可见原四注本确实是程、李、宋、赵四家注之集合。四注本的编写、刊刻很有可能是在北宋末年，可惜未能流传下来。[32]

2．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蔡梦弼，字傅卿，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嘉泰中（1201—1204），撰《杜工部草堂诗笺》，为世所重。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云其“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33]。史铸《百菊集谱》卷四在所收晋人袁崧《菊》诗后，附《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并序》，并于陶序后缀双行小字注，曰：

愚斋云：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其中，不注“九华”为菊名，惜其有阙。[34]

“愚斋”即史铸。史铸生卒年不详，其尝在嘉定十年（1217）为王十朋《会稽三赋》作注，于诗文注释并不陌生，此言自当可信。“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一句，明确表示蔡梦弼《注和陶诗》的存在与流通。“九华”二字出于陶诗原序中“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萦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一句，故“不注 ‘九华’为菊名”一句，则说明此注本乃苏轼和诗、陶诗并注。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作于开禧元年（1205），未提及此注，则其成书当在1205年之后。《百菊集谱》外，此本历代书目、著述均无著录或称引。今已佚。然其在今留存于韩国的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保留了若干注文，可据此略窥其面目。[35]

3．李洤《笺注吴元用咏史诗》。李洤，字子召，庐陵人（今江西省）。《宋史》不载此人，宋人的诗话、笔记中亦鲜有论及。今仅据《历代诗余》卷一百六所云“李洪，字子大，庐陵人，与弟漳、咏、洤、浙并举进士。著《李氏花萼集》五卷……李洤，字子召”[36]，知其为李洪之弟。南宋郑魏挺有《吴元用〈咏史诗〉序》，其云：

云梯隐君吴元用一日来仆书云：“……顷游江淮，遇往事陈迹可喜可愕者，辄诗之以识其事，抖擞破箧，得三十篇，友人李洤不以芜拙为笺注，子与我故，其为我序之。”余剥书，读而笑曰：“……”嘉定辛巳中秋后五日。[37]

嘉定辛巳即嘉定十四年（1221）。郑魏挺与吴元用有书信往来，而李洤又为吴元用之“友人”，据此可以大致推测李洤当生活在南宋中后期。今已佚。

4．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蔡正孙（1239—?）[38]，字粹然，自号蒙斋野逸，人称蒙斋先生，谢枋得门人，南宋遗民。宋亡后，隐居于乡。

关于《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据蔡氏《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序》所云“正孙自《诗林广记》《陶苏诗话》二编杀青之后，湖海吟社诸公辱不鄙而下问者盖众。不虞之誉，吾方惧焉”[39]，知所谓《陶苏诗话》，即《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从时间上看，《诗林广记》完成于1289年，《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完成于1300年，故《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当出现于1289—1300年。此书久佚于中土，罕有人知。据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一文，该书今仅存两部元刊残本，皆藏于韩国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40]具体情况如下：

该书一本为华山文库藏本，存卷一至卷五，共两册。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五针眼装订，书号为“贵181—1（2）”。书体22.2× 14.2厘米，半框16.3×10.5厘米，有界，八行十六字，小注双行，版心有“匐”字及卷、叶数，上下黑口，内向黑鱼尾。卷一末有墨书“主尚志堂殷山后人申氏家藏”。第二册卷末有缺叶，即卷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至“谁谓形迹拘”，下缺一叶。卷五《乙巳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至“伊余何为者，勉励从”，下缺陶诗四首及苏轼和诗五首。封面左侧墨笔题“东坡和陶诗话精刊补注乾（坤）”，每卷首钤“小蓬莱学人”椭圆朱印、“秋史珍藏”朱方印，知为李朝著名文人阮堂金正喜（1786—1856）旧藏。此本前有目录，可知全书为十三卷。据版心，目录凡十叶，知前缺为一叶半。按照此书行数，原缺当为二十四行。由于笔者复原的“总目”，前面所缺文字为二十一行，故目前尚无法肯定前面是否有蔡正孙自序（除非其自序另行编叶）。一本为晚松文库藏本，封面左侧有贴签，墨书“和陶集”，存卷一一至一三，一册，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四针眼装订。此本未经改装，犹存原貌，古朴可观。书号为“贵181A—4”。书体大小为24.2×14厘米，半框15.5×10.6厘米，亦八行十六字，小注双行。版心有“匋”（或“匋寺”）字及卷、叶数，上下黑口，内向黑鱼尾。钤“四养斋藏”朱方印，当为原藏者印鉴。下部另有“晚松金完燮文库”椭圆印。卷一三末残，缺“联句”诗。卷一二第十七叶，卷一三第十八、十九叶为补抄。二本从开本、字体等方面来看，并非同版。二本凡存八卷，为原书十三卷之六成左右，虽属残帙，然亦极为珍贵。该书缺卷为第六卷至第十卷，当为两册。由此言之，《诗话》之全书当为五册。[41]

蔡氏长于广征博引。《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一方面沿袭了其杂集诗话及相关资料于“各篇之次”的传统，如征引傅共、蔡真逸的注文以及中土久佚的三种陶渊明年谱[42]；另一方面，题中“补注”二字说明其保存了大量蔡氏对陶、苏诗歌的注释及按语。“除了注本常见的词语训释之外，蔡注以梳理文义为主，常引用他书以相互映发。诗后按语多为蔡氏对陶苏诗作的赏析评论，多以 ‘愚谓’、‘愚按’表示。”[43]详情参金程宇文，此不赘引。

5．佚名《简斋诗增注》。胡穉的《简斋诗笺》是宋诗宋注的代表作品之一，无须赘论。然此注本之外，同样流传至今的《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十五卷本，不仅保留了刘辰翁的一百多条评语，删节了胡穉的部分注文，还引入了不少的新注，它们都以“增注”的形式出现。对此“增注”的作者，郑骞先生在其《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一书中，有初步的猜测：

增注作者不知是谁，但其精当详实不下胡注，作注者一定是一个有渊博学识的人。也许是刘辰翁自己，也许是他的门生儿子（刘辰翁之子将孙学问也很好，颇有父风）。[44]

白敦仁先生在《陈与义集校笺·前言》中，结合“增注”中透露的信息，做了更进一步的判断：

这个增注未知出于何人之手。据《夜赋寄友》诗增注有“须溪先生诗中用米嘉，亦此例”云云，可以肯定不是刘辰翁本人手笔，很有可能是他的门人弟子所为。[45]

从内容上来看，“增注”主要是在胡笺的基础上，对诗中的典故、人物生平、历史背景、地理名物等方面进行补充与修订，间或对诗文进行艺术上的评鉴，“或补充胡注，或订其讹误，或评品诗词，颇有一定的见地”[46]。

6．中斋《简斋诗注》。《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所引“增注”中，又频频摘引“中斋”之语。以中华书局版《陈与义集》为底本[47]，仔细检寻，其征引“中斋云”共计34条。[48]郑骞、白敦仁二先生皆认为“中斋”为邓剡。邓剡号中斋，声名显著，为学界熟知，然现有文献尚不足以证明其曾经为简斋诗作过注释。我们认为，中斋或为唐从龙。详细考证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7．闻仲和《注陆放翁剑南句图》。闻仲和，字号、籍贯、生平行事均不详。陈著《本堂集》卷四六有《跋闻仲和注陆放翁剑南句图》一文，其云：

昔范石翁欲放翁注东坡诗，翁难之曰：“坡诗用事多，犹可注；其用意处则有不能尽知。”辞焉。今仲和于放翁诗，注其事甚悉，岂徒为事偶设耶？要亦知有意在而无从追诘，非子之有遗余力也。然所以注，世有宝之者矣。余观子精神，加于人数等，学之大于此者，又有望焉。彼日思迈，尚勉而身其任哉！旃蒙协洽人日，嵩溪遗耄陈某书。[49]

据此跋文，知闻注以“注事甚悉”为显著特色。查“旃蒙协洽”为干支“乙未”之古称。陈著（1214—1297）晚年号嵩溪遗老，“遗老”当意味着由宋入元，而陈著一生中，共经历了三个乙未年，分别为宋端平二年（1235）、宋开庆元年（1259）和元元贞元年（1295），故此跋应作于元贞元年。从跋尾几句来看，陈著对闻仲和颇有期许，知闻仲和当与其同时或稍后，同样是易代之人，生活在宋元之间。[50]此书采用“句图”的体制，知其为选注本，选择的对象很有可能只是陆诗中的律句。[51]今已佚。

8．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五卷。[52]黄季清，名惟寅，字季清，江西丰城沇江人。徐经孙《矩山存稿》卷三有《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其云：

右《训蒙绝句》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注则沇江黄君季清之所述也。谨按先生自序，谓“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然自今观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洒扫步趋之末，帝王传心之妙，圣贤讲学之方，体用兼该，显微无间。其目虽不出于《四书》之间，而先生之性与天道可得而闻者，具于此矣。其曰《训蒙》，乃先生谦抑，不敢自谓尽道之辞云耳。季清研精是编有年矣。一日心会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学。或取诸章句集注，或取诸文集语录，又参以周、程、横渠、五峰、南轩、勉斋、西山诸书，如纲以黄钟而四声迭和，原于岷山而百川会同。其例则先训诂，后文义，一如先生注书之体。自非潜心之久，味道之深，何以及此？其释《命诗》云：“新者如源，来无穷也；旧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释《戒谨恐惧诗》云：“寇未至则高其垣墉，欲未动则敬以直内。”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余与季清交四十年，中间辱授馆者非一载，见其读书专静，反复沈潜，弗得弗已，知其他日所进，有非不肖所能及。其后数岁一见，每见必进于昔。今于所注书，益信。虽然先生之诗，章句云乎哉，皆其得于心、见于躬行日用之际，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绝句凡九十八首，始于天而以事天终焉。其辞有曰：“存养上还天所赋，终身履薄以临深。”余与季清今老矣，尚皆懋敬哉。季清名惟寅，氏伯新从加斋学，师友渊源有自云。[53]

