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

一 《人的文学》：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对于新文学运动大幕的完全拉开，意义重大。但以往的研究者在阐释《人的文学》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文学”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儿童”和“妇女”。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

我们虽然不能说，周作人的现代思想、“人的文学”的理念起于“儿童”，但是，周作人关于“儿童”的思想与关于妇女的思想等一起，构成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这应该是有事实作依据的。

我们先从《人的文学》的文本解读入手。

五四新文学思想是在颠覆封建专制的“三纲”这一基础上建立的。可是，仔细考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达的现代文学观，却主要是在颠覆“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两纲，尤其以颠覆“父为子纲”这一封建传统最为激烈，而“君为臣纲”却并没有作为批判对象。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简明介绍了西方发现人的历史，指出其出现了儿童学与妇女问题研究的“光明”，“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转而说道：“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对自己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想，周作人是这样解释的：“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进一步论述说：“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而周作人所举出的“几项”是“两性的爱”即“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和“亲子的爱”即“祖先为子孙而生存”。以常理而论，周作人显然是认为这两项在“人的道德”中很重要，所以才先提出来加以论述的。

本来“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要先辟“人荒”，却说着说着，又从“更不必说了”的“女人小儿”说起了。既然五四新文学思想是在颠覆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辟“人荒”，提倡“人的道德”，本应从“君为臣纲”这一封建伦常说起的，可是，周作人却就是偏偏不说，只是在列出的作为人的文学“不合格”的十类旧文学中，有“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与“君”沾一点边，但是皇帝只与“状元宰相”并列，未见有多尊贵，却强调了“神圣的”“父与夫”。（着重号均为本文作者所加）在论述“人的文学，当以道德为本”这一“人道主义”问题时，周作人批判的只是“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他是站在“神圣的”“父与夫”的对立面上，为儿童和妇女说话。

在判别道德方面，周作人特别看重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看其是否如庄子设为尧舜问答的一句“嘉孺子而哀妇人”。比如，周作人曾说：“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其来者远，未可骤详，然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如何，要亦一重因也。”[1]周作人还说过：“我曾武断的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作甄别及格……”[2]

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