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和“社会改造思潮”释义

“五四时期”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简称，对于其起始时间，至今尚无一个相对明确且得到普遍认同的界定。归结起来，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指1915—1921年，即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段，如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1]。第二种观点是1915—1923年，即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到1923年“科玄论战”兴起，如张艳国主编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刘军、严正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基督教观述论》，等等。[2]第三种观点是1917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如美国学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3]，等等。此外，还有一种笼统的说法是“五四前后”，如陈崧编辑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将时间界定在1917—1927年。可见，关于“五四时期”的时限，研究者大多根据研究的需要自行界定，因此出现各种分期观点。

笔者认为，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来看，“五四时期”应当界定为1915年到1925年，因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唤醒和促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识。从1919年五四运动全面爆发，到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也由思想文化层面转入政治层面。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5]，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就社会改造思想而言，反帝反封建始终是中国近代革命或社会改造的主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其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因此，本书讨论社会改造思潮，将“五四时期”界定在1915—1925年。

“社”指古代祭神之所，最早出自《孝经·纬》：“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会”指聚集、聚会。“社会”一词由“社”与“会”二字合成，意为村民集会，最早见诸《旧唐书·玄宗上》（本纪第八）：“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宋人《近思录》中的《治法》亦言：“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其中“社会”指乡村学塾在春秋祀社日或其他节日的集会。《辞源》 将“社会”解释为：（1）古时社日，里社举行的赛会。后泛指节日演艺集会。（2）志趣相同者结合的团体。[6]《近代汉语大词典》则释为：（1）古有春秋二社。春祭神，以祈丰收；秋收后，迎神赛会，作为对神的报谢。总称为社会。（2）意趣相同所结合的一伙。（3）集市。[7]《国际标准汉字词典》释为：（1）由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即社会形态。（2）泛指各阶级、阶层的人群。[8]在西方世界，英文Society、法文 Societes 均源于拉丁文Socius，意为伙伴。1875年，日本学者福地樱痴将Society译为“社会”，从此逐渐流行于日本，并传入中国。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9]此为西方“社会”一词转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之一，意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或人群。

“改造”一词，最早见诸《诗经》：“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说文》解释说：“改，更也。”[10]《辞源》释“改造”为：（1）重新制作。（2）重新选择。[1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释为：（1）对原有的事物进行局部修改或彻底更新，使适合新的需要。（2）特指用某种方式改变人的思想。[12]综而观之，“改造”即改变，或修改或变更原事物，使适合新的需要；或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

“社会改造”由“社会”与“改造”组合而成，意为修复和变革现存社会结构及其制度，使之成为理想的社会。在近代中国，社会改造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指以政治、经济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的改变。后者还包括人的改造，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从封建蒙昧状态向自由理性状态的转变。[13]

社会改造为什么成为五四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

首先，社会改造符合思潮的一般要件。学术界公认关于“思潮”最为经典的概述，是梁启超1902年在《论时代思潮》一文中所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4]这一论断既揭示了思潮产生的条件，也指出了思潮形成的特点，说明思潮与时代变革、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即社会思潮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且有价值的思想潮流。

其次，社会改造接近五四时期关于社会思潮的认同。1919年4月创刊的《教育潮》在“发刊词”中，点明了“潮”的两种含义：一是它有“迁流递嬗之时间性，变化密移之空间性……故能刷新改进，永久持续其生命于不替”；二是它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15]同年5月，杨适夷撰文探讨“社会思潮”的界定问题，指出：要说明“社会思潮”，先要弄清楚四个问题，并且一定要指明“现代思潮”的范围，方不致犯“名词含糊”的毛病。第一要明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第二要知道“社会”是“实在的”“常存的”，不是“假设的”；第三要认识“社会的意识”是社会学者说的“社会心理”，并非虚拟之词；第四是“社会心理”，若因“时代不同”有其特别表现的时候，就是“时代精神”，也可呼为“时代思潮”。[16]这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社会思潮观，“社会改造”思潮是完全符合这些基本要件的。

最后，社会改造符合当代学界关于社会思潮的要求。概括地说，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形态并且具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潮流。具体地说，社会思潮是某些个人、群体、阶层、阶级围绕着一些社会问题提出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思想、主张、观点的总和，是理论形态与心理形态的统一。[17]

具体到社会改造思潮，在五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主张社会改造的团体，以北京的解放与改造社、新社会、少年中国学会、共进社和天津的社会改造社、南昌的江西改造社等为代表。同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以社会改造为宗旨或宣传社会改造主张的报纸杂志，以《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共进》和《新江西》为代表。主张和宣传社会改造的代表性人物，有各政党、社团的首领，如中囯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中国国民党方面的戴季陶、胡汉民，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左舜生，研究系的张东荪、张君劢，等等；也有各种进步社团的代表，如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利群书社的恽代英、江西改造社的袁玉冰，等等。此外，还有专题研究社会改造思想（潮）的成果，如朱镜宙著《民国政治改造论》、东方杂志社编《中国改造问题》和《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等等。这些主张社会改造的报纸杂志和社团组织，共同孕育了社会改造思潮和运动，对中国社会改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诚如梁启超所说，思潮与思想的不同之处，“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至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18]社会改造思潮既有主流思想也有支流派别，其中既有主张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文化运动、教育改造等手段的差异，也有主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等方式的不同，更有坚持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等理论和道路的分别。但是，其“共通观念”是改造现社会，建立理想的新社会。可见，社会改造在五四时期形成一种以批判和揭露、改造旧社会，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