跋云“余与季清交四十年……其后数岁一见，每见必进于昔。今于所注书，益信”，知二人年岁相当，应大致同时。又查徐经孙生于1192年，卒于1273年，假设二人弱冠订交，四十余年后，亦已步入老年，故此注本作于黄氏晚年，当无可疑。据上文推断，或在1250年前后。[54]

关于此注本的特点，跋文中亦有描述：“或取诸章句集注，或取诸文集语录，又参以周、程、横渠、五峰、南轩、勉斋、西山诸书……其例则先训诂，后文义，一如先生注书之体。”[55]《训蒙绝句》今存完本，然黄季清注已不见，恐已佚。

9．佚名《注朱子感兴诗》。朱熹《答詹帅书二》云：

去岁建昌学官偶为刻旧作《感兴诗》，遂为诸生注释，以为谤讟而纳之台谏，此教官者，几与林子方俱被论列，此尤近事之明镜。[56]

知朱熹生前，已有人对《感兴诗》进行了注释，此当是《感兴诗》最早的注本。然朱熹未云何人所为，故今于注者一无所知。已佚。

10．蔡汝揆《感兴诗注》。蔡汝揆，字君审，新昌（今属浙江省）人。（正德）《瑞州府志》卷十云：

蔡汝揆，字君审，用之七世孙，师饶双峰，得道学之传，门人号为愚泉先生。著有《希贤录》《贯道集》《感兴诗注》《友义杂书》。[57]

饶双峰即饶鲁（1193—1264），为南宋后期理学大儒，由“师饶双峰”一句，知蔡汝逵为南宋后期人。今已佚。

11．程时登《感兴诗讲义》。程时登（1249—1329），字登庸，号述翁，乐平（今属江西省）人。事见《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新元史·列传第一三三》云：“时德兴董铢得朱子学，传其乡里，有程正则者，私淑之。时登从之游，深彻性命奥义。”[58]可见其为朱熹之三传弟子。程时登有著作二十余种，其中包括《感兴诗讲义》，今已佚，仅在元胡文炳《感兴诗通》中保留了四条注文。

12．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徐用虎，字少章，东陇（今属广东省）人。徐少章不仅和刘克庄《百梅诗》，亦为之笺注。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有《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其云：

在昔闻人，有注前人诗者，有和前人诗者，未有且注且和者，独赵次公于坡老为然，数十卷之诗，和尽而注又特详，此人所难能也。今徐君少章以后村翁《百梅绝句》注之、和之，援引博而用韵工，胜于人远矣。然翁诗六七千首，《百梅》特集中一卷尔。兄若了场屋之事，能尽为翁注之，岂非朋友所望？唐诗家李义山其用事最精密，世所喜读者而苦于无注，开卷茫然，良以为病，况翁诗比义山数倍而句句用事，融化独妙，他年若无注本，尤病于义山前辈。任渊、史会注陈、黄二诗，多得于同时及门之友，故其间略无差舛。今翁游咏午桥，乐接引后进，有疑可以面质，将有胜于任、史矣。吾友其勉之。[59]

林氏对徐少章之和注，评价颇高，并希望其能抓住大好时机，当面请教后村，遍注其诗，为学诗者提供方便。不知是否因为徐少章接受了林希逸的建议，今《后村集》卷一百十一有《跋徐贡士用虎〈百梅诗注〉》一文：

乡友徐贡士用虎和余百梅诗，又篇篇下注脚，发药余甚多。尝问余其间三首，如“环子丽华皆已矣，谪仙狎客两堪悲。悬知千载难湔洗，留下沉香结绮诗。”又“唐朝才子总能诗，张佑轻狂李益痴。管甚三姨偷玉笛，诳他小玉写乌丝。”又“浮休嗟柳斫为薪，子美怜梅傍战尘。只愿玉关熢燧息，老身长作看花人。”疑与梅不相关，非通论也。太白、江总皆未免为二妃所累，抑二妃所以重梅也？三姨、贵妃之姊，小玉、诸王之女。玉笛乌丝事甚秘，因张、李两生而播传，抑两生所以掩二女子之谤，然二女子非《列女传》中人矣，亦所以重梅也，轻薄子岂能点污梅哉！又疑“子美怜梅傍战尘”之句，时禄山陷两京，遂有“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之感。徐必因杜五言有“遥怜故园菊，因傍战场开”，遂有此疑。菊傍战场，梅、柳岂能免耶？余意如此。[60]

由后村此文，知徐少章确实曾就个别诗歌在内容选择、典故使用、语意沿袭等几个方面，请教过刘克庄，并得到刘克庄的正面回答。今已佚。

13．江咨龙《注〈梅百咏〉》。据叶寘《爱日斋丛抄》卷三所云，其为漳浦（今属福建省）人[61]，字号、生平均不详。刘克庄有《跋江咨龙注〈梅百咏〉》：

昔为《梅百咏》，和者十余人，如袁湘子、赵克勤、方蒙仲、王景长皆已故物，存者各离群索居，忽得漳浦江君咨龙所注《梅百咏》。余读书有限，闻见不广，今日所作，明日览之，已如隔世。君相去千里，未尝欸绪言，乃能逐字逐句笺注其本。凡余意所欲言而辞不能发者，往往中其微隐，若笔研素交者，不独记问精博不可及也。忆使江东时作五言咏史绝句二百首，游丞相爱之，置书笈中，虽入省以自随。书谓余曰：“每篇虽二十言，实一篇好论，宜令子弟注出处板行。”然余子弟竟未暇为。君与余风马牛不相及，顾屑为余笺诗，有前辈服善之风，无近人争名之意，其贤尤可尚也。[62]

刘克庄对江咨龙的注本，评价极高，认为其不仅能注其本末，亦能“中其微隐”，挖掘出诗歌的言外之意。惜已佚。

二 自注

1．杨备《姑苏百题诗》。杨备，生卒年不详，建平人（今属安徽省），字修之，主要生活在仁宗朝。据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五十所载，“杨备郎中，天圣中为长溪令。忽梦作诗云：‘月俸蚨钱数甚微，不知从宦几时归。东吴一片轻波在，欲问何人买钓矶’，意甚异之。明道初，为华亭令，丁内艰，遂家吴中，乐其土风，安之。因悟梦中语，尝效白乐天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又作《姑苏百题诗》行于世”[63]。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云“（《姑苏百题诗》）每题笺释其事，至今行于世”[64]，知此集于题下皆有自注，当时已单行，南宋时尚得见。然宋人记载皆未云其卷帙。《宋史·艺文志》著录“杨备《姑苏百题诗》三卷”[65]，未知何据，后人著录，皆沿此说，如《宋史新编》（同治）《苏州府志》等，姑且记此。今已佚。然其诗在（绍定）《吴郡志》《吴都文萃》（正德）《苏州志》等书中保留三十余首，但题下注已被抹去。

2．杨备《金陵览古诗》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著录：“《金陵览古诗》三卷。虞部员外郎杨备撰。杨亿之弟也。”[66]知此集至迟在南宋时就已单行流传。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九云：“庆历中为尚书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上轻车都尉，往复道出江上，赋百篇二韵，命曰《金陵览古百题诗》。各注其事于题之下，与南唐朱存诗并传于时。”[67]此条所记书名与《直斋书录解题》小异，然据此知此集共绝句百首，题下皆有诗人自注（此点又可支持《直斋书录解题》“三卷”之描述），南宋末年尚存于世。今已佚，只在《六朝事迹》（景定）《建康志》中保留十余首诗，然题下注已被抹去。

3．华镇《会稽览古诗集》。华镇，字安仁，会稽人（今属浙江省），生卒年不详，元丰二年（1079）进士。（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云：“登元丰二年进士第，官至朝奉大夫。镇好学博古，工于诗文，一时名人宗师多称道之。尝为《会稽览古诗》凡百余篇，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于五季，爰暨国朝，苟可传者，皆序而咏歌之。历按史策，旁考传记，以及稗官琐语之所载，咸见采摭。”[68]《四库全书总目》云：“……有《会稽览古诗》一百三篇……近钱塘厉鹗编《宋诗纪事》仅从地志之中钞得《会稽览古诗》九首，知自明以来是集无传本也。”[69]查《宋诗纪事》卷二十七所载之九首诗，每于题下作注，各叙方位得名、本事传说。如：

铁门限 王中令裔孙智永善隶草，为世所重，求者弗违，户外之人如市所居限，频为之毁，以铁固之，时号铁门限。真草千字文，十九年成一千通。柳成悬称其书得家法。世传右军兰亭真迹，弟子辨才尤加宝秘。贞观中，求之不得，至使萧翼设奇而取之，山中父老尚能道其事。

铁限僧坊迹未移，千通真草了无迹。

兰亭墨迹何由见，只说萧郎奉使时。

城山 其山中卑四高，宛如城堞。吴伐越，次查浦。勾践保此拒吴，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马池，泉中产嘉鱼。越拒吴时，吴意越之乏水，以盐鱼为馈，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去。

兵家胜制旧多门，赠答雍容亦解纷。

缓报一双文锦鲤，坐归十万水犀军。

双笋石 在上虞县钓台山。高百余丈，若人冕而对峙者。其颠有异花，每杜鹃啼时开，若霞锦。神宗崩三年不荣。高宗崩，花忽变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复茂。

千尺相高卓翠珉，雨余云外露嶙峋。

鼎湖龙去苍髯断，三载丛花不记春。[70]

由以上三诗之面貌，知《会稽续志》云“序而咏歌之”一句中，“序”当为“注”之淆误。[71]另（宝庆）《会稽续志》、（万历）《会稽县志》《会稽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亦保留了少许诗作或诗注。

4．许尚《华亭百咏》一卷，今存。许尚，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宁宗朝），华亭（今属上海市）人，自号和光老人，生平事迹不可考。《华亭百咏》作于淳熙年间（1174—1189），取华亭古迹，一事一绝，共五绝百首，每于题下自注始末。

此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元至元中，徐硕撰《嘉禾志》，全载其诗。清代始广为流传，不仅《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皆有著录，《宋诗纪事》《御选四朝诗》亦选录其诗。《四库全书》予以收录，并为之撰写《提要》：

