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族类神圣性的树立与神话的创生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在中国西南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权变更，东晋将领桓温率领的军队进入“十六国”之一成汉的都城成都，已经割据四十年的成汉归顺中央朝廷。随后，亡国之君李势偕同一帮旧臣远赴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其中，包括成汉著名的史官常璩。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今四川崇州）人，生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江源常氏为当地大族，家中收藏大量历史文化典籍。常璩少年时遍读先辈遗书，以才学广博闻名蜀中。成年后，成汉政权慕其之名，拜为史官；到李势即位，官至散骑常侍，有机会接触大量文献资料和了解成汉国情，撰书多种。赴建康后，李势被贬为归义侯，常璩则入秘阁，掌著作。
成汉旧臣在骄矜的东晋士大夫那里当然是得不到重视的，其后又因一些降晋官员谋反败露而雪上加霜。常璩虽未参与谋反之事，也受轻待。常璩难耐寂寞，难忍歧视，更难捺对故地文化的一腔热忱，便怀愤整理巴蜀地区的史学旧作，改撰成《华阳国志》。殊不料，这样一“怀愤”，无意中写出了被后人称为“中国最早的带民族志性质的地方志”的奇书，留下了珍贵的西南各民族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华阳”一词，出自《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指华山之南传说中九州之一古梁州或晋时益、梁、宁三州，包括巴、蜀、滇、黔以及陕南一带，亦即如今中国西南地区。上古至晋时，其地族群繁多，先后有氐羌、濮、巴、蜀、嶲、昆明等称呼，“俗好鬼巫，多禁忌”，充溢着浓厚的巫文化氛围。《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记叙了大量的各民族史料，包括不少神话传说。其中《南中志》里关于南中昆明始祖“元隆”、夷濮“竹王”等由来的叙述，当为汉文史籍所载较早的完整的南方民族族源神话。关于元隆的故事说：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 【壶】［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 【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 【壶】［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倍］龙坐，龙就而舐之。沙 【壶】［壶］与言语，以与龙倍坐，因名曰元隆。沙 【壶】［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 【龙】［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 【之】［所］贵也。”共推以为长。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像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1]
晋时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这个与南中昆明始祖相关的故事展现了一个神奇的境界：哀牢山下，一位捕鱼的妇女在水中触到一根沉木，受了感应而怀孕，十个月后生下十个男孩。后来，沉木化为龙，与母子见面并舔了最小的男孩。于是，大家共推最小的男孩为王，同娶另一家十个女儿为妻繁衍族群。
故事里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无疑是那条以沉木的形式出现的神圣的龙，族类群体虔诚地“祖之”，并“皆像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纹”，即为了与神龙相像，大家都在衣服后面装饰龙鳍一样的“十尾”，在手臂、脖子上刻龙鳞一样的花纹。何以如此？也许，在当时那种“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的环境和浓郁的巫文化氛围中，只有这样树立起一个神圣的始祖形象，进而创造出关于始祖的神圣叙事，并以始祖形象来规范族类成员的外形，才能凝聚起族群意志，保证族群的繁衍发展。同时，也只有树立起这样一个始祖形象，才能使自己族类具有“神圣性”，可以傲然地屹立于各族群之林。
神圣继续进行。过了几百年，乌蛮南诏在太和城建国，元隆（《后汉书》作“九隆”）的神圣形象及其叙事经过改装，又成为南诏统治者蒙氏祖坛上的神圣叙事。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集》记载了改装后的故事：