《华亭百咏》一卷，宋许尚撰。尚自号和光老人，华亭人。其始末无考。是编作于淳熙间，取华亭古迹，每一事为一绝句，题下各为注。然百篇之中，无注者凡二十九，而其中多有非注不明者。以例推之，当日不容不注，殆传写佚脱欤？吊古之诗，大抵不出今昔之感，自唐许浑诸人已不能拔出窠臼。至于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则数首以后，语意略同，亦固其所。厉鹗作《宋诗纪事》，仅录其《陆机茸》《三女冈》《征北将军墓》《顾亭林》《白龙洞》《俞塘》《普照寺》《陆瑁养鱼池》《唳鹤滩》《湖光亭》十首，亦以其罕逢新警故也。然格意虽多复衍，而措词修洁，尚不失为雅音。所注虽简略，而其时在今五六百年之前，旧迹犹未全湮。方隅之所在，名目之所由，亦尚足备志乘之参考。在诗家，则无异于众人。在舆记之中，则视后来支离附会者胜之多矣。[72]

《提要》对自注的数量、意义、价值等方面皆作了讨论和评价，可见四库馆臣对其的重视。清末民初，李之鼎《宜秋馆汇刻宋人集》亦收录此集。

《华亭百咏》以咏地方风物、存一地名胜为创作目的，题下注主要用来介绍空间方位、得名缘由、相关历史传说，对诗歌内容进行多方面的补充，但所言都比较简略，如《安公像》题下自注云“昔有僧，沉海而死，肉身尚存”;《华亭谷》题下自注云“府南三里，入松陵”;《前京城》题下自注云“府南八十五里。《舆地志》云：‘本海盐县，以地近京，故以为名。'”至于二十九篇无注者，四库馆臣推测其原因为“殆传写佚脱”，李之鼎亦承此说。《宋集珍本丛刊》所作“提要”则用徐硕《嘉禾志》中所摘录之《华亭百咏》题下注与四库本进行比对，对“传写佚脱”之说提出了质疑：

今考之《至元嘉禾志》所录，诗篇与此完全相同，其无注之篇亦复一致。其注文之阙损亦多与此相当，唯《三姑庙》题注，《嘉禾志》所引“在”下阙“府南柘湖之侧”六字、“为”下阙“誊沸独”三字；《姚将军庙》题下注，《嘉禾志》“本”下阙“在邑”二字、“北”下阙“不利”二字，皆彼阙而此全。唯《东堂》题注“以上三咏”之“上”,《嘉禾志》引作“下”，盖指以下《思齐堂》《月榭》《濯缨堂》三诗，为有补于此也。又《余山》“余”字，《嘉禾志》诗题与注皆作“佘”，而此并作“余”，不敢遽断其是非。由此可知，《百咏》之无注，或早已如此，或本来即无，不可据此本所无，遽断其必为“传写佚脱”也。[73]

认为其或原本即无注，四库馆臣之推测未可断然坐实。然“提要”所出示的几条证据并无实质性的突破，皆可作后人传写之误来理解，且二者无注之篇又完全一致，故此质疑有隔靴搔痒之嫌，似难成立。

5．方信孺《南海百咏》一卷，今存。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藏书家、校书家方崧卿之子。《宋史》卷三九五有传。生平事迹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宝谟寺丞诗境方公行状》。有《观我轩集》一卷[74]、《南海百咏》一卷传世。《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此书，《直斋书录解题》仅录其词集《好庵游戏》和《好庵游戏诗境集》。《四库全书》亦未收录。

刘克庄《宝谟寺丞诗境方公行状》云：“（其）有《南海百咏》《南冠萃藁》《南辕拾藁》《曲江啸咏》《九疑漫编》《桂林丙三集》《击缶编》《好庵游戏集》，皆板行。”[75]知此集南宋时已刻板单行于世。宋本不传。“大德间镂版行世”[76]，然元刻本今亦不存。“吴任臣作《十国春秋》、厉鹗作《宋诗纪事》，皆不及见，则明季以来，流传已尠。”[77]今传唯有元钞本。后阮元得金氏钞校本，为之撰写提要，并将其编入《宛委别藏》中。除此之外，此集另有多种版本，如《岭南丛书》本，《琳琅秘室丛书》本，广东学海堂刻本等。《丛书集成初编》据《琳琅秘室丛书》本排印出版。

此集共七绝百首，以南海古迹为题咏对象。《四库未收书提要》云：

是编乃其官番禺漫尉时所作，取南海古迹，每一事为七言绝句一首。每题之下各注其颠末，注中多记五代南汉刘氏事。所引沈怀远《南越志》、郑熊《番禺集志》近多不传。厉鹗《宋诗纪事》载刘后村序信孺诗文云“宫羽协谐，经纬丽密”，于此亦足见其一斑矣。[78]

由《行状》知方信孺为官番禺，是在开禧三年（1207）完成了使金的任务之后，故是编应作于嘉定年间（1208—1222）。诗人于每题之下，自注始末，援引材料，交代背景。如：

铁柱 野史云：张铸铁柱十二，筑乾和殿。今府之治事，尚植其四，柯公述所致也。二者犹见于相安亭壕水中，余不知所在。

崔嵬十二峙乾和，五柱何如马伏波。

败堑颓垣今日见，想曾荆棘汉铜驼。

药洲 在子城之西，趾漕台之北界。旧居水中，积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尚瀦。其东几百余丈，冗城而导于海缘，净如染。《图经》云：伪刘聚方士习丹鼎之地。《南征录》亦谓是时有方士，投丸药于其中，所以水色立变。《药洲图序》乃以为葛稚川尝炼丹于此，非也。

沙邱遗臭茂陵空，何物能成九转功。

地下刘郎犹有愧，驾言聊作葛仙翁。

石门 在州西南二十里，或谓十五里。《郡国志》及《图经》云：吕嘉拒汉，积石江心为门。《岭表异录》云：汉将军韩千秋征南越，全军覆没之地也。按：《汉书》云：韩千秋兵之入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灭之。又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以此考之，则石门非千秋覆军之处，乃楼船破越之地也。而两山盖自宇宙以来之物，积石之说，其谬可知。

吕嘉积石浪相传，双阙天开尚宛然。

成败古来俱一梦，千秋何事老楼船。

观此三诗，确如清人吴兰修在《南海百咏跋》中所云，“每题各疏缘始，时有考证，如辨任嚣城非子城，卢循故居非刘王廪，石门非韩千秋覆军处，皆足以正《岭表异录》《番禺杂志》诸书之失，不仅以韵藻称也”[79]，在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的同时，亦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史料价值。明清以来关于广东的地志之书，如（道光）《广东通志》、（光绪）《广州府志》对此集之自注多有援引，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6．曾极《金陵百咏》一卷，今存。曾极，字景建，临川（今江西东乡）人。宝庆元年（1225），因江湖诗案，谪道州卒。此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然据与其同时代人诗文所云，《金陵百咏》在当时已经结集单行：

濂溪书院吊曾景建[80]

苍野骚魂惟我吊，乌台诗案倩谁刊。

伤心空有金陵集，留与江湖洒泪看。

诗中之《金陵集》，或当即《金陵百咏》。刘克庄与曾极交往颇多，《后村诗话》对其评价亦高：“亡友临川曾景建，博学强记，无所不通，工诗，有《金陵百咏》。”[81]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始加以著录，至清代则频见于载籍，《千顷堂书目》《续通志》《宋史艺文志补》《文选楼藏书记》《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官、私书目皆予以著录，《四库全书》据鲍士恭家藏本予以收录并撰写“提要”：

《金陵百咏》一卷，宋曾极撰。极，字景建，临川布衣，晚以《江湖集》事得罪，谪道州卒。所著有《舂陵小雅》，今已不传。此乃其咏建康古迹之作，皆七言绝句，凡一百首。词旨悲壮，有磊落不羁之气。……今观其诗，如《天门山》云：“高屋建瓴无计取，二梁刚把当崤函。”《新亭》云：“江右于今成乐土，新亭垂泪亦无人。”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画江自守无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颇为深切。[82]

需要说明的是，《金陵百咏》在流传中稍有散佚，四库本实只有95首[83]。四库本外，另有清抄本。叶德辉《金陵百咏叙》云：

曾景建《金陵百咏》，四库著录为鲍士恭家藏本而外间传本绝少。此据翰林院典籍厅钞本付刊，盖即四库底本。名题“百咏”，实只91首，盖传抄不无遗漏耳。[84]

此钞本后收入《丛书集成续编》。

此集题下之诗人自注，与《华亭百咏》类似，亦非逐首加注。略举两例如下：

采石渡 事见《挥麈录》及《杨文公谈苑》。

石啄浮屠编水滨，兴亡岁久已成尘。

长江静夜芦花月，莫信牵愁拨棹人。

天门山 在当涂西南三十里，又名峨眉山。夹大江，东曰博望，西曰梁山，又号东西梁山。李白铭有曰：梁山博望，关扃楚滨。夹据洪流，实为吴津。两山错落，如鲸张鳞。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围车轮。光射岛屿，气凌星辰。卷沙扬涛，溺马杀人。国泰呈瑞，时讹返珍。开则九江纳锡，闭则五岳飞尘。天险之地，匪德无亲。

鲸翻鳌负倚天潭，天险由来客倦谈。

高屋建瓴无计取，二梁刚把当崤函。

以四库本为底本进行统计，题下无注者凡35首（若以《丛书集成续编本》为底本，则共32首无注）。虽比重与许尚《华亭百咏》相似，然无论是刘克庄《后村诗话》、罗椅《谢曾景建惠赠〈金陵百韵〉》，还是《四库提要》，举例评论都止于诗歌，皆未言及诗人题下自注。[85]题下注之外，《金陵百咏》还有两处句中注。一处出现在《覆舟山》第三句“操蛇神向山前笑”后，注云“《列子注》：山海之神皆操蛇”；另一处出现在《射殿》第四句“不作南朝石步廊”末，注云“李贺诗 ‘春热张鹤盖，兔目官槐小’；苏子瞻《竹诗》‘苍雪纷纷落夏簟’；丁公言诗 ‘回忆南朝石步廊’”。从内容上看，题下注主要是介绍山川风物的地理位置、得名由来、历史故事、神异传说等内容，并征引史籍地志、前人相关诗文，有效地扩大了诗歌的外延和内涵。

7．林同《孝诗》一卷，今存。林同（? —1276），字子真，号空斋，福清（今属福建省）人。[86]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兵至福州，被执，不屈死。

从内容上看，《孝诗》乃“摭古今孝事，……凡圣人之孝十首，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仙佛之孝十首，妇女之孝二十首，异域之孝十首，物类之孝十首”[87]，聚为一卷，共300首。刘克庄为之作序，云：

摭载籍以来孝于父母者，事为一诗，诗具一意，各二韵二十字，积至三百首。起邃古迄叔季，兼取明天理未尝泯也。自圣贤至异域异类并录，见天性未尝异也。事陈而意新，辞约而义溥，贤于烟云月露之作远矣。[88]

《四库提要》对其进行评价的立足点与刘克庄相似，“大旨主于敦饬人伦，感发天性，未可以其词旨陈腐弃之。况其人始以孝著，终以忠闻，虽零篇断什，犹当珍而惜之，是固不仅以文章论矣”[89]，同样放弃了艺术的标准，而取其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此集宋末已刊行，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刊行本”，即陈起刻本，此本已佚。清以前未见书目藏家著录，清代方有钞本和刊本。今有《学海类编》本，《四库全书》本，顾氏读画斋刊《南宋群贤小集》本，赵氏小山堂钞本等。

此集于每首诗题下置解题性质的文字，以双行小字出之，从内容上看，几乎都是还原、解释诗之本事，多杂钞、隱括子史百家之书，内容与诗作几乎完全重合，如以下三首：

申生 姬泣曰：贼由太子。人谓太子：子辞姬，必有罪。曰：君老矣，吾又不乐，乃缢死。

姬泣贼由子，子辞必罪姬。

为忧君不乐，宁死莫君知。

段秀实 号孝童。朱泚为逆，以秀实失兵必恨愤，遣骑迎，秀实夺笏击泚以死。

意其失兵久，怏怏必吾从。

夺笏直前击，那知是孝童。

孔融女 七岁父先为曹操所杀，女临刑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

不忧身即死，唯恐死无知。

倘得从父母，宁非我所期？

三首诗所咏的内容，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题下文字与诗作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覆盖，换句话说，题下文字是诗作的散文化形式，而诗作则是对题下文字的韵文化表达。所以，清末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一著录“林同《孝诗》影宋钞本”时，便云“题后各注其事”[90]，将题下文字定位为诗人自注。

8．张庆之《咏文丞相诗》一卷，今存。张庆之，字子善，吴州（今江苏苏州）人，稍晚于文天祥，生卒年不详。[91]《姑苏志》卷五十四载：

张庆之，字子善，其祖以武职入官，从建康徙吴。父明，字子聪，气岸奇伟。庆之少有志操，为举子业。逮长，弃不习。出入经史百氏，精思积年，拟《太玄》作《测灵》，又撰《孔孟衍语》。绝意仕进，好为山水之游，著《虎丘赋》，因号海峰野逸。仿五柳先生，作《海峰遗民传》，以伯夷、蒋诩、陶潜、司空图自况，且谓沈冥似海，峻厉似峰。时人尚其狷介。初，文天祥知平江，庆之齿诸生之列。洎国亡，集杜诗备述天祥平生大节。[92]

“集杜诗备述天祥生平大节”，即其所作集句《咏文丞相诗》一卷。明刘定之将此卷附于文天祥《集杜诗》之后，合而题之曰《文山诗史》。至天顺三年（1459），文天祥宗孙文珊将刘定之编定本刻板印行，仍附张庆之《咏文丞相诗》一卷于集后，此即为今存最古之本。《宋集珍本丛刊》第八十九册据此本影印收入。

《咏文丞相诗》是在文天祥《集杜诗》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即用集杜句成诗的方式，概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正如作者自序所云：

德祐初元，故丞相文公以工部尚书知平江府，开制阃，谒先圣于学。识公之表，而顾盼伟甚。心雄万夫，首唱勤王。及至行府军败，被执潮惠之间，拘以北行，不屈而死。呜呼！公之名如日月，顾何待赘？辄不自揆，效公故步，集杜一篇，粗述公处世颠末，仍各疏其事于下，大概皆公之所亲历亲记者。将来以备考信而已。[93]

从内容上看，此一卷共《弱冠擢魁》《壮年历仕》《权奸误国》《芜湖出督》《鲁港弃师》《陈相再入》《勤王拜相》《宜中出奔》《临安奉使》《渡江入海》《温福翌戴》《广州驻兵》《海丰被执》《妻孥俘虏》《弘范礼待》《崖山宋亡》《入燕囚拘》《孤忠大节》十八首集杜诗，评述了文天祥一生的出处大节。从形式上看，它们与文天祥《集杜诗》一样，皆五言四句之体。

按照集句诗的惯例，这些诗歌于每句之下，用小字注明出处，即所辑自的杜诗原题。然后另起一行，用句中注的方式，详疏其事，有效补充了集句成诗的创作方法以及五言四句的诗歌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制约与局限，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含量，消除了叙事抒情的障碍。[94]文天祥《集杜诗》主要是用小序来解决叙事的困难，200首诗共用了104篇小序，但仍未能完全消除集句所带来的捉襟见肘、生硬牵强的尴尬局面的出现；《咏文丞相诗》则选择了逐句加注的方式，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弹性和自由度，叙述事件、表情达意比文天祥更加具体细致。同时，注中征引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其《广州驻兵》云：

艰难随老母（《寄张山人彪》），身世白驹催（《秋日荆南述怀》）。鼎湖瞻望远（《奉送严公入潮》），莫恨少龙媒（《昔游》）。

此诗立意在于赞美文天祥的忠孝两全。后三句皆有注，第二句句下注云：

戊寅（1278），行府驻船江澳。弟璧知惠州，侍太夫人在堂，至九月，以疾卒。公有诗云“哀哀我圣善，玉化炎海边”是也。殡于惠、循之神山。备此一段，以见公之皇皇奔走、孝家忠国、操行兼全也。以公观之，此既一事矣。景炎升遐，日月在先。而后记之者，以祥兴事相联故耳。

此注可与文天祥《集杜诗》之《景炎宾天第三十一》和《母第一百四十一》的诗歌和小序互相对照。第三句句下注云：“戊寅岁四月望日，景炎升遐于碙川。”第四句句下注云：“四月十七日，卫王登基。六月，北至崖山，止焉。尔后己卯岁，改元祥兴，取法祥符、绍兴也。”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无论是研究宋末历史，还是研究文天祥，这些出自当时人的材料要比元人所编《宋史》和方志中的资料更加可信。

9．董嗣杲《西湖百咏》二卷，今存。董嗣杲，生卒年不详，字明德，又号静传居士，临安（今杭州）人。咸淳年间（1265—1274）曾为武昌令。入元后不仕，后入孤山四圣观为道士，改名思学，字无益。据其作于咸淳八年（1272）的《西湖百咏原序》所云：

钱塘西湖为东南伟观，穷骚人墨客技不得尽。元祐间，杨、郭二子皆以百绝唱乃无嗣音者。两山迁佛盘错，坡老守郡时，游历几遍，遗迹尚可考。南渡后，贵臣邸第多在，亭馆日辟视前，此复不侔，盖富盛极矣。予长兹地，与山水为忘年交，凡足迹所到，命为题，赋以唐律，几二十余年，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叙实抒泄，非但如杨、郭二子，披图按志，想象高唐而已。搜索奇胜，难遍以数举，此直据予所见，不以夸奇斗胜为工也……予状景物耳，不暇恤岁月无情，陵谷易变，将使百千年后，登览降望于西湖上者，因诗有感焉。咸淳壬申（1272）腊月静传居士董嗣杲书于余英堂。[95]

知此集乃是身为杭州人的董嗣杲对西湖风物景色的描写刻画，共七律百首，皆实景之叙写，累二十余年而成。

此集成于宋末，据鲍廷博《西湖百咏跋》，知元代已有刻本，“元本楮墨极古而无刊刻年月可考”[96]。明代陈贽逐首和韵，于明天顺七年（1463）由南康知府、钱塘人陈敏政作序并刊刻，名之曰《西湖百咏唱和诗》。嘉靖十六年（1537）又有周藩南陵玉楼子重刻本。后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提要》对此集的刊刻流传、诗歌数量及注释皆有考述：

《西湖志》称嗣杲原唱及贽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顺癸未，始以二家所作合刻，南康知府陈敏政为之序。又载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玉楼子重刻。其序亦称董倡居前，陈和居后，仍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谓之百咏者，盖亦极言之耳云云。此本上卷四十九题，下卷五十一题，实各足百咏之数，与《西湖志》所记不符。鲍廷博《跋》疑周藩翻雕之时，其底本偶有脱页，未及深考，遂以为原阙四首。田汝成修《西湖志》时，又仅见周藩之序。遂据以笔之于书，以《志》中仅载《周藩序》，不载《陈敏政序》为证，理或然欤。其诗皆七言律体，每题之下，各注其始末甚悉，颇有宋末轶闻为诸书所未载者。嗣杲诗格颇工整；贽所和才力稍弱，亦足肩随，皆迥在许尚《华亭百咏》之上也。[97]

题下注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补充景点的地理方位、历史变迁、沿革兴废、得名由来、胜记地志、前人的相关诗文以及有关的本事传说等。诗歌与题下注结合得较为紧密，如《石函桥》一诗：

《石函桥》 在水磨头。乐天《湖石记》云：“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田十五余顷。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蓄泄及时，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桥下凿斗门字尚存。