哀牢国，永昌郡也。其先有郡人蒙迦独，妻摩梨羌，名沙一，居于牢山。蒙迦独尝捕鱼为生，后死牢山水中，不获其尸。妻沙一往哭于此，忽见一木浮触而来，旁边漂沉，离水面少许。妇坐其上，平稳不动。明日视之，见水（木）沉触如旧。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怀妊十月，孕生九子。复产一子，共男十人同母。一日行往池边，询问其父，母指曰：“死此池中矣！”语未毕，见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一与子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俱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一小子不能去，母固留之。此子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就唤其名曰习农乐。母因见子背龙而坐，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其名池曰九隆。习农乐后长成，有神异，每有天乐奏于其家，凤凰栖于树。有五色花开，四时常有神人卫护相随。诸兄见有此异，又能为父所舐而与名，遂共推以为王，主哀牢山下。[2]
在这里，以沉木形式出现的神圣的龙变为蒙迦独，成为蒙氏的祖先；而且“小子”习农乐也“有神异”，即“每有天乐奏于其家，凤凰栖于树。有五色花开，四时常有神人卫护相随”。
再往下，神圣性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种族记忆”。这种独特的方式，就是蒙氏所属的氐羌系统的父子连名制。
关于氐羌系统父子连名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朝宋时期范晔撰的《后汉书》。该书《西羌传》记载，古代羌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以父名为种号，按照书里所列，当也包括以子名递接父名，依次而下。其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父子连名制”，子名递接父名的末一字，如书里记载的“先零”羌的“渠帅”滇零，其子名零昌。
滇零—零昌……
另一种是“父子重名制”，子名递接父名一字，但不一定是末一字，如“烧当”羌，“渠帅”滇良的世系为：
滇良—滇吾—东吾—东号……
南诏蒙氏世系属于纯粹的“父子连名制”，即借助九隆神话、将先祖蒙迦独列为以沉木形式出现的龙、蒙细奴逻（习农乐）列为沉木感生的小子以后，自蒙细奴逻（习农乐）开始子名皆递接父名后一字：
（龙的化身）蒙迦独—蒙细奴逻（习农乐）—逻晟—晟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异牟寻……
于是，“神圣性”荫盖了整个家族，荫盖了一代又一代的族人。
先零世系是见于史籍最早的父子连名制，南诏世系是见于史籍最早的系统的父子连名制，其后，南方民族氐羌系统的彝、纳西、哈尼、怒等民族，百濮系统的佤等民族，父子连名制族谱不断展现在各种文字的记载里。南诏世系带出了族源神话，更多的族谱带出了更远古的“种族记忆”。在这些族谱里，父子连名制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的第一个祖先，由此可以上溯到人类的源起，进而上溯到宇宙的创生，从而展现了更多的天地形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收录入清初成书的黔西彝文史籍《西南彝志》里，作为彝族德施家族谱牒的《德施氏源流》开头，作了这样的描述：
天地未产时，混混沌沌的，空空旷旷的；阴与阳二者，二者相结合，产生了清气，产生了浊气。
阴与阳二者，二者相结合，哎（影）样样产生，哺（形）门门出现……哎翻而为天，哺翻而为地……
天上降雨雪，地上有江河。魑与魅出现，人兴于丛林。会动有生命，有血又有气，人始希慕遮。
希慕遮乃一，遮道古乃二，古珠诗乃三，诗雅立乃四……[3]
史籍展现了一个更为壮观的天、地、人共生共长的境界：混混沌沌的宇宙，阴阳运行，产生了清气，产生了浊气，出现了影，出现了形，孕育了天，孕育了地，还孕育了“人始希慕遮”……由此，德施氏的始祖或人类第一个祖先希慕遮，为宇宙之子，由宇宙创生之气的精华凝聚而成，具天地之性灵，似乎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由此，南方各民族先民为树立族类的神圣性，尤其为树立族类始祖的神圣地位而创造的神圣叙事，追溯到了更渺远的天地形成，人类起源。这或许是各民族先民创造创世神话最深层的心理动机之一。
于是，在追求神圣、树立神圣的强大的内驱力驱动下，一个个族源神话，以至天地形成神话、人类起源神话、考验再生神话、文化创制神话……创造出来了，它们以奇特的境界、绚烂的色彩，构成了包括氐羌、百濮系统在内的南方民族文学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晋）常璩著，汪启明、赵静译注，吴迪等校订：《华阳国志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本书里《华阳国志》的引述均录自此版本，其中校订字词均为此版本原有。
[2]（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8页。
[3]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西南彝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