函开函闭管年丰，白傅能方夏禹功。

湖石记埋泥藓里，斗门字蚀水花中。

犁平阡陌犹春雨，船载笙歌自晚风。

遍倚暮阑怀古往，月明无奈瀑声空。

注中引白居易文章，诗也就结合乐天《湖石记》叙事抒情，二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断桥》《飞来峰》等诗亦是如此。另外，对相关诗文的频频摘引，是题下自注的一个特点。如《孤山路》《乐天竹阁》题下引白居易诗，《冷泉亭》题下引卢仝诗，《断桥》题下引张祜诗，《巾子山》题下引林逋诗句，《寒泉》《参寥泉》《此君轩》《杯泉》《陈朝柏》《跳珠轩》《南屏山》《苏堤》题下引东坡诗，《涌金池》《西溪》题下自注引杨蟠诗，等等。

10．陈岩《九华诗集》一卷，今存。陈岩（? —1299），字清隐，自号九华山人，青阳（今属安徽省）人。据元人方时发所撰《九华诗集传》所云，“（陈岩）宋末屡举进士不第，入元，遂隐居不出。时元世祖征求隐逸，乃汗漫江湖以避之。及老，始归青阳……出则遍历九华之胜，至一处则作一诗以系之，名《九华诗集》”[98]，知此集事实上作于宋亡入元之后，因陈岩主要生活在宋代，且文学史上一般将其做宋遗民处理，故本书亦将此集归入宋人别集。

此集共210篇，皆为七言绝句，前207首从各个角度、细节摹写九华胜景，末三首题咏九华物产。方时发《九华诗集序》云“诗有旧板，兵毁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余掇拾于散佚之余者也……特捐己币而重梓之”，此序作于“至大戊申仲秋”，即1308年，知此集在元初已有刻本，且方时发再刻之前，已有散佚。明代未见官私书目著录此书。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在补元代作品部分，录“陈清隐《九华诗集》四卷”，下附小字云“为五言绝句，题咏九华之胜”[99]，从年代和内容上看，此当即陈岩之《九华诗集》,“五言绝句”应为“七言”之误，但是，“四卷”之数未见于方时发之《序》《传》，未知何据。乾隆年间，此集被录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所撰之“提要”云“诗皆七言绝句，凡咏名胜者二百七首，咏物产者三首”[100]，与方时发序相吻合，知方氏所刻之本在后世有较好的保存和流传，未遭散佚。“是集今存以明崇祯九年刻本为最古，清光绪、民国时均有重刊本。钞本除四库本外，尚有丁丙钞本存世。”[101]

与林同《孝诗》类似，无论是方时发之《序》《传》，还是四库馆臣之“提要”，历代对此集的关注，都只集中在诗集的内容和艺术水平这两个方面，题下自注极少被人提及。据笔者目力所及，仅宜秋馆刻本集末所附李之鼎跋文论及这一特点，“题下自注原委，藉可考证九华山川故实，非仅作模山范水观也”[102]。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这些题下注，四库本及李之鼎宜秋馆刻本在注文前所加提示语，皆非常见的“自注”一词，而为“原注”二字。李之鼎将其坐实为陈岩之自注。然“原”与“自”毕竟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故《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态度，认为“小注当为陈岩或方时发所撰，非钞录者所为”[103]。此说固然稳妥，但方时发所作之《序》《传》，皆未言及题下注，更未提及其曾对此集加以注释。假设其确为此集添加题下之注，以常理度之，其应当在序中有所交代，绝无不置一言的道理，故我们认为，“原注”应当为陈岩自注。

作为此集的特色之一，诗人于每题之下，稍加注释，或点明方位，或补充历史传说、得名由来以及历代沿革，或征引相关诗文，或以散文的方式对诗中风景另加描述，与诗歌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有效地扩大、提升了诗歌的信息含量和表现能力。如以下几首：

翠微峰 原注：升云峰下，天香岭南，凝烟积翠，朝暮如一。

岚气阴阴浅色山，更分黛墨染松关。

喷云泄雾空蒙外，湿翠泠沾襟袖间。

谏堂山 原注：因子京书堂，人思之，故名焉。后属曾氏，今属吴氏。

茸茸莎草裹风长，二百年前一谏堂。

旧地几番新地主，谏堂名字愈辉光。

刘世疏庵 原注：保真院东，北双峰下。

乱草枯茅町疃场，寒风卷地日荒荒。

有来提起山庵话，又是先生朽骨香。

翠瀑亭 原注：崇圣院前。蒋颖叔诗有“云窦落来入曳练，烟崖穿遍似焚丝”之句。

湿翠抛来觉染衣，倚栏兀兀坐移时。

偶因过雨添流水，增重焚丝曳练诗。

第一首、第三首自注以极精简凝练的语言指示方位并对诗中所要描述的风景进行概括，效同图示；第二首、第四首自注主要是介绍“谏堂”之得名及摘录前人题咏诗句，为读者留下了解读诗意的线索和方向。

11．陈普《咏史诗断》二卷，今存。陈普（1244—1328），字尚德，号惧斋，福建宁德人，世称石堂先生，为朱熹三传弟子。入元不仕，隐居于乡，设馆倡学，从者数百人。陈普著作甚丰，有《四书句解铃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尚书补微》《四书五经讲义》《浑天仪论》《咏史诗断》《字义》凡数百卷，大多散佚。明人闵文振于嘉靖年间“购而得之，编而梓之”[104]，名之曰《石堂先生遗集》，共二十二卷，其中第二十、第二十一卷题曰“七言绝句”，即《咏史诗断》，共362首。[105]此本在嘉靖辛酉之变中毁于兵火。万历三年（1575），薛孔洵重刻之，并加以注释，今存，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此外，另有天启三年（1623）阮光宁选刻本，共四卷，末二卷为《咏史诗断》，今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据薛孔洵《重刊石堂先生文集叙》所云：

（先生）所著书，藏诸家塾，历胜国至我明，晦三百年未有识也。嘉靖乙未，邑先达陈公裒授云南道御史，终养家居，以先生讲义多采三注，谅有遗集，访其子孙，果获数十卷经书，有解井田，有疏咏史，有句星历，有辨其他，论策序歌，种种咸备，犁然若万斛珠玑……

由“有疏咏史”一句，可证《咏史诗断》当有陈普自注；由“藏诸家塾”一句，可以推测其虽未有刻本，然在小规模的范围内，三百年间代有流传。此集最早单独被著录，见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陈普《咏史诗》。”[106]然黄氏将陈普视为元人，并将此集录为《咏史诗》，且未云卷数；之后，倪璨在《补宋史艺文志》中，收陈普之经学著作；而《石堂先生遗集》和《咏史诗》则归入《补辽金元艺文志》，一时归宋，一时入元，似显混乱。宋亡时，陈普已33岁，立身处世，求学问道，大局已定，且入元之后隐居不仕，坚守遗民之气节与立场，故本书将其视为宋人。

《咏史诗断》共计171题362首，皆为七言绝句，以人名为题，分别吟咏从有虞氏至朱文公的历代重要的历史人物，尤以六朝为重，或一人一首，或数人一首，或一人数首。从诗与史的关系来看，其长于论断，“其词严，其论正，其旨深，其意远”[107]，且喜翻新出奇，常常能“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108]。

在几乎每一首诗之后，陈普都缀以“自注”，围绕诗歌，或交代历史背景，或解释诗中本事，然更多的是通过剪裁史书，发表评论，以“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与诗歌所采用的极度浓缩的七绝的形式互相补充，通过自注文字，诗人“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109]。兹举两例如下：

荀息

三怨盈朝积不舒，奚齐卓子釜中鱼。区区荀叔若汝媪，智略无称信有余。 自注：全德全才，古人难得，但一节足为世教，圣人皆许之。此荀息之死，所以得书于《春秋》也。献公未死，一国之中皆二子之党也，其畜有年矣。奚齐、卓子之危，荀息皆肯为之传。受献公临终之命，为之尽力，荀息之智其不足称者矣。及李克杀二子，荀息必践其言，不负献公之托，斯则君子有守无二、忠信不渝之道，此夫子所以取之也。正如子路仕非其所，而结缨一结，亦可称。至怨，古今之所难忘，而仁义之心能不灭，亦足为三纲五常之助矣。

景帝

宗庙谁开内使门，临江依样又穿垣。爱妻娇子如泥土，晁错何知独恃恩。 自注：晁错穿太上庙垣而无罪，临江王荣穿太宗庙垣而下狱。爱之则小臣欲其生，恶之则爱子欲其死，《汉书》以成康称之，过也。

前一首咏荀息，前两句铺陈历史背景，第三句于大历史的背景下，不讳言其智略无称，然末句却笔锋陡转，转而称道其身上不输于智略的另一种美德——忠信，前三句的不断蓄势为结句的破茧而出埋下了强有力的伏笔。诗之义脉如此，诗人之立场、判断固然清晰，然以诗歌出之，仍不得不留有余地，所以，意犹未尽之处，化身为自注文字，以忠、智之难兼备为起点，中间隱括荀息之大节，最后以夫子对忠信之揄扬为终点，并取子路以类比，夹叙夹议，铺陈展开，已可作一篇史论文字看待。后一首是对汉景帝的评价，诗歌仍然止于史事的排比，引而不发，述而不论，自注则在进一步落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突破正史的权威，不囿于“文景之治”的光环，对景帝之独断暴虐予以正面的批评，点出明君的阴暗之处，作翻案文字，别生眼目。

不能回避的是，陈普理学家的身份在诗歌自注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的史观、史断、史论均建立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之上，理学家的价值判断常常在自注中洋洋洒洒地展开：一方面，自注中常常转引程朱之言，如《管宁》篇自注引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之论，《庞士元》篇摘程子之言；另一方面，其直接标榜道德事功、阐发天理纲常的理学家言论更是比比在目，俯拾即是，不仅如此，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态度，在自注中亦有明显的流露。如《陆机》自注云：

文人如宋玉、李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蔡邕、曹丕、曹植、阮籍、潘岳、陆机、陆云、谢灵运、范晔、孔熙先、王勃、宋之问、骆宾王、李峤、张说、李贺、杜牧、柳宗元、刘禹锡、元稹、舒元舆、南唐冯希鲁兄弟与近世苏氏之徒，皆轻擐浅薄，浮华诞妄。且复矜其功慧，傲睨人物，荒淫不道，往往为之，祸乱死之，不知悟也。沈身之祸犹轻，败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门以高才能文章为人之不幸。使读书而不知道，岂为臣下者所宜尊尚哉。

此一段文字，是理学家“重道轻文”论调的集中宣扬。陈普几乎将南宋以前的一流文人一网打尽，指责他们浮躁浅露，虚华诞妄，将世风日下归谬于此，把他们在文学上的才华和对文学史的贡献一笔抹杀，“程氏之门以高才能文章为人之不幸”，武断而又迂腐可笑。

三 题序与题注之辨

上文补出来的十一种自注诗集中，张庆之《咏文丞相诗》自注在每一句之后，陈普《咏史诗断》自注在每一诗之后，余下九种，诗人自注皆置于诗题之下。对于这部分文字的性质，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当为题序而非题注。究竟是题序还是题注，这点对本章意义重大，需认真辨正。

我们可以把这九种诗集分成两个部分。先来看《姑苏百题诗》《金陵览古诗》《会稽览古诗集》《华亭百咏》《南海百咏》《金陵百咏》《西湖百咏》《九华百咏》这八种诗集。

首先，八个集子篇幅都不大，几乎都是由一百篇五七言律绝组成的“百咏诗”，一卷成帙；从内容上看，八种诗集的共性非常突出——它们有着同样的主题——都是对某地风土名胜的全面题咏（姑苏、金陵、会稽、华亭、南海、西湖、九华），皆以景点为题，一景一诗，所以，题下文字的内容，也都是诗人对作为诗题的景点的地理位置、得名由来、历史沿革、典故传说、相关诗文的介绍和补充，或是对书中相关记载的考辨与订误。上文对这些内容，已经分别举例进行了说明。为了进一步辨明此问题，我们不妨再补充一些例子，加强直观的感受（仅列出题下文字，诗歌省去）：

《秦望山》 秦始皇东巡，登高历览，刻石纪功，故曰秦望。

《放马涧》 在新昌县。支道林放马之所。或讥道人养马不韵，答曰：贫道赏其神骏。（《会稽览古诗集》）[110]

《刘氏山》 悟性寺后山。《南征录》谓之刘王山。盖伪刘曾作台观于其上。

《越楼》 楼在圜阓中。轮囷为一郡之壮观者，昔名众乐楼，程师孟有诗。（《南海百咏》）

《集贤里》 父老云：昔陈陆诸公居此，因以为名。

《陆机茸》 在谷东。吴陆逊生二孙，常于此游猎今古。桑陆又名吴王猎场。（《华亭百咏》）

《湘公嗣》 事见通鉴。

《长干塔》 事见僧史。

《桃叶渡》 一名南浦渡。《金陵览古》：在秦淮口。桃叶者，晋王献之爱妾名也。献之诗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橶。但渡无所苦，我自相迎接。不用橶者，谓横波急也。献之歌此送之。（《金陵百咏》）

《先得楼》 在钱塘门西，即钱塘正库酒楼也。咸淳中，州里以三篆字揭之。

《乐天竹阁》 在广化院，乐天守杭日建。绍兴中，寺徙今处，重建竹阁，有郑清之记。乐天诗云：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西湖百咏》）

《观音崖》 帻峰西冲有石室。唐末高僧卓庵感观音现，故名。

《净信院》 碧云峰西南，旧名碧云庵。今院额山西云门寺，因其屺毁，宋绍兴中，里人汪湛请额移此。（《九华诗集》）

古代学者在著录或论及这些诗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将这些文字目为题下注，我们对古人的判断做了归纳，如下表所示：

十种判断中，只有张淏和韦居安以之为“题序”，余八人皆以之为“题注”，首先在数量上，“题注说”便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成为主流的观点。当然，比起旁人，诗人自己的判断更为直接，也更有说服力。在末句“又互见《宝陀岩》注”几个字，明白无误地表明，在陈岩眼里，他是将题下文字视作注而非序的。所以，照此类推，与《九华诗集》在性质、内容、风格、体制等各方面皆高度一致的其他七种诗集的题下文字，亦当为题注而非题序。

其次，以今保存完好的几种著名的宋诗宋注如施元之、施宿、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下文简称《东坡诗集注》）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同样是以景点命名的题咏风物的诗歌，在这几种注本中，题下的文字皆被视为题注，或诗人自注，或出自注家之手。在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二“古迹”类中，这一点有清楚的体现（仅列出题下文字，诗歌略去）：

《诅楚文》 自注：碑于开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听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观下，今墓在开元寺之东，数十步则寺，岂祈年之故基邪？淮王迁于蜀，至雍道病卒，则雍非长安，此乃古雍也。

《李氏园》 自注：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

《秦穆公墓》 子功：《三辅黄图》橐泉宫。《皇览》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

《四望亭》 自注：太和中，刺史刘嗣之立。李绅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过濠为作记，今存而亭废者数年矣。

《碧落洞》 自注：在英州下十五里。

《严颜碑》 自注：在忠州。颜即巴郡太守，事见《蜀志·张飞传》。

《隆中》 縯：《汉晋春秋》：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以上罗列的七首诗，皆以地方景物为题，题下皆有说明文字，或补充地理方位，或介绍流传变迁，或点出历史人物，或添加相关文献，与本节补出的以题咏地方风物为主题的八种诗集如出一辙，几无二致。王十朋在集注的过程中，对东坡自作的文字，皆标明“自注”，对各家注释的文字，各标明其归属，很明确地将其定位为题注而非题序。所以，据此推衍，八种专门题咏地方风物的诗集，每题之下所添加的文字亦应为题注而非题序。

事实上，不仅是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如此，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同样如此，如以下几首诗（仅列出题下文字，诗歌略去）：

《润州图经》 甘露寺在北固山上，唐宝历中李德裕所建。德裕《祭言禅师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于高标。东坡自注此诗云：欲游甘露寺，有二客相过，遂与偕行。寺有石如羊，相传谓之很石，云诸葛亮孔明坐其上，与孙仲谋论曹公也；大铁镬二，案铭梁武帝所铸；画师子一，菩萨二，陆探微笔。卫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须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记，乃卫公为穆宗皇帝追福所葬者也。

《灵隐寺》 《杭州图经》：晋咸和中，有西乾梵僧云此武林山是天竺灵鹫之小岭，乃创灵隐寺。

《虎跑泉》 《临安新志》云：昔性空禅师尝居大慈山，无水，忽有神人告之，曰：“明日当有水。”是夜，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涌出，因号虎跑泉。

《石镜》 山谦之《吴兴记》：临安县东五里，石镜山东有石镜一，所径二赤四寸，甚清亮。武肃王钱镠幼时游此，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状。

题下文字皆出自施宿所作“题下注”，比对八种专咏地方风物的诗集的题下文字，从思路到内容到文字到风格，二者完全一致。如果硬要说出其中的不同，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施顾注中，此类题下注的出现是分散的，而对于后者来说，题下注的出现是集中的、大规模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改判其性质，将其从题注转为题序。

再次，我们还可以从诗歌题下小序发生发展轨迹的角度再加一层考量。诗序是诗人在题下自述写作缘起、主旨和创作背景，是读者了解作品的重要依据。它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有两个源头，故由此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内容和风格。一种发源于《诗》小序，这类诗序相对比较短小，主要是用来阐述诗歌主旨；另一种则发源于赋序，此类诗序一般委曲详尽，篇幅较长，主要是用来阐释创作缘由。[111]很明显，本节所补的八种诗集的题下文字并不是用来揭示诗旨，那么，它们跟用来阐释创作缘由的诗序有无相似之处呢？上文提到，文天祥《集杜诗》大规模地运用了题序，以补充创作的背景和缘由，我们不妨以此为参考，稍作比较，如以下二诗（仅列出题序，略去诗句）：

扬州第二十六

李庭芝在州十余年，畏怯无远谋，惟闭门自守，无救于国。及景炎登极，以为首相，乃引兵轻出，渡海南南归，朱焕寻以城献虏，哀哉！

景炎拥立第二十八

予自苏州归阙，建议出二王于闽广，及虏至，二王方出宫，苏刘义、陆秀夫遇二王于温，时陈宜中海船泊清嶅门，诸人往邀之，共图兴复，益王始建元帅。及张世杰自定海至，同趋三山，以五月一日益王登极，改元景炎。

此二则诗序与前文所引的题下注明显有异。题序中有“我”，有诗人的主体参与，所以，感情色彩较重，主观性也较强；题注中无“我”，只是对景物地理方位、历史沿革、典故传说等方面的介绍补充，所以比较客观。题序相对完整，自具首尾；题注则灵活分散，可以由多个片段组成。

所以，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量，我们认为，本节所补八种题咏地方风物的诗集的题下文字皆为诗人自注，它们构成了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当被忽略或屏蔽。

最后，再来看林同的《孝诗》。虽然清末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一著录“林同《孝诗》影宋钞本”时，将题下文字视为注释而非诗序，然纵观与此集相关的书目著录或评论文字，无论是《四库提要》《续通志》《钦定续文献通考》，还是卷首所载刘克庄原序，虽繁简不一，但所涉及和讨论的内容都只限于对其单一内容的批评、伦理价值的肯定以及对诗人生平的辨正，至于题下文字，皆未置一词。而且，今人在偶尔论及《孝诗》的时候，也将其定位为题序而非题注，如以下两例：

宋代林同著有《孝诗》一卷，实为以四言诗的形式，加上诗前小序的说明，对自上古至于隋唐历代倡导的实践孝行的人物加以表彰和颂扬。[112]

作者举古今孝事，每事以一五言绝句歌咏，亦间有二诗咏一事者。诗前有小序略加说明。[113]

以上引文将其定位为诗序，很有可能是因为《孝诗》在开始的部分，有《既醉君子》《四牡使臣》《南陔孝子》《白华孝子》《蓼莪孝子》《北山大夫》六篇，卷中及卷末又有《卫七子》及《卫女》二篇，此八篇皆径直取自《诗经》及束皙之《补亡诗》，属于早期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模糊的形象，不似其他各篇，有历史人物之依托，故题下文字皆只能直接摘引《诗》及《诗序》，学界误以此集题下文字为题序，当是受此数诗之影响。

综上所述，在距离张三夕教授整理出《宋诗宋注总目》三十年后的今天，借助文献整理的最新成果和检索工具的日新月异，结合学界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从他注与自注两个方面入手，我们可以补出以下二十四种宋诗宋注。如下表所示：

补录的24种宋人注宋诗，他注13种，占54%，自注11种，占46%。注释方式的不同，带来了一些整体上的不同倾向。

其一，从存佚情况看，13种他注除《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简斋诗增注》部分尚存之外，其他均已亡佚；相反，11种自注除了北宋的3种已亡佚，南宋的8种全部保存完整（仅《华亭百咏》《金陵百咏》《九华诗集》在流传过程中稍有散失），且明清两朝涌现多种刻本。

其二，从出现时间上看，13种他注在南宋中后期陆续出现，时间上较为分散；而11种自注中，南宋后期出现的有8种，其中，又以南宋灭亡前后最为集中，《孝诗》《咏文丞相诗》《西湖百咏》《九华诗集》《咏史诗断》5种自注诗集皆作于此段时间。相应地，在注家的身份上，遗民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群体。

把以上补录的24种宋诗宋注与张、姜二氏所辑录的38种注本放到一起，则今可考知的宋诗宋注共计62种，其中，8种自注诗集皆存全帙，故今存全帙的宋诗宋注共计18种（详细情况见“附录一”）。这62种宋人的本朝诗注构成了一个更加接近完整的宋诗宋注的世界，本朝人注本朝诗这一现象在事实上的普遍存在，借由它们，得到了更加确切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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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者在论及宋诗宋注的时候，多加以引用。如冯国栋《宋代文人与〈景德传灯录〉》云“据张三夕《宋诗宋注管窥》一文的统计，宋人注宋诗有35种之多”，载《九州学林》2007年春季卷，第15页；王友胜《宋诗宋注名著四种叙录》云“据初步统计，宋人注宋诗凡35种，其中注苏诗17种，注黄诗6种，已占去强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5期，第127页。

[2]张三夕：《宋诗宋注管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第66—68页。

[3]关于“补注”与“庚寅增注”的具体情况，今天学者普遍认为“补注”的著作权当归属李壁本人，这一点应无疑问，如王水照《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王友胜《论〈王荆公诗笺注〉的学术价值与局限》（《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55页）等文皆持此说。而“庚寅增注”的作者，清人多怀疑其为宋人曾极，如翁方纲、傅增湘皆持此说（参见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八《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诗二首》、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3集部二），王水照先生则认为非曾极所作（参见《王荆公诗李壁注前言》），究竟何人依然待考。巩本栋师通过对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壁注《王荆文公诗》宋刻残本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结合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公案提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新说，即认为李壁不但是“补注”的作者，也是“庚寅增注”的作者，论证过程参见巩师《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一文（《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第69—71页）。稍后，这一结论得到王水照先生的认可。（参见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卷首所附王水照先生之“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

[4]最近几年，随着对苏诗宋注本专题研究的日渐深入，宋人苏诗注本的情况得到了较好的梳理，版本、作者、演变、特点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已日渐清晰和明朗，相关的讨论可参考刘尚荣、王友胜、何泽棠三人的系列论文。

[5]《玄赏斋书目》乃伪书中的伪书，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李丹、武秀成《一部伪中之伪的明代私家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辨伪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200页。

[6]王应山纂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大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今存光绪二十八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影宋刊本和民国十四年铁琴铜剑楼影宋刊本。后者即黄丕烈跋本，黄氏判断有误，其并非宋刻本，实乃明人翻刻。《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类》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别集类》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明确著录其为明刻本。关于这一问题，详细论证可参见彭东焕《〈注鹤山先生渠阳诗〉成书与流传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蜀学》第五辑，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68—169页）

[8]（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9]（清）査慎行：《苏诗补注》,《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111册，第8页。

[10]（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庭坚诗集注》，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5页。

[11]（宋）蔡模：《文公朱先生感兴诗注》,《佚存丛书》第2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第29页。

[12]（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第9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09页。

[13]胡炳文《感兴诗通》今存两种版本，皆为明本，一为叶氏本，一为詹氏本。前者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后者保存在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卞东波《朱子〈斋居感兴二十首〉在东亚社会的流传与影响》（《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0辑）和史甄陶《从〈感兴诗通〉论胡炳文对朱学的继承与发展》（《汉学研究》第26卷第3期）分别对两种版本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可参。大致来说，从时间上看，叶氏本晚出；而就内容上看，叶氏本选十家注，詹氏本则列入十一家，多出了4条程时登的注释，并在诗后附录了刘履的看法，除此之外，其他内容在叶氏本中都可以见到，但是叶氏本中注释的内容更多。

[14]（雍正）《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册，第732页。

[15]（雍正）《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5册，第732页。

[16]（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宛委别藏》第5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17]据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一文（《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第118—129页），知此注本在韩国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因为蔡正孙的征引而得以保留其中的一部分，注本面貌可由此略窥一二。现将金程宇考察的结论转录如下：该书引傅注三十七则，对陶诗及苏轼、苏辙和诗皆有注释。大体而言，傅注有梳理文义者，如《和停云》:“仙溪畸人傅共云：此诗自 ‘念彼海康’而下，谓梦见子由也。”子由《和停云》:“傅仙溪云：是时风雨无虚日，而有拔木之恐，故此诗所谓其如予何者，言不为风雨而内变也。”《和答庞参军》“丱妙侍侧，两髦丫分”句：“傅仙溪注云：此言周彦质使稚子歌舞以乐东坡也。”（卷一）有据见闻作注者，如《和时运》 “乔木干霄”句：“傅仙溪云：予尝游白鹤峰，公之故居，旧基依然，峰颠乔木数本参天，其北下瞰长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数人布坐。”《子由和劝农》“计无百年，谋止信宿”句：“傅仙溪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闽人多以舟载田器寓居广南，耕田不为长久之谋，但为二三岁之计。《左传》云：再宿为信。”有校勘异文者，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时来苟冥会，婉娈憩通衢”句：“傅仙溪注：‘冥会’作 ‘宜会’,‘婉娈’作 ‘疏辔’。”（卷五）由此知傅共的注本，是陶诗与苏氏和诗共注。在具体注释内容方面，或梳理文义，或补充见闻，或校勘异文，其价值自不须多言。另，关于此注本，亦可参见杨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探微》,《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18]（宋）金履祥：《濂洛风雅》卷3，清光绪退补斋本，第5—15页。

[19]第二首诗后，何基注中径直引用“黄勉斋曰”，黄勉斋即黄幹，何基为其徒，由此，可以确知何基的注释直接吸收了其老师的部分观点。

[20]（宋）何基：《何北山先生遗集》，清光绪退补斋本，第1—10页。

[21]（雍正）《浙江通志》，第732页。

[22]关于胡炳文《感兴诗通》所录十种《感兴诗注》的注家，卞东波、史甄陶二人已分别做了讨论，此处多有参考，特此指出。

[23]（宋）戴表元：《剡溪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13页。

[24]（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册，第28页。

[25]（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6]（明）夏玉麟、汪佃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嘉靖）《建宁府志》（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27]（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3,《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89—590页。

[28]《感兴诗通》所录十家注释，只有蔡模注辗转流传了下来，其他九种，皆已散佚，只是借由《感兴诗通》的摘引，保留了零星的注释，略存面目，可窥一斑。据卞东波《朱子〈斋居感兴二十首〉在东亚社会的流传与影响》一文的统计，其保存情况大致如下：潘柄注33条，余伯符注14条，胡升注5条，胡次焱注十余条。另外，蔡模《感兴诗注》摘引潘柄注文2条（见其十四、其十五）；元人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卷十四所录朱文公《感兴诗》中，引潘柄注5条（见其三、其五、其九、其十四、其十九），引余伯符注3条（见其一、其六、其二十），引徐几注1条（见其二十）。

[29]这九种分别是：傅共《注释东坡和陶诗解》、唐庚《苏诗注》、史会更《山谷诗内集注》、潘柄《感兴诗注》、佚名《感兴诗四家注》、何基《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余伯符《感兴诗注》、胡升《注朱子感兴诗》、胡次焱《感兴诗注》。

[30]魏娜：《论中唐诗歌自注的纪实性及文献价值》,《文献》2010年第2期，第39页。

[31]此集皆为七言绝句，共计195首。首二篇为叙录，之后的诗歌皆以历史人物为题，始于《唐尧》，终于《贺若弼》。每诗或单吟一人，或合吟二三人。诗题之下，用几个字抽绎出中心思想，诗后注出史事，注后为评论。注文与评语，详略不一。注评之间，虽多以“臣昙曰”标示，但也不时出现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者。评注之间，没有明显界限；亦注亦评，注中夹评；先评后注，评中夹注。自注文字，除少数几条是照抄《左传》原文外，绝大多数是节录、隱括史传，且不标明处。具体情况，参见赵望秦《宋本周昙〈咏史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2]关于四注本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何泽棠《〈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第76—77页。

[33]（宋）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杜工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第23种，光绪十年遵义黎氏校刊本书后附录。

[34]（宋）史铸：《百菊集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第79页。

[35]详细情况，见杨焄《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学术界》2014年第3期。

[36]（清）沈展垣编：《历代诗余》，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98—1299页。

[37]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全宋文》，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册，第239页。

[38]据张健《蔡正孙考论——以《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为中心》一文（《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61—62页）的考证，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完成于大德四年（1300），并由其子弥高刊行，这一年蔡正孙62岁，其生平可考者也就到此年为止。

[39]卞东波：《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40]《华山文库汉籍目录》（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1976年版，第151页）和《晚松文库汉籍目录》（高丽大学中央图书馆1978年版）以及全寅初《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学古房2005年版）皆有著录。

[41]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第118—119页。

[42]蔡真逸即蔡梦弼，相关考证见杨焄《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考述》,《学术界》2014年第3期。

[43]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第125页。关于此注本，亦可参见卞东波《〈精刊补注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复旦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44]郑骞：《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376页。

[45]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6]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7]吴书荫、金德厚校点：《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此书将“胡笺”注文加上注码，移于正文之后，又将《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中的“增注”置于“胡笺”之后，兼有胡笺本与刘评本二者之优长，故本书以此为底本进行统计。

[48]此外，另有一条是对《无住词》的注释。《清平乐》（木犀）后，引“中斋云：此词疑用山谷《晦堂问答》”。由此知中斋之注，与胡笺、增注一样，皆包括诗注与词注。

[49]（宋）陈著：《本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222页。

[50]钱仲联先生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序中称闻仲和为宋末人，固然未错，然在时间定位上稍显宽泛。

[51]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序亦云“其书大概只是注一些律句，且早已湮没不传”。

[52]朱熹《训蒙绝句》的来历有真伪之争，很长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视为伪书，且与托名朱熹的《性理吟》纠缠不清。事实上，据此跋文，《训蒙绝句》确为朱熹所作，一目了然，殆无可疑。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王利民《〈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都是利用此跋文，力证《训蒙绝句》之真，可参。前者见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后者见《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

[53]（宋）徐经孙：《矩山存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第31—32页。

[54]束景南《朱熹作〈训蒙绝句考〉》一文云：“徐经孙，《宋史》卷四百一十有传。宝庆二年（1226）进士，距朱熹卒不过二十余年。黄季清为《训蒙诗》作注当更早。按《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八有包扬录一条，云：‘季清言：“有一乡人卖文字，遇虎。其人无走处了，曾闻人言，虎识字，遂铺开文字与虎看，自去。”……’可见黄季清乃朱熹弟子。”（束景南《朱熹佚文稽考》，第687页）此段考辨忽略了跋文后半段所提供的时间上的坐标，下语过于鲁莽。跋中有“二人相交四十余年”的字样，则知二人大致同时，且注本应作于晚年。束氏仅由徐经孙1226年中进士，便导出黄季清作注在此之前，推断过于简单。同样，其仅根据《朱子语类》中出现的一条含有“季清言”的材料，便断定黄季清为朱熹弟子。查《晦庵集》，知与朱熹相交往的季清另有“愈季清”，故很难仅据此一条材料，便断定其为黄季清；而且，从时间上看，徐经孙生于1192年，而朱熹卒于1200年，黄季清与徐经孙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则其从朱子相问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跋末又明言其“从加斋学，师友渊源有自”，由此可知《朱子语类》中之“季清”，非黄季清。

[55]关于注本的特点，束景南云：“徐经孙称其注为述，似黄季清之注多转述耳闻于朱熹之说者。”与跋文后半部分所总结的广征博引、杂取诸家的特点迥异，知束氏所言过于武断。

[56]（宋）朱熹著，朱人杰等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册，第1201页。

[57]正德《瑞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2册，第3页。按：卞东波在《朱子〈斋居感兴二十首〉在东亚社会的流传与影响》一文中指出，《宋元学案》卷83“双峰学案”对蔡汝揆的介绍，与此段文字基本相同，只是没有提及《感兴诗注》一书。查《江西通志》卷七十一“蔡汝揆”条的记载，亦是如此，文字基本相同，唯独漏掉了《感兴诗注》。

[58]柯劭忞：《新元史》，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3415页。

[59]（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686页。按：文中“任渊、史会注陈、黄二诗”一句在“史会”后漏一“更”字，比对钱文子《芗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其（黄庭坚）诗集已有任渊、史会更注之矣”可知。（《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5页）

[60]（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1,《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315册，第18—19页。

[61]（宋）叶寘：《爱日斋丛抄》，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58页。叶寘在此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南宋后期福建地区以刘克庄《梅百咏》为中心的声势颇为壮大的诗歌唱和现象，做了比较细致的归纳，并一一摘录了后村对各家和作的点评，颇为可观。

[6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0,《四部丛刊初编》，第1315册，第15页。

[63]（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64]（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65]《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363页。

[66]《直斋书录解题》，第590页。按：杨亿为福建浦城人，与杨备籍贯不合，待考。

[67]（宋）周应合纂修：（景定）《建康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册，第2165页。

[68]（宋）张淏纂修：（宝庆）《会稽续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册，第7147页。

[69]《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77—2078页。

[70]（清）厉鹗：《宋诗纪事》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94页。

[71]关于题注与题序的区分，本节的第三部分有专门的讨论辨正，可参。

[7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53页。

[73]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08册，第187页。

[74]此集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中。

[7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6,《四部丛刊初编》，第1329册，第15页。

[76]金桌《南海百咏跋》,《南海百咏》,《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23册，书后附录第1页。

[77]（清）吴兰修：《南海百咏跋》,《南海百咏》,《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书后附录第2页。

[78]（清）阮元：《南海百咏提要》,《揅经室集·外集》卷3，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42页。

[79]（清）吴兰修：《南海百咏跋》,《南海百咏》书后附录第1页。

[80]（宋）乐雷发撰，萧文注：《雪矶丛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6页。

[81]（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页。

[8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44页。

[83]按：清朱旭曾道光十七年（1837）《金陵百咏跋》云“余得文澜阁传钞本仅93首，因取《方舆揽胜》《建康志》补五首，尚少二首”；宣统三年（1911），傅春官《金陵百咏序》径直引朱氏之言，“吾乡朱氏述之复取《方舆揽胜》《建康志》补五首，尚缺其二”。今盘点四库本所收，实95首，朱、傅所云，乃疏于寻检。较之叶氏所刊清钞本，四库本多出《台城》《宋受禅坛》《南唐郊坛》《李氏宫》四首。

[84]（清）叶德辉：《金陵百咏叙》,《金陵百咏》，清光绪癸卯长沙叶氏刊本。

[85]究其原因，或是就诗作本身而言，无论是内容的充实厚重、感情的悲壮磊落，还是艺术的工致深蕴，《金陵百咏》都远在《华亭百咏》的水平之上，故诗注被挤出了关注的视域。罗椅《谢曾景建惠赠〈金陵百韵〉》一文之极力称扬，不吝美词，可为佐证。其曰：“黍苗离离，麦秀芃芃；吊古宫于荒畦，抚颓城于野草。仆悲马怀之叹，至《百咏》极矣。鼎鼎百年，身逝影灭，虽富贵优极者，亦沦入尘埃。冥冥中，惟贤人君子之遗躅，骚人墨客之赋咏，迹愈陈而愈新，愁益久而益菀结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远而读之者已凄然若无所容，不知千载抚此卷者当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办此等恼人言语于千载之上耶？”（罗椅《涧谷遗集》卷三，庐陵罗嘉瑞刻本，《宋集珍本丛刊》，第85册，第745页）

[86]关于林同之字号，《宋史》所云有误，《四库提要》辨之已详，此不赘述。

[8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78页。

[88]（宋）刘克庄：《孝诗序》，林同《孝诗》,《丛书集成初编》，第2264册，第1页。

[89]《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78页。

[90]《善本书室藏书志》，第531页下栏。

[91]张庆之其人其诗，《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均未著录。胡可先《全宋诗辑佚120首（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第24页）据《乾隆太平府志》卷四三《艺文志》和《道光繁昌县志》卷十七《艺文志》收录《咏文丞相出督（集杜）》《集杜咏鲁港弃师》二诗。这两首诗实即《咏文丞相诗》的《芜湖出督》和《鲁港弃师》二诗。

[92]（明）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3册，第1023页。

[93]（宋）张庆之：《咏文丞相诗序》,《咏文丞相诗》,《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89册，第694页。

[94]绝大多数句下皆有注释，只有少数句下无注，仅标明杜句出处。无注之句分别为：《壮年历仕》的第三句，《芜湖出督》的第一、三句，《鲁港弃师》的第一句，《陈相再入》的第一、三句，《勤王拜相》的第一句，《宜中出奔》的第三句，《临安奉使》的第一句，《渡江入海》的第一句，《广州驻兵》的第一句，《妻孥被俘》的第一、三句，《弘范礼待》的第一、三句，《崖山宋亡》的第一句。从数量上看，共16句，占此卷全部72句的22%。

[95]（宋）董嗣杲：《西湖百咏原序》，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西湖百咏》，清钱塘丁氏嘉惠堂刊本，第6页。

[96]（清）鲍廷博：《西湖百咏跋》，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西湖百咏》，集末附录。

[97]《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92—2193页。

[98]（元）方时发：《九华诗集传》,《九华诗集》，清末民初李之鼎宜秋馆宋人集刻本。

[99]（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10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2196页。

[101]《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第298页。

[102]（清）李之鼎：《九华诗集跋》,《九华诗集》，宜秋馆刻本卷末附。

[103]《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第298页。

[104]（明）阮璜：《重刻石堂先生遗集序》，陈普《石堂先生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21册，第281页。

[105]明孔洵重刻本在第二十一卷末尾，有跋云：“先生咏史之作，题曰《诗断》，信乎！推心穷迹，昭道北义，绳以春秋之法，归诸天理之公……”可见，在其眼中，此二十、二十一两卷的咏史诗，即《咏史诗断》。

[106]《千顷堂书目》，第776页。

[107]（明）闵文振：《咏史诗断跋》,《石堂先生遗集》卷21，第596页。

[108]（宋）费衮：《梁溪漫志》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10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9页。

[110]《宋诗纪事》卷27，第694页。

[111]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0页。

[112]罗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别样诗篇——林同及其〈孝诗〉考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97页。按：关于《孝诗》的形式，《四库提要》云其为“五言绝句”，刘克庄《孝诗序》云“二韵二十字”，无论是五言四句体，还是五绝，其为五言殆无疑问。此处云其为四言诗，当为编辑之误。

[113